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声:试析共产主义悖论的成因

“我们必须警惕那些宣扬空洞理想的家伙,在温情脉脉的表面之下,往往是黑暗极权专制的魔爪。”

——题记

引子

自1847年共产主义者同盟成立和次年《共产党宣言》发表到今天,共产主义(注1)来到人间已经整整160多年了。在一个半多世纪里,特别是共产党在一些国家掌权后的近一个世纪里,这个当年“在欧洲徘徊”的“幽灵”给人类带来了一场史无前例的灾难和浩劫。据《共产主义黑皮书》编者斯蒂芬•柯尔多瓦的估计,仅全世界因共产主义而死亡的人数,就在八千五百万人至一亿人之间,这比两次世界大战死亡人数加起来的总和还要多出一半(注2)。

当然,在共产主义来到世间之前,人类早已经历过了各种各样的灾难和浩劫,但与之不同的是,共产主义带给人类的这场灾难和浩劫,比人类历史上曾经经历过的任何一场灾难和浩劫危害都要大,都要惨烈,都要血腥,即便是给人类造成巨大创痛的法西斯主义也比其要逊色许多。毫不夸张的说,共产主义乃是类历史上最血腥的一场噩梦。

谁都无法回避和抹杀的一个事实是:共产主义自称要消灭世上一切不平等现象,建立一个没有剥削没有压迫人人幸福的人间天堂,但结果到头来建成的不仅不是一个没有剥削没有压迫人人幸福的理想天堂,反而是一个剥削和压迫更甚,不平等现象更加严重的人间地狱。借用一位论者的话说:“共产主义曾经被视为人类的终极理想,社会发展的最高阶段。然而,共产主义的实践,却是人性的沦丧,几乎让全世界的文明遭受毁灭。”这种理论与实践的巨大反差,构成了共产主义特有的悖论。许多人对此不解——何以会产生这样的悖论?导致这个悖论的原因究竟是什么?笔者试图从心理的角度对此作出分析和解释。当我这样做时,我发现这个悖论与共产主义以救世主自居的自大狂本性有着不可分割和不容忽视的联系。

著名哲学家罗素说过,马克思创造的共产主义其实是一种患了自大症的偏执狂的宗教。我想补充的是,共产主义不是一般的自大,而是以救世主自居的自大狂!

在心理学中,把人们在社会化过程中形成和发展的思想、情感及行为的特有统合模式称作人格(又称个性),它包括了个体独具的、有别于他人的、稳定而统一的各种特质或特点的总体。自大狂便是众多人格类型中特殊的一种。

那么自大狂这种人格究竟具有怎样的特点呢?

常识告诉我们,人一旦过高估计自己,就会自我膨胀,变得自大起来。而一旦膨胀到了极限,自大到了极点,将自我绝对化,那就不是一般的自大,而是自大狂了。

自大狂的“狂”具体体现在对自己的评价和期望上。稍微明智的人都知道,个人,即便是再伟大再与众不同的个人,都不过是广大人群中的一个单一分子,浩瀚宇宙中的一颗渺小粒子。但自大狂却唯我独尊,目空一切,不可一世,自我膨胀到了极度狂妄的程度。在他们眼中,我就是最高的存在,我就是一切。没有人知道的事情比我更多,没有人的本事比我更大,没有人的道德境界比我更高,在所有方面我都远远地超出了其他人,任何人都无法与我比肩,我永远都凌驾于众人之上。因此,众人都得唯我的意志是从,为我支配和服务。用更通俗更直白的话讲,自大狂最主要的特征就是“尾巴翘到了天上”,“老子天下第一”。而且,他们不但自认为老子天下第一,还千方百计想方设法要向世人显示和证明这一点,从而让他们心甘情愿的拜倒在自己脚下。毫不夸张的说,正是这种妄想构成了左右他们的人生目标和动力。所谓自大狂的“狂”,就“狂”在这里!

