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6年04月15日讯】（新唐人记者何雅婷综合报导）2016年4月14日，香港市民支援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支联会）主席何俊仁向媒体透露，2014年由香港支联会开办的“六四纪念馆”将于今年9月前关闭，闭馆的原因是受到政治及资金因素影响。
这座全世界首座以1989年北京天安门事件为主题的纪念馆，位于香港尖沙咀一处商业大厦的五楼，馆内以展出“六四”时期的录像和照片为主。自开馆以来累积的2万名游客中，超过半数来自中国大陆。
何俊仁透露，纪念馆从成立以来，就一直在和大厦法团打官司。他认为，表面上来自租户的抱怨，其实背后是有政治目的。而大厦管理单位坚持要对到访纪念馆的游客进行检查并留下纪录，这些做法使一些中国大陆游客却步。
BBC报导称，香港支联会目前正在物色新的展览空间，但目前还没有找到合适的落脚处。
“六四屠杀”的政治阴影至今未散
六四事件又被称作天安门事件、八九民运或是八九学运，欧美国家则以天安门广场抗议（Tiananmen Square protests）或天安门广场屠杀（Tiananmen Square massacre）称呼这次事件。
27年前，中共当局为镇压在中华大地上蓬勃发展起来的大学生民主运动，在1989年6月4日凌晨，动用全副武装的军队和坦克血洗天安门广场，屠杀了在那里绝食请愿的数千大学生和北京市民。中共政府始终没有公布在这个事件中的死亡人数，但北京红十字会医院曾经公开承认，六四事件发生后的数天内，在该院接受抢救而最终死亡的人数超过了一千人。
周德平，清华大学无线电电子学系硕士研究生，1989年6月3日晚独自外出，遭戒严部队扫射，头部中弹，死于同仁医院。同年7月6日由校方确认，8日遗体被火化。(丁子霖名单no.118)
北京体育学院毕业生方政，1989年6月4日凌晨6时沿西长安街撤出天安门广场时，为救某学妹被坦克追碾。“我的上半身被夹在坦克两条履带中间，两腿不幸被坦克碾压，履带上的链条绞着我的腿及裤子，将我拖出了很长一段路，我奋力挣脱出来滚到了路边……”多年后，死里逃生的方政在海外公开讲述了自己在六四事件中受害的经历。
六四过去27年 中共依然严厉封杀
1989年力主进行政治、经济全面改革的前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遭到中共党内保守势力的围攻而黯然下台，同年4月15日猝逝。大批北京市的学生与民众自发前往天安门广场举行悼念活动。在部分大学生主导下，原本的悼念活动转向要求中共当局对抗通货膨胀、处理失业问题、解决官员贪腐、政府问责、新闻自由与结社自由等政治诉求。
期间，最多有100万人聚集在天安门广场参与示威活动。由于中共当局始终没有认真回应上述政治诉求的诚意，5月中旬，北京大、中学生发起更为激进的广场绝食行动，促使中国400多个各地城市陆续集结抗议，借此表达支持态度。
5月20日，中共政府宣布北京市实施戒严，并调动多达30万兵力前往北京市。最终中共军队在6月4日控制天安门广场，实施清场，死伤的大学生和北京市民至少数千人。
之后，中共政府大规模逮捕示威民众和支持者，并镇压其他地区进行的抗议活动。中共当局还严格控制国内新闻媒体的事件报导，并禁止外国记者将相关照片和采访影像发送至国外。国际社会则强烈谴责中共政府以武力镇压示威民众，许多西方国家对中共政权采取了经济制裁和武器禁运等政策。
到今天近27年过去了，在中国，“六四事件”依然是中共严厉封杀的禁忌话题，但不少当年曾亲身参与了中国民主运动的幸存者后来流亡到海外，六四事件的真相也得到了较为全面的披露。当年曾参与抢救受伤学生和民众的北京军医蒋彦永大夫曾证实，当时军队使用了俗称“炸子”的达姆弹，许多六四受难者就是死于这种国际禁用子弹的射击。
六四事件导致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被免去所有职务，许多同情学生抗议活动的官员也被降级或免职，中国的民主化运动还在萌芽状态即被中共的抢弹坦克无情扼杀。事件平息后，大批曾参与六四事件的人士流亡海外，并被禁止返回中国大陆。
被中共通缉的六四学运领袖今何在？
2014年6月4日，为纪念中国这场以惨烈方式夭折的民主运动，《纽约时报》发表专题报导，梳理了“六四事件”后21名被通缉学生领袖的现状。
1989年6月13日，“六四事件”发生一周后，北京市公安局发布了一份通缉名单，上面罗列着21名学运领袖的姓名和照片。最终，21名领袖中14人被捕，其他人则逃离中国。
14名被捕的学生领袖中，王有才、周锋锁等人在服刑结束后获准离开中国，主要生活在美国或台湾，有几人皈依了基督教。14人中有6人在获释后依然留在中国，他们都放弃了自己的政治理想，各奔前程。
