【新唐人2012年12月9日讯】十七世纪后期，收复了台湾岛之后的大清康熙皇帝，为振兴沿海地区长期凋敝的经济，解除了明朝以来三百余年的海禁，实行开海通商政策。一六八五年，清政府设立粤海（广州）、闽海（漳州）、浙海（宁波）、江海（今江苏云台山）四大海关，这是中国历史上正式建立海关的开始。后来闽、浙、江三海关衰没，形成粤海关一口通商之实。在开关之初，并无专门外贸机构的清政府对西方商船招驾无方，贸易极其混乱。于是粤海关相中了长期以来一直在广州冒险活跃着的商家，公开招募其中有实力者，指定他们与洋船上的外商做生意，代海关征缴关税，从此中国最早的外贸代理洋行——广州十三行组织登上历史舞台。伍秉鉴便是这“堆满银钱”的十三行商人中的一员。
You are I No.1 old friend，you belong honest man，only go no chance.
你是我最好的老朋友，人挺实诚，只是运气不好。
Just now have set tea counter，all finished，you go.
现在债务一笔勾销，你可以回国去了。
这两句中文句法的英语出自大清广州十三行的怡和行商人伍秉鉴之口，说这话时，他撕掉了一名美国商人七点二万元的借据，这段话也成了广为流传的名言。
说话的人确实仗义。要知道，七点二万元在当时是一笔巨大的财富，那时，一艘远渡重洋的中型海船所携带的货物，总价值也不过十万元左右。伍秉鉴毫不犹豫就取消了对方的债务，确实是与人们印象中锱铢必较的商人大相径庭。这个举动让伍秉鉴豪爽的名声在美国为人所津津乐道达半个世纪之久。
伍秉鉴能如此豪爽，倚仗的是他拥有的巨大财富。一位清朝时曾在广州十三行居住了二十多年的美国商人亨特在他的《广州番鬼录》一书中说：“伍浩官（伍秉鉴）究竟有多少钱，是大家常常辩论的题目。”“一八三四年，有一次，浩官对他的各种田产、房屋、店铺、银号及运往英美的货物等财产估计了一下，共约二千六百万元。”而在这个时期的美国，最富有的人也不过资产七百万元。美国学者马士说，“在当时，伍氏的资产是一笔世界上最大的商业赀财”。在西方人的眼中，伍氏商人就是当时世界上最富有的商业巨头。二零零一年，伍秉鉴与洛克菲勒、比尔·盖茨以及成吉思汗、刘瑾、和珅、宋子文等人一起，被美国《亚洲华尔街日报》评为上一千年世界上最富有的五十个人。
一向重农抑商的大清朝竟出了位“世界首富”，这位伍富翁是个什么样的人？
(以下文字节选自《“教父”伍秉鉴》一文 撰文/覃波 唐水）
“一辈子只讲过一句笑话”
简单的说，伍秉鉴致富的基本因素是他的身份：“行商”，即广州十三行的商人。
十七世纪后期，收复了台湾岛之后的大清康熙皇帝，为振兴沿海地区长期凋敝的经济，解除了明朝以来三百余年的海禁，实行开海通商政策。一六八五年，清政府设立粤海（广州）、闽海（漳州）、浙海（宁波）、江海（今江苏云台山）四大海关，这是中国历史上正式建立海关的开始。后来闽、浙、江三海关衰没，形成粤海关一口通商之实。在开关之初，并无专门外贸机构的清政府对西方商船招驾无方，贸易极其混乱。于是粤海关相中了长期以来一直在广州冒险活跃着的商家，公开招募其中有实力者，指定他们与洋船上的外商做生意，代海关征缴关税，从此中国最早的外贸代理洋行——广州十三行组织登上历史舞台。
伍秉鉴便是这“堆满银钱”的十三行商人中的一员。
对于从事外贸代理业务的大清行商来说，全部贸易机会都寄托在洋商身上，这里充满着激烈的行业竞争。而伍秉鉴首先做到的，就是“征服”了洋商。
