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发了一个微博，大意这样的：今天下午，儿子去带红领巾，不过，他们班上韩国同学不用去，可以直接回家。这在美国日本是不可能的事儿。人家的价值观是普世的，教育也是普世的，不会因为你是哪国的孩子而进行区分。你有本事让韩国学生也心甘情愿的戴红领巾，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吗？
这是对教育的意见。想起了去年5月在三联书店做的一期节目，我作为凤凰博报的主持人，和朱大可先生(右)对话，谈《我们能为教育做点什么》，在这里再转发一下，和大家分享。
王冲：大家下午好，欢迎来到我们这一期特别的名博沙龙，一般名博沙龙我们是放在演播室，今天我们在这里，有这么多的观众，大家跟我们一起讨论、分享。今天我们请到了著名的学者，朱大可老师。朱大可老师今天要谈的题目是《我们能为教育做点什么》，我想大家对朱老师很熟悉，我也不过多的说了，开始之前简单地介绍一下为什么放在这里，之前定在大学里做一场演讲，因为不可抗拒力以及大家都知道的原因，我们没有做成，我们从人民大学移到北外，北外又有不可抗拒力和大家都知道的原因，又没成。我们既然要做就一定要做成，所以移到这里讨论一下教育问题，大家都会感同身受。大学对我们这个活动有些限制或者有些不满，我觉得非常理解，但是有两点我觉得是个人不太好接受的：第一，我们已经定好了，早期申报或者学校及学院已经通过了，这些都是按通报走的，但是后来又不行，有点违反条约。第二，学生对我们没有说实话，只说有考试或者有什么事情，遮遮掩掩的，学校让学生撒谎，这个最无法忍受的问题，朱老师从这方面谈谈大学方面面临什么问题。
朱大可：说老实话我也是第一次碰到这种情况，我们对大学政策不够理解，对我们国家的文化政策还是理解不够，我们不知道党的审议、国家的审议到底是什么，我们还要继续学习，学到老、看到老，不断地迎接新的挑战，刚才主持人说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第一，我们没有契约精神。契约是古罗马时代为人类奠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最基本的交往规则，但是中国就是没有。中国的商业到今天为止不是一个真正的公平交易的商业，是建立在阴谋诡计、权力这些不正常的关系上，所以中国的商业、中国的经济以及贸易都是非常发达，但是非常畸形，这是一方面。
朱大可：另外一方面，主持人提到非常重要的一个话题，校方违反了契约以后怎么解决，所采用了撒谎的方式，这让我想起前几天周立波的话题，我们从小被教育成撒谎的孩子。
王冲：我们的撒谎从小学的第一篇作文开始。
朱大可：对，从我们的爸爸、妈妈开始编造各种各样的故事，那一天就是我们的蒙难日。从那天开始到现在，直到大学毕业，现在的研究生、博士生不断地说谎，有时候想想很可悲，一个人其实最好的时光就是从幼稚园开始一直到博士结束，这个大概是在差不多25、26岁，最好的生活时光是献给了一个说谎的时代，我觉得这就是中国的教育最大的问题。
王冲：我想问一个私人的问题，朱老师您以前写作文的时候也撒谎吗？
朱大可：也说谎，一样说谎，我以前还写红色日记，可能你们没写过，真的是红色的书皮，每天写，今天我又读了毛主席的哪段语录，非常感动，或者今天看了什么红色电影非常感动，全是千篇一律的，通常第一句是晴空万里、春光大好，都是诸如此类的空话、套话。那个日记每周都上交给班主任批，班主任会写评语，看红色日记写的是不是符合规则，他有一个规训的过程，这个过程用什么来检验呢？就是用红色日记来检验，你是不是被规训成功了。
我想起一个很有意思的事件。那一年台湾国民党代表团，连战访问他西安的母校，我不知道大家还记得那个案件吗，我是看现场，组织了六个孩子，三个男孩三个女孩带着红领巾，在台上表演 “连爷爷您回来了”诗朗诵，然后这六个孩子就开始朗诵，充满深情的，其实连战是谁他们也不知道，声情并茂，“连爷爷您回来了，您终于回来了”，连战的手下全部笑得前仰后合，就连战不敢笑，这件事情全台湾轰动，因为在几年之后台湾人民就再也没有看到这种场景，大开眼界。就是六个孩子公开的在台上用这种虚假的话说谎，回到台湾以后变成很大的麻烦，因为台湾的议会开会，民进党把“连爷爷您回来了”做成手机铃声，就在国会，开会的时候就让他们打进来，拿这个手机给连战听，“连爷爷您回来了”，连战因此就丢了国民党主席的席位，这是一个笑话，很有名的一个。