如果细分的话,自大狂又以帝王型与救世主型尤为常见。

历史上的一切帝王和独裁者,不管是秦始皇、成吉思汗,还是路易十四、拿破仑等,都是拥有一片疆土,称霸一方的统治者,也就是所谓的“王”。在他们眼里,自己就是脚下这片土地至高无上的权威,自己的意志就是世间唯一的王法,人们的一切都来源于自己的恩赐,所以,所有人都必须无条件地臣服于自己,为自己服务,对自己感恩。这便是帝王型的自大狂。

与世俗意义上作为统治者的“王”不同,“救世主”本是犹太宗教和伊斯兰教中的一个基本概念,大意是指能够使人获得拯救,并将其指引入天堂的上帝或上帝之子耶稣,简单地讲,也就是人类的拯救者(东方传统文化中没有救世主这个概念,但大慈大悲、普度众生的菩萨和佛,其实也就是东方意义上的救世主)。显然,按照这些宗教的本意,能够拯救人类的救世主只能是神(上帝或上帝之子),而不可能是人,但世间却偏偏有这样的人,狂妄到要取代神的程度,自命为人类的拯救者,自己把自己当成了救世主——尽管他们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救世主,也不可能是真正意义上的救世主。所谓救世主型的自大狂便是这号狂人。

归纳起来讲,帝王型自大狂与救世主型自大狂的根本区别就在于,一个自命为世间至高无上的统治者,一个自许为人类独一无二的拯救者;一个想要统治人类,充当王,一个妄想拯救人类,扮演救世主。

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可以说是以救世主自居的自大狂的两大代表。它们都自认为全知全能全善,是能够拯救和主宰人类的不二之人,而且都醉心于扮演这一角色。在它们眼中,世上的一切都应该归属于我,唯我的意志是从,听凭我的安排摆布。我,只有我,才是真理的发现者和掌握者,才是美德的完美拥有者和体现者,才是拯救和主宰这个世界的上帝。我说的一切都是真理,我干的一切都能成功,我的一切言行都是善的标本。我想干什么就可以随心所欲的干什么,我想干什么大家都应该拥护我干什么,我想干什么大家都应该跟着我干什么的。凡是我反对的,都要推倒重来;凡是束缚我手脚的,都要彻底砸烂;凡是敢于冒犯我的,都要打翻在地。所以,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与唯我独尊目空一切、无法无天为所欲为和顺我者昌逆我者亡是不可分割的联系在一起的。两者的主要区别在于,前者首先自认为是无产阶级的救世主,而后者则首先自认为是德意志民族的救世主。

如同基督教中的圣父圣灵圣子一样,共产主义领袖、共产主义思想和共产主义组织也是三位一体的关系,但核心是共产主义领袖。为什么这么说?这是因为共产主义思想和共产主义组织是由共产主义领袖创立和掌控的,共产主义领袖的人格不可避免的会在它们身上打上了深深的烙印。共产主义之所以具有典型的自大狂本性,正是因为共产主义领袖个个都是以救世主自居的自大狂。也就是说,共产主义领袖的自大狂人格是共产主义自大狂本性的基因和母本。因此,要说明共产主义的自大狂本性,关键就在于说明共产主义领袖的自大狂人格,而要说明共产主义领袖的自大狂人格,首先又必须从马克思入手——因为马克思不仅被奉为共产主义的“教皇”,而且是它的“老祖宗”。

早在青年时代,马克思就表现出了鲜明的以救世主自居的人格特征。入大学初,他就在《人的自豪》这首诗中激情万丈的宣布:

“面对着整个的奸诈世界,
我会毫不留情地把战挑;
让世界这庞然大物塌倒,
它自身扑灭不了这火苗。
那时,我就会像上帝一样,
在这宇宙的废墟上漫步,
我的每一句话都是行动,
我是尘世生活的造物主……”(注3)

常言道,诗言志。在这首诗中,马克思直言不讳的称自己为“尘世间的造物主”,自视为人间的“上帝”。在他的眼里,自己不但有着挑战和摧毁现实世界的超凡力量,而且还是至高无上的正义和真理的化身。

《共产党宣言》不但是共产主义的第一份经典文献,也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最有名的代表作,马克思更是它的第一作者。以往,人们对《共产党宣言》的关注大都集中于它的内容,其实,从人格分析的角度讲,这部书不但反映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基本思想和观点,也在无形之中显露了作为作者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人格特征,特别是第一作者马克思的人格特征。透过《共产党宣言》鲜明的与众不同的行文风格,我们看到的马克思不是一个平和谦逊的思想家,而是一个自居为历史规律化身,自以为真理在握,自命为代表了无产阶级和绝大多数人利益,自信必将颠覆整个旧世界,建立起一个崭新的新世界的救世主。这种形象不但与青年时代以诗言志的马克思完全一致,也是一些熟悉马克思的人对他的印象。