在西方人眼中，伍秉鉴“诚实、亲切、细心、慷慨”。 “慷慨”我们已经领教过了。那个欠了伍秉鉴七点二万银元的美国波士顿商人因为经营不善无力偿还债务，欠款在身，离家多年却不能回国，伍秉鉴撕毁了借据，让他放心地回国，这份“慷慨”中还让对方感受到了他的“细心、亲切”。委托他代理贸易业务的那位美商亨特在书中还讲了一则他们之间的交易事件，笔间流露出对伍秉鉴的敬意：“我们替他贩运了一批由产地订购的生丝，赚钱很多。他命令把卖得的钱以加尔各答东印度公司汇票的方式汇回。但是我方的经营者却将这笔款子贩卖了英国货，结果使他损失了数万元。我们对他说我们应当给予赔偿。这位老人却回答道，‘让我想一想，明天再说。’第二天他在办公室里说，‘请你写信给C先生，请他以后要多加小心。’他说话时，以杖击地，以示着重。但他接受了那批滞销的英国呢绒，拒绝接受任何赔偿。”
在一些外商的日记、笔记中，伍秉鉴是个不苟言笑的人，熟悉他的外商都说他“一辈子只讲过一句笑话”。不懂得幽默不要紧，伍秉鉴在外国人眼中仍然充满人格魅力，“在诚实和博爱方面享有无可指摘的盛名”，被看作是一位非常值得信赖的商业伙伴。当时与广州贸易往来的重要客户之一便是大名鼎鼎的英国东印度公司，而伍秉鉴便是英国公司的“银行家”和最大的债权人。公司大班在每年结束广州的交易前往澳门暂住时，总是将库款交给伍秉鉴经营。公司有时资金周转不灵，还向伍家借贷。
伍秉鉴就是这样在洋行中恩威并施，他的影响力已经举足轻重——从某种角度看，伍秉鉴有点像近百年后在上海滩掌握商贸行业领袖权的“老大”，有着统领全盘之能力和魅力。直到十三行没落，他一直担当行商领袖，即十三行公行的总商。
睁开眼睛“赚”世界
美国哈佛大学贝克尔图书馆保存有这样一张保险赔偿申请单，申请方是两艘美国船只的船主，这两艘船在一八一零年开往瑞典哥德堡的途中被丹麦海盗劫掠，于是向保险公司申请赔偿。不太寻常的是，其申请单上的货物中有属于大清行商伍秉鉴价值五万八千美元的茶叶。一位大清朝只管“代理”外贸业务的行商怎么会与外国有直接贸易？这与亨特所言曾帮伍秉鉴贩运生丝这类事一样，都能证明，伍秉鉴不是普通的代理商，他的行商业务已有突破性拓展。
按照大清朝廷的设计，洋商与中国商人互相不能直接接触，十三行的行商就是挡在贸易双方中间的“中介”。官员也不能与洋商直接接触，行商就被授权收缴税饷，代办各类官方事务。每年经手数百万元对外进出口贸易额的十三行行商，其性质一半是官方的工具，一半只是守在广州口岸算计货物差价、抽取“规例”、“行用”的“牙商”。伍秉鉴却不仅做代理商，还凭借他与各国商人的友好关系，建立起其世界性的商业网路——在大清十三行，伍氏的做法独一无二。
到十九世纪中期，怡和行的“伍浩官”在西方商界已享有很高的知名度——有一艘崭新的美国商船下水启航时，人们注意到，它的名字就叫“浩官”。
压在历史的阴暗面
“浩官”的名字其实挺尴尬。中国商人一向被轻视，投靠权贵门下或买个顶戴头衔是常有的事。十三行行商也大多捐有官衔，于是才有了带“官”字的名号，比如伍浩官、潘启官、卢茂官等。此外，作为半官方性质的行商，在外商眼中，他们是国家商人，是中国官方的代表。事实上行商们虽顶着二品、三品的顶戴，其职责却如同最底层的衔役。他们负责监督管理外商，“保证”外商和商船上的各色人等遵守大清法规，外商触犯法规，受罚的却是行商。
一八三零年十月的一天，伍秉鉴突然接到官府命令，让他立即四处张贴告示，严加驱逐走在十三行大街上的“番妇”，并重申禁令。事件的起因在今天看来实在可笑。原来，有几位英国和美国妇女从澳门来到广州商馆。她们当中，英国商馆主任盼师的妻子是最美丽的一个，她的穿戴全是真正的伦敦时装。晚上，她们同一群先生走在当时最繁华的十三行靖远街上，惊异的人们在窗畔门户中观看西洋景，惹得各家店铺纷纷打起灯笼。而清政府早有禁令，外商不得携带女眷进入广州商馆。这一荒诞的禁令一是防暴露过多的西方妇女着装服饰有伤地方风化，二是防洋人在广州口岸生养子嗣，安家落户。“番妇”进城，这个似乎不足为怪的事，在一百多年前的清朝，却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是一个每每让中英两国走到战争边沿的问题。现在，这个问题落到伍秉鉴头上了。
