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9月25日讯】（接上文）
如果说《三国演义》是一个“义”字贯千古，特别告诉后人“义”的内涵是什么，表现了深层的文化，丰富人们的思想。那《水浒传》则是勾画了栩栩如生的强盗群像，告诉人们“盗亦有道”。
要给强盗“树碑立传”，可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好在对于一些强盗，民间有几百年口耳相传的传奇，民众的心理是接受的。为什么要给强盗“树碑立传”呢？这里面的历史渊源是什么呢？难道是让后人效法这些强盗行径吗？我们还是不能笼统的作答。
我们换一个角度看。人是善恶同在的，这是相生相克的理在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的人身上的反映。相生相克制约着一切，而一切又都呈现出相生相克。从修炼的角度看，人有佛性和魔性，在人间也就是善恶好坏的表现而已。只不过社会的道德和伦理要求人们要各自抑恶扬善，各安其事。反之，人类的败坏必会祸及每一个人，人类的罪恶会使人过早的被自己淘汰。中国古代有一个非常有内涵且哲理相当玄奥的“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其实也和人生观密不可分。
既然“恶”是人本身就具有的。人在社会中的一切都和善恶有着联系。“抑恶”是必然的，是道德层面的要求。单就“恶”来讲，也有以恶抑恶的内涵。那么，“恶”的表现就成为必然。作为有理性的人来讲，表现“恶”时，也应有所依循。“圣、勇、义、智、仁”即是战国时的强盗代表盗跖留给后代走此道的“道”。离开强盗之“道”，人们发起“恶”来， 便无“道”可循。从这个意义上讲，水浒传中强盗们的故事流传，已经是坊间百姓内心深处对“强盗”的承认和接受。所以，仗义的强盗就这样在人们灵魂深处找到了广泛的生存空间。
人是理性的，也是复杂的，有时人对事物心理上的接受和实际现实的反差却是非常大的。人接受李逵的天真、坦率和至孝，但李逵杀人、抢劫和吃人肉时，已不再计较李逵的人性是如何为社会所不容了。“十字坡”张青和孙二娘的侠义也在心理上遮掩了人们对人肉作坊的厌恶。矮脚虎王英的好色，鼓上蚤时迁的偷盗，在“好汉”们的侠肝义胆下也演绎成为一种佐料。从另一个角度上是非常好理解的，为什么要为这些人“树碑立传”？因为这是人类生存、发展的需要，人的“恶”也要像个人样的表现出来。
在一个大治的社会里，是不会有这么多的强盗的。“官逼民反”的说法也很有道理。人类就是这样发展的，起起落落、兴兴衰衰。强盗产生的环境必是乱世，混乱的朝纲才是强盗滋生的温床。人们对贪官污吏的痛恨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在民众从心底激起的反抗，而这种意识的表达，就是希望他们心目中的“好汉”为人民除暴安良。
“好汉”们行侠仗义的方式只能是“以恶制恶”。人们对“强盗”的定义已经自然的演变成为“好汉”。施耐庵为强盗们画像的本意是用正面描写的方法对人们心中的“恶”进行规范，同时也给当政者以警戒，也使得人们在心中对强盗有了一个完整、丰满而清晰的概念。
(待续)
文章来源：明慧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