实际上我们反思一下，难道我们不都是在这样的成长吗？我小时候，那时候有一个西哈努克，是柬埔寨废除的国王，那时候他在北京混，到处游山玩水，给他好女人，好吃好喝伺候着，为什么呢？就是为每年五一在天安门广场站一站，就是这样一个活宝。我奉命要去准备一段操练，要去街上迎接他，然后我就在大阅兵上看过，就是训练你怎么走方阵，我那时候小学五年级，被训练成排队走的很整齐，去迎接西哈努克亲王，最后因为没走好，被开除了，当时痛苦了好久，没有加入到“连爷爷您回来了”这样的一个角色。
这次受挫可能对我是一个很大的心理打击，从此我走上另外一条道路，所以反观我们自身，我们都是从那个状态下过来了，所以我们可以说我们既是它的受害者也是得益者，因为我们正是因为这个东西迫使我们长大以后开始反思，我们的教育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王冲：其实我们的教育问题，除了像撒谎，还有很多，比如说温总理到他的母校考察，还引用了一句话，学校里应该有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这也是我们缺少的一个重要因素。
朱大可：这个就是指大学的人文精神的基本行为，独立和自由。我所在的学校还好，我在学校亲眼看到同济大学党委书记在跟学生说要“自由之精神，独立之思想”。我觉得这个很了不起，今天这个已经非常的罕见，温家宝敢在他的母校说出这样的话，这也是以前所很难想像的，为什么要说这个话，本来这些东西不需要说，它是一个最基本的底线，但是现在完全的变了，导致这个原因是什么呢？校园现在有个说法叫行政化，就是党委书记凌驾于一切，行政教育这一块是非常基础的东西，但是党委不管这个事情，以前党委还做思想工作，现在党委思想工作都不做了，刚才我们在车上讨论一个事情，党委做思想工作至少告诉你共产主义很快就要实现，通过大家的努力，共产主义是怎么个事情，告诉大家这个事情，现在他们也不相信这个，思想工作怎么做？做思想工作是要有资源，现在问题是党委自我的空心化。
另一方面也有很多同学试图保持自己独立的人格，但是他在整个的校园体系里面是不被认可的，团委有团委的系统，有很多系统来管这里的思想，最终的结果是什么呢？最终结果是没有独立的思想，造成了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我们毕业出来的学生思想奴隶化以后，进入工作岗位以后，没有这种原创的意识，没有这种充分的自我表达、自己的创造精神，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所以马上就看到后面中国制造面临的问题。例如，我现在的手机，这是真的苹果。以前，我用中国移动的天翼手机，花了1500块，我当时还想支持一下国产，买了一个天翼手机是1500块，跟苹果做的一模一样，背后还打着苹果的记号，看不出任何的区别。找了很多人看，看不出任何区别，外形没有区别，唯一的区别是不能用，你不是点击嘛，你点，点半天没反应，这就是它的品质，只能模仿苹果的外表，品质是不能模仿的。这个问题在于我们已经失去了原创的能力，我们现在只能跟在别人后面爬行，变成别人的三流的模本，这是我觉得我们未来文化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瓶颈，就是原创的，而这个只能归咎于我们的教育，当然还有其他的原因，思想的进步，宣传部门的思想进步，这也是一方面。
但是很重要一点从小学开始，从应试教育开始，从标准教育开始，我们就没有自己独立思考的空间，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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