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开辟以来，我大中华民族以神传文化立国五千年之久，至二十世纪初马克思主义之传入而肇开祸端，三十年国亡，又六十年于今几至灭种，一朝陵谷变，满目是劫灰，马克思主义为祸之烈，大中华民族亡国之痛，曾教一代人椎心泣血，肝胆俱碎。然而国人深知马氏共产主义之邪恶，却于彼如何能幽灵西来，植根中土，尚缺乏足够之反思。想我中华文明源自神传，发明道德，而一逆天叛道之马氏主义，竟能一朝西来，遂成燎原，岂非五千年未有大变局之尤为诡异之一局。所以对这段历史之反思，其意义绝不亚于对马氏邪恶主义本身之反思。
当年国民党退守台湾，坚绝剿共的国民党上将熊式辉写《海桑集》，说“物必先腐，而后虫生”，将共匪之患，归咎苏俄，又委婉谈及孙文联俄容共之种种不得以之外因。显然这种反思无论深度与方向性尚有偏差，所以今日中共坐大，台湾则以服贸及之前种种变相国共合作一退再退的败局，殊不出人意外。而近日，中共忙于骑虎打虎，居然也高呼“物必先腐，而后虫生”，这就真有些滑稽的味道了。
所以，于这段历史之反思不妨就从“物必先腐，而后虫生”说起，所谓虫，也就是马克思主义，无论其东剽西窃拼凑而成多少理论，诸如马氏辩证唯物，马氏历史唯物，马氏政治经济，马氏社会主义，说到底，无非是一部以进化论与无神论为基础堆砌而成的一系列变乱人类社会的邪说，同时又虚构一共产主义社会以为一切马氏邪说之归指，于是一幅头脚俱足的白骨骷髅便撑地而起了。而所谓“物必先腐”便是接下来我们要反思之重点，简言之即为人心不古，文明陵迟，自毁长城。
彼时之中国，先由考据学派引发疑古风，又由学术疑古引发社会，伦理，文化方方面面之疑古，使中华文明五千年根基始为动摇。十九世纪后半期，洋务派始从器物层面引起西学，提出“中学为体 西学为用”，然而正所谓人心不古，“中学为体”不过是继其末流，逞其余绪，而“西学为用”却更与当时风气相迎合，经历一番传统余波与西学新澜之鼓荡，中国人卒因正统文明之失守，而选择西学，遂又继之以维新派的从思想、社会，制度各个层面对西学之引进。然而即便如此，当时西化并非只有一途可循，而是右有军国主义，前有民主主义，左有马氏主义。但是，在此一轮选择中，仍然因文明陵迟之故，道德日下，民气消沉的中国人已无法走通前两途，所以中国出了勇于私斗的北洋军阀，却成不了强势对外的军国主义，中国出了三民主义，却又不免短于器识而联俄容共，最终引狼入室自毁前程。反之，当时国难深重，国势飘摇，国人如困兽思斗，正与马克思主义之暴力革命论戾气相投，于是，全盘西化之最终结果，则是邪恶共产主义在中国成了气候。
而此大背景下，又有一批至今为中共吹捧且师事之的人物，盖因中共前身马氏主义成功西来，皆得力此辈，而其中尤为“功”不可没，不得不提及的当推严复与康有为。
严复译赫胥黎之《进化论与伦理学》，冠其名曰《天演论》，于马氏主义西来之前，先行对国人进行无神论之“启蒙”、“普及”，使国人五千年来始知自天地神明道德礼义之外，尚有反其道而行之天演，进化，无神种种异端……。且严复之译《天演论》，只有原书进化论部分，而于后半部伦理学，全然盗赫氏之名，自说自话，宣扬与赫氏截然相反之观点。赫氏推崇进化伦已然悖谬，然而尚且只限于生物界，无关社会领域，而严复则将生物之进化发挥而成社会之演化，与当时在西方因异端立说而倍受排斥之社会达尔文主义暗合。若非严复《天演论》之诡辩推理，中国人是无论如何也“理解”不了马克思从物种竞争到阶级斗争，从自然选择到暴力革命的断层逻辑的。
至于康有为，先写《新学伪经考》与《孔子改制考》，如果说乾嘉考据之学弊在迂腐，而康氏则是伪托考据之学，一反考据求实之义，考据一流至康氏全然魔道，疑古之风自康氏转为反古。继《新学伪经考》与《孔子改制考》，康氏又写大同书，彼所谓大同世实为共产主义社会之初形，审其“大同”诸条，诸如去级界者，何异共产主义之消灭阶级；去国界者，等同共产主义之消灭国家；而去家界，倡女权，以至诡辩婚姻合约制，期限不得逾一年等等，则共产主义之共产共妻亦不过如此。所以康有为之出，实盗大同之名，使共产主义于西来之前，先行在中国跳踉热身了一番。
顺便提及的是，彼时中华五千年文明余绪尚存，所以严复与康氏，虽然一为共产主义基础理论开道，一为共产主义终极理想架桥，而其建说立言却又都附会于中华传统文化，严复言必尊天，将进化归为“天演”；康氏书必尊孔，借孔子操戈经典。此种破坏又最不易分辨，而与中共附体中华传统文化以建立中共党文化别无二致。就好比今天，中共也喊“物必先腐，而后虫生”，又不知将附会这句古训做何盘算。然而就话论话而言，这句话苏东坡用其评史，荀子用其劝学，《礼记》引以论射，可见是放诸四海而皆准的至理。而历史之如墨迹风痕，渐行渐远，从举国癫狂战天斗地，到前扑后继下海捞钱，为中共所劫掠之中国人终于一无所有，除了满腹铜臭。而抚今追昔之际，痛定思痛之时，元知百年魔劫之恤端皆起于中华五千年文明之失守，正所谓“物必先腐”者。所以，在当今天灭中共大势已至的天象之下，每一个炎黄子孙都应清楚明确的是，解体中共不只是解体中共之极权，解体中共之暴政，解体中共之党文化，最终必将是国人意识深处，中华五千年文明之复苏，中华神传文明内涵之觉悟，中华传统文明大义之唤醒，这才是我大中华民族长存永固，不灭不破的道德之基。
2014年6月4日于面壁斋
—转自《新纪元周刊》自由评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