以下是部分学生领袖的简介和他们如今的状态。
王丹：1989年是北京大学大一学生。6月4日镇压后曾藏匿了一段时间，最终于1989年7月2日被捕，被判处4年有期徒刑。获释2年后，因请求释放其他因参与抗议而被监禁的人而再次被捕，被判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获刑11年。1998年王丹被保外就医。同年晚些时候，他离开中国，入读哈佛大学(Harvard University)。他现在是台湾一所大学的教授。
吾尔开希：维吾尔族人，1989年是北京师范大学的大一学生。六四镇压后，他成功逃亡到了当时还是英国殖民地的香港。后来曾入读哈佛大学和圣拉斐尔市加州多明尼克大学(Dominica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现在吾尔开希是台湾的一名投资银行家。在21名学生领袖中，他依然是最猛烈批评中共政府的人之一，并一再被禁止回国看望家人。
刘刚：1989年时28岁，是北京大学毕业生。天安门镇压15天后，他在河北省北部被捕，并因“反革命罪”被判刑6年。1995年获释，次年飞往美国，得到美国的政治庇护并进入哥伦比亚大学学习。此后，他长期在华尔街工作并坚持撰写博客。2011年，他在一场离婚诉讼案中公开指控妻子是中共间谍，之后就失去音讯。
柴玲：1989年时是北京师范大学的一名儿童心理学研究生。镇压运动之后，她与前夫——另一名被中国通缉的运动领袖封从德躲藏了10个月。随后，他们经香港逃往法国。她后来搬到美国，两人离婚。在哈佛大学获得商业学位之后，柴玲与出生在美国的丈夫开了一家软体公司，后皈依基督教。
周锋锁：1989年时是清华大学物理系大四学生，是当时的北京市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的领袖。通缉名单公布那天，他被妹妹和妹夫告发。在被关一年后，他于1995年离开中国去了美国，在芝加哥大学获得了一个研究生学位。2003年，他成为一名基督徒，近年在金融领域工作。
熊焱：1989年时是北京大学法学研究生，还是被选出来与中共政府协商的代表人中的一个。六四镇压后，他公开宣布退党。他被逮捕并关了一年半。获释后，他乘坐渔船逃到香港，1992年获得美国庇护。后皈依基督教，在马萨诸塞州戈登康维尔神学院(Gordon-Conwell Theological Seminary)学习，并成为了美国陆军的一名牧师，在伊拉克服役。
5.3万张“六四血卡”的背后
1989年的中国民主运动被镇压后，为了让有机会逃出海外的中国学生免遭中共后续的政治迫害，美国政府决定向所有1989年6月4日至1990年4月11日之间在美国停留过的中国公民发放美国绿卡，美国国会为此还特别通过了《1992年中国学生保护法案》（《Chinese Student Protection Act of1992》简称“CSPA法案”）。这个法案于1993年10月9日由时任美国总统比尔•柯林顿签署后正式成为法律。而这批中国公民在美国获得的绿卡，被外界称为“六四绿卡”，或称为“六四血卡”。
那么，究竟有多少人依靠CSPA法案获得了“六四血卡”呢？当年美国司法部下属的INS的统计年鉴数据显示：依据CSPA法案调整身份为永久居民的申请，从FY1993法案实施开始后的6年内，美国政府一共批准了5.3万张CSPA绿卡。
2013年6月4日，民运的支持者王耀峰撰写的博文《血卡与良心》表示，这些年来，无论自己人在哪里，每年的6月4日这一天，都会想到1989年那场屠杀，心里的悲愤无法释怀。他称，“这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心病”。
文章表示，24年过去了，北京街头的血迹早被时间抹去，而那些为平反“六四”做出巨大牺牲的人，虽然为数很少，却令人肃然起敬。因为他们年复一年地“以忘我的精神在一点一点的做事”，“哪怕在许多人看来那是没有希望的事”。
博文指出，因六四，有许多不幸的人们失去了一切；但同样因六四，也使许多那时在海外的国人轻易地获得了“六四血卡”。其实很多人都不配获得这张绿卡，因为这些“纯粹来摘桃子的”人，在过去的20多年时间里“蝇营狗苟”，早忘却了那些死难者。
王耀峰在博文中这样悲愤地写道：“他们和专制作交易，与当权者合作，为当权者当吹鼓手。这些人一边为当权者涂脂抹粉，一边又不肯放弃那张血卡，他们活的很心安理得。”
但香港人每年对六四的纪念集会，让王耀峰看到了一点希望的亮光。他对秉持良心常年坚持呼平反六四的港人表达了尊敬与感谢。
那么，其他那些当年的学生运动领袖们，如今又是怎么看待这段不堪回首的历史呢？六四死难者真的有望获得“平反”吗？我们将继续关注和探讨这些问题。（未完待续）
责任编辑：凯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