无政府主义者巴库宁曾是马克思的朋友。他这样形容马克思:“他俨然就是人们的上帝,他不能容忍除了他之外,还有什么别的人是上帝。他要人们像神一样崇拜他,把他作为偶像顶礼膜拜,否则就大加挞伐,或阴谋迫害。”“马克思生前,总是不断的与人争吵,跟政敌,跟朋友加敌人,跟同志;有时候是因为大的政治问题,有时候是为一点无价值的鸡毛蒜皮。每次争吵,正确的永远是他,实在万不得已就是恩格斯。如果不是为了生存,不是为了马克,他也不会让恩格斯正确。”

如果你对基督教有所了解,你自然知道,在耶稣眼中,世界是划分为二元的,一极是罪恶的尘世,一极是完美的天国。耶稣的使命就是把坠落在尘世的有罪的人引领到天国中去,所以他才被称作是救世主。这就是说,救世主的概念跟天国的概念是联系在一起的。

共产主义既要扮演救世主,自然就不能不费心设计自己的天国,把它描画得无比完美,只不过这个天国不是在尘世之外,也不是在尘世之上,它就在尘世之中,所以又被称作人间天堂。这个天堂的名字就叫共产主义社会。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等人的设计,共产主义社会包括两个阶段,一个是社会主义社会,一个是狭义的共产主义社会,前者是共产主义社会的低级阶段,后者是共产主义社会的高级阶段。

其实在马克思恩格斯之前,从柏拉图的理想国到傅里叶圣西门欧文等人的共产主义社会蓝图,人们就曾对理想社会有过许多动人的构想和描绘,但与此相比,马克思恩格斯设计的共产主义社会似乎更完美也更吸引人。

在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体系中,作为理想世界的共产主义社会与作为现实世界的资本主义社会是完全对立的。在资本主义社会,工人阶级一无所有,只能靠出卖自己的劳动力来维持生存,他们不但在政治上受压迫,而且在经济上受资本家的剥削。更槽糕的是,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工人阶级的贫困化不但不会有所改善,反而会变得越来越严重。而在共产主义社会的初级阶段社会主义社会里,工人阶级夺得了国家政权,从原来的被压迫阶级一跃而为国家的主人。同时,私有制被废除了,生产资料成了全体人民的共有财产,人们按劳分配,昔日工人阶级被剥削的现象不复存在,普罗大众在经济上翻了身,过上了富裕的生活。到了共产主义社会的高级阶段,随着物质的极大丰富和人民觉悟的极大提高,人们不再受分工的束缚,劳动成了第一需要,社会实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原则,国家消亡了,阶级差别、城乡差别和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别都已不复存在。“在共产主义社会里,任何人都没有特定的活动范围,每个人都可以在任何部门内发展,社会调节着整个生产,因而使我有可能随我自己的心愿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但并不因此就使我成为一个猎人、渔夫、牧人或批判者。”(注4)“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注5)

可见,在共产主义创始人的笔下,作为现实世界的资本主义乃是一片黑暗,而作为理想世界的共产主义则是一片光明。共产主义被赋予的这种光环正是它一度能够吸引众多理想主义者和劳苦民众的原因所在。

基于以救世主自居的自大狂本性,共产主义虽然在理论上为人们描画了无比美好的理想世界,但在现实和实践中却注定了将把人们打入了万劫不复的深渊。

此话怎讲?你且听我慢慢道来。

人类社会可以说是由各种关系组成的,这些关系尽管纷纭复杂,但就整体而言不外乎四大类:即自我与他人的关系,人与神、天即超验存在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其中自我与他人的关系和其它三种关系历来密不可分,人们如何处理自我与他人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直接影响着他们如何处理与神和天、与他人和与自然的关系。

那么自我与他人的关系其核心是什么呢?简单地讲,其实就是一个人如何认识和对待自我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共产主义本身显然把自我与他人的正常关系完全搞乱了——自我不是被摆放在一个恰当的位置上,而是被膨胀到了极点。由此导致的多米诺骨效应,使得人与神和天、人与他人和人与自然的正常关系也一同被搞乱了。试想,当人们与自我的关系不正常时,他们与神和天、与他人和与自然的关系怎么可能正常呢?正因为如此,共产主义就其本质而言注定就是反神灵反宇宙反人类反文明的。试想,这样一种反神灵反宇宙反人类反文明的东西能不为害天下祸乱人间吗?