盼师为了夫人的尊严，从停泊在黄埔的英船上召集武装水手百余人，携带枪炮登陆广州商馆，使得中英剑拔弩张，大有一触即发之势。伍秉鉴受命解决此事，却夹在官府的高压和英商的抗议之间左右为难。最后，伍秉鉴只得以盼师夫人患痰疾未愈需要调理为由，请官府同意等她病愈后离开广州。盼师夫人在商馆住了五十七天，随着盼师的离任，这次番妇引发的枪炮僵局才暂时平息。
一八一七年，美国商船私带鸦片到黄埔港被官府查获，做担保的伍浩官交出罚银十六万两，其他行商被罚五千两，相当于鸦片价值的五十倍。承受这样的处罚，几乎可使行号陷入绝境。所以，行商不比广州口岸的自由商人，他们须尽量置身于鸦片走私之外，以图自保。可是，为鸦片交罚金担风险的伍秉鉴们还是被置于历史的阴暗面，成为鸦片战争的罪人。
百万赎金买来恶名
一八四零年六月，英国远征军封锁珠江口，鸦片战争爆发。据一位美国商人的记录，伍秉鉴当时“被吓得瘫倒在地”。他争取和平解决鸦片问题的努力彻底失败。伍秉鉴别无选择，他只能倾其所有，希望中国能赢得胜利。伍家的怡和行和其他行商，都为这场战争贡献了巨额的财富。
和平时期，行商们早就是广东官吏和北京朝廷榨取的对象，以皇帝寿辰、国家战事、河工水利等名目向行商的勒索和摊派从未间断，战事一起，行商自然更须为朝廷源源不断地贡献财力，他们积极募捐，出资修建堡垒、建造战船、制作大炮。伍秉鉴在写给一位美国商人的信中说，他们承受着巨大负担，“对我这把可怜的老骨头来说实在是有些沉重”。
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英军所到沿海城市几乎都是势如破竹，只有广州一城英军不攻而退。这真的有赖于行商们的财力打造了固若金汤的广州城防吗？
非也。一八四一年五月，清政府妥协撤防，英军长驱直入，兵临广州城下，准备发起总攻。守城将军奕山便动用了解决华洋纠纷的惯用招术——令行商前往调停。伍秉鉴的儿子伍绍荣受命随同广州知府余保纯出城讲和。在城外，双方一番讨价还价之后，义律答应，英军可以退出虎门炮台以外，条件是清军退出广州城外 二百里，并且在一个星期内交出六百万元的赔款。随后，一纸《广州停战协定》终止了一场将要开始的血战。
这六百万元赔款，实为广州城的赎金，这是近代中外战争中，中方付出的第一笔大宗赔款。其中十三行商人共出资二百万元，伍怡和洋行所出最多，计一百一十万元。而行商们的捐献也买来了奕山的功勋。在向清廷报告战况时，奕山隐瞒了他乞降讲和的真相，一份“粤省夷务大定”的奏折被送进京城，竟让道光皇帝欣喜不已。
正是这次赎城之举，让人们对十三行的商人更添恶感。不少人认为，国难当头，十三行商人同入侵者讲和，充当清政府屈辱投降的中介，与广东人民的抗英斗争相悖，是有损国体的耻辱行为。当时广州城流传着这样的民谣：“四方炮台打烂，伍怡和银子顶上”。某日，广州雷雨大作，市民传说这是伍秉鉴要遭雷击。
一八四三年九月，伍秉鉴去世，享年七十五岁。美国人亨特曾写道：“这位举世闻名的公行最后的头人，与拿破仑、威灵顿都生于一七六九年”。能与拿破仑、威灵顿相提并论，也确实够有名气的了。这位世界首富，充任行商四十三年，担当行商领袖三十年，他与十三行的垄断地位一起消失。伍秉鉴及林则徐的蜡像被一同陈列在当时的伦敦名人蜡像馆。
原题目：大清国最后的传奇：世界首富—伍秉鉴
文章来源：阿波罗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