先看共产主义如何搞乱了人与神和天的关系。

纵观古今中外,无论是西方的正教,还是东方的儒、释、道,都告诫人们要信神敬天、从善惜福、感恩知报。在中国古代,皇帝们以其九五之尊,仍然自称天子,受到“天意”的管辖和制约,不时要下诏罪己,向天忏悔。这种对天意神灵的敬畏乃是维系人类文明和社会秩序的一大基石。

然而,共产主义既然以救世主自居,自认为“老子天下第一”,它怎么会像传统文化那样,把神灵天意放在眼里,承认它们的至尊地位呢?那是绝无可能的,如果可能它就不是自大狂了!不仅如此,共产主义还鼓吹无神,无佛,无道,认定宗教是毒害人民的鸦片,把一切信神敬天的传统观念统统斥之为“迷信”。更罪恶的是,为了摧毁人类的正信,它还利用国家机器系统的对全民灌输无神论,大规模的迫害一切信仰和宗教,甚至不惜对信徒进行肉体消灭。类似这样的事,历史上从来没有发生过,可谓骇人听闻!中共对宗教的迫害就是这种倒行逆施的一个典型。

在中国历史上,儒教、道教和佛教虽都曾分别遭到过破坏,但唯有中共是三教齐灭。1949年后,在中共的暴力镇压下,原有的各种宗教团体相继被瓦解和改造,佛教界、道教界真正的精英被镇压了,剩下的很多还了俗,还有很多是不公开的共产党员,专门穿着袈裟、道袍和牧师的袍服歪曲佛经、道藏、圣经,从这些经典中为中共的政治运动找根据。从此以后,在中国宗教界,只有做了“爱国”信徒才能受到国家宪法的保护。实际上,无论老百姓信的是什么教,标准只有一个:就是要在行为上服从党的指挥,承认共产党是高于一切教会的。你信基督教,那共产党就是上帝的上帝;你信佛教,那共产党则是佛祖的佛祖;讲到回教,共产党就是真主的真主;讲到活佛,共产党就要批准谁来做活佛。说到底,党需要你说什么,你就得说什么;党需要你做什么,你就得做什么。教徒们要高举你们各自的信仰去遵行党的旨意。如果不这么做,就成为打击、专政的对象。

有人不是说过“上帝死了,一切都是可能的”吗?事实确乎如此!一旦打翻了神灵,灭绝了信仰,道德和文明势必被釜底抽薪,潘多拉的盒子当然也就被打开了,一切私欲和恶行也就无所顾忌了。人类社会能不乱吗?能不大难临头吗?

共产主义自称是无神论,要打倒一切神,但在打到一切真神的同时,它却把自己塑造成了一尊新的神,只不过这尊神不是真的,而是自封的,假的。而以假乱真,则必定祸乱人间。一个半多世纪来,人类已经为此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再看共产主义如何搞乱了人与人的关系。

首先,共产主义的自大狂本性决定了它必然是激进的彻底革命论的鼓吹者和实行者。

我们在前面曾经说到过,与基督教把世界划分为截然相反的尘世与天国相似,共产主义也有一个二元化的世界版图,但不是尘世与天国,而是暗无天日的旧世界与幸福完美的新世界。这两个世界同样也是水火不容的。共产主义之所以自居为救世主,就在于它不仅自认为代表了新世界,而且自认为能够把人们从暗无天日的旧世界带进幸福完美的新世界,自认为建立人间天国是自己的使命。如同在基督教中尘世与天国是两个截然相反的世界,人要进入天国世界就必须洗清自己在尘世的罪孽,与其彻底切割一样,在共产主义看来既然新旧世界水火不容,那么要建立人间天国当然就不可能把旧世界的任何一个部分保留到新世界中,就必须实行彻底革命,把现存的一切推到重来。故此,《共产党宣言》明确宣布:“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注6)这就是说,共产主义从诞生的那天起便以一种决绝的姿态宣判了以往一切文明成果的死刑,在它眼里这些都是过时的废物,都没有继续存在的价值,因而都必须彻底予以摧毁扫除。

然而,历史早已表明,人类文明一方面在不断演变,另一方面又有着显而易见的继承性和延续性。新的文明形态固然是在推倒旧文明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但同时又总是不可避免的继承了前者的许多成果。这是因为,人类文明的深层结构(如宗教道德家庭学校等等)是人类经过反复试错后总结出来的一整套行之有效的生活经验和制度文化安排,作为确保人类正常生活所不可缺少的前提条件,它们是相对稳定的,往往要被延续传递许多代之后才会有所变化。可以说,迄今为止没有一种新的社会和文明形态是在彻底抛弃旧的社会和文明形态之后另起炉灶建立起来的,它们或多或少总是要继承前辈的某些东西。但共产主义却根本不理会这点,置历史规律于不顾,一意孤行要跟“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什么叫“最彻底的决裂”?那不就是彻底颠覆传统文明,把现存的一切推倒重来,另起炉灶吗?用《国际歌》里的话说,就是要把“旧世界打得落花流水”!试想,真这么搞,文明的延续性能不被割断吗?天下能不大乱吗?

其次,共产主义的自大狂本性决定了它当政后必然要搞极权专制

试想,以救世主自居意味着什么?那不就意味着世上的一切都应该归属于它,都应该唯它的意志是从,都应该听凭它的安排摆布吗!那不就意味着人类唯有靠它才能得到拯救,人间天堂唯有在它的引领下才能建立,人类的幸福全系于它一身吗!那不就意味着没有它不知道的东西,没有它办不成的事,没有它不具备的美德吗!那不就意味着只有它才是真理的发现者和掌握者,只有它才是无所不能的奇迹创造者,只有它才是尽善尽美的圣人吗!既然如此,权力与资源当然应该由它来垄断与独享。旧世界的主人是被共产主义消灭的对象,当然不可能跟它分享权力与资源,旧世界中的劳苦大众是被它拯救的对象,同样也不可能与共产主义分享权力与资源。再则,除了神,谁想充当救世主,都必须掌握绝对的权力,垄断整个社会的资源,做不到这一点,没人会把你当回事,没人会围着你转,没人会听你发号施令,想充当救世主纯属痴人说梦。在这个意义上,自大狂也必然是权力狂。把这些道理搞清楚了,你自然就会明白共产主义如果不搞极权专制反倒不合逻辑,是件怪事了。

换个角度说,老子天下第一只是自大狂表现于外的特征,极度膨胀的对于社会资源的控制欲和占有欲才是其内在的根本。

人的占有欲和控制欲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个体性的,一类是社会性的。两者的区别在于各自的对象不同,前者要占有和控制的是个人性资源,如私人财产,个人的感情等等;而后者要占有和控制的则是社会性资源,如群体、思想、人心、权力、真理和声望等等。一个人怎么评价自己,对自己抱什么期望,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后者的左右。人们对于社会资源的占有欲和控制欲越强,他们的自我评价和期望往往越高。如果说自大狂是自我极度膨胀的产物,那么构成这种膨胀的基本内容不是别的,恰恰就是控制欲和占有欲的不断扩张,一旦这种扩张发展到完全失控的、非理性的程度,一个自大狂也就诞生了。反之,一个人一旦变成自大狂,则表明他的控制欲和占有欲都已膨胀到了极限。自大狂之所以那么醉心于显示和证明自己是天下第一,其实就是为了满足这两种欲望。在这方面,共产主义更是尤为典型。若让它当政后不搞极权专制,岂不就像是要让老虎不吃人,可能吗?!

前苏共中央书记处书记、现俄罗斯共产党第一书记久加诺夫曾说:苏共在长期一党专政的制度下,“实行了‘三垄断’:垄断真理的意识形态制度,垄断权利的政治制度,垄断资源与经济利益的经济制度。”(注7)这三个垄断精准的概括了苏共极权专制体制的特征,它其实也是所有共产主义国家极权专制的共同特征。极权专制的实质乃是对人的奴役。共产主义口口声声要消灭旧社会对人的奴役,而事实证明,到头来它只不过是用一种新的更严重更血腥的奴役代替了旧的奴役而已。讽刺吧?

第三,共产主义的自大狂本性也决定了它必然肆无忌惮的践踏普世价值。

现代普世价值肯定和强调人性、人道,主张人人平等,要求保护人的权利和尊严,以救世主自居的共产主义与此可谓南辕北辙水火不容。自大狂之为自大狂,不就在于唯我独尊目空一切,无法无天为所欲为,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吗?试想,一个高高在上,眼里只有自己的救世主,怎么会把普世价值当回事呢?怎么会把芸芸众生放在心上呢?事实正是如此!共产主义不但否定了普世价值,以阶级性和党性取代了人性和人道,而且公开鼓吹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主张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目地可以不择手段,为所欲为,其结果必然导致对人的残害以及各种暴行的滋生和蔓延。

历史表明,被共产主义残害和践踏的不仅是他们声称要消灭的敌人,即剥削阶级和一切反对他们的人,还包括他们宣称要拯救的人,即被剥削被压迫的普罗大众,其实也就是为他们充当炮灰被他们利用的人。以柬埔寨为例,在柬埔寨共产党即“红色高棉”执政的短短三年八个月二十天的时间内,它把这个国家变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大屠宰场,累计杀害了至少100万人,约占全国人口的六分之一左右。了解世界共产主义历史的人都知道,类似这样的惨剧其实在所有共产党国家都程度不同的发生过。即便是在共产主义阵营内部,“革命吞吃了自己的儿女”的惨剧也是家常便饭!

最后再看共产主义如何搞乱了人与自然的关系。

人类生活在大自然中,所需要的一切都取自于自然,依赖于自然。因此,传统社会历来强调要尊重和善待自然,与自然和谐共处。比如,中国传统文化讲天人合一,人要尊重自然,承天顺地,感恩惜福。但共产主义既然以救世主自居,自以为老子天下第一,连神灵都敢打翻在地,踩在脚下,它又怎么会把天地自然当回事,尊重和善待它们呢?那当然是绝无可能的,如果可能它也就不是自大狂了!

共产主义不仅藐视天地自然,而且自以为无所不知,无所不能,人定胜天,因此号称天不怕地不怕,与天斗与地斗其乐无穷,总是好大喜功,妄想改天换地,以此满足主宰一切的权力欲。“让高山低头,让河水让路”;“天上没有玉皇,地上没有龙王。我就是玉皇,我就是龙王。喝令三山五岭开道,我来了!”大跃进年代流行的这些民歌便是共产主义这种狂妄愚蠢的生动写照。

但自然规律对于敢于冒犯它的狂妄自大者向来是无情的。以中国为例,五十多年来中共以战天斗地的姿态,对自然肆意搜刮掠夺,任行欺压榨取,逆天地而行,并没有让“敢叫日月换新天”的痴心妄想如愿的变成现实,只是把自古以来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完完全全变成了利用与被利用、改造与被改造和征服与被征服的对立关系,最终不仅自食其果,而且导致了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给中华民族和子孙后代带来了无穷的危害。

综上所述,共产主义之所以必然是个悖论,从心理学的角度讲,就在于它的本性是以救世主自居的自大狂。依据以上分析,我想我们现在有足够的根据可以给共产主义盖棺定论了:共产主义是什么?它就是以救世主自居却祸乱人间的恶魔。

——
注释

(1)本文中的共产主义系指由共产主义领袖、共产主义思想和共主义组织组成的共产主义运动这个整体。
(2)《共产主义实录》,民主中国出版社,193页。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一版,第40卷第668-669
(4)转引自爱思想网站《共产主义实录》第3页。
(5)中文版《共产党宣言》,人民出版社出版,第46页。
(6)中文版《共产党宣言》,人民出版社出版,第44页。
(7)《学者谈苏共倒台原因:以为自己想说的都是对的》,来源:人民论坛作者:李永忠董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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