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44)

【新唐人2017年01月12日讯】23 延安整风:靠恐怖建立权力基础 1941~1945年 47~51岁

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二日,德国入侵苏联。这对毛泽东的打击非同小可。苏联是他的资助人、他的希望,一个被削弱的、自顾不暇的苏联显然不能对他像以往那样帮助了。多少天来,毛都睡不着觉。★(毛事先就知道相当准确的德国入侵时间,也通报了斯大林。季米特洛夫在日记里写道:“德国将袭击苏联……日期—— 一九四一•六•二十一 !〔粗黑体为原文〕”这是季米特洛夫唯一记载的警告。情报是中共地下党员阎宝航等获取的。德国二十二日果然入侵苏联,克里姆林宫感谢了中共。)

首先,如果他跟国民党真的大打起来而又打不赢的话,毛不能指望苏联出马帮他。他马上命令:“对国民党敌后各部应停止任何攻击性行动”。

对日本,他是小心不去触犯。德国入侵以后,斯大林日夜担忧东西两面受敌,要中共牵制日本,保证在日本侵苏时帮苏联打日本。莫斯科来电问毛:如果日本进犯苏联,中共可能吸引多少日本兵力?为了鼓励毛行动,季米特洛夫七月七日发电报说,这就陆续寄一百万美金来。两天后,共产国际要中共订出“具体步骤”。

大多数中共领导人都认为如果日本打苏联他们应该行动。一向谨慎的刘少奇给毛打电报说:要是日本向苏联进攻,八路军新四军必须反攻,以牵制日本。毛认为日本一定会打苏联:“日苏战争有极大可能爆发”。但即使如此,中共军队也不能打日本。七月十八日,他给刘覆电:“八路、新四大规模动作仍不适宜,还是熬时间的长期斗争的方针,原因是我军各种条件均弱,大动必伤元气,于我于苏均不利。”他的政策是让苏联人自己去打:“全局决定于苏联打胜仗。”他对八路军负责人彭德怀说,任何与苏军的作战配合,都只能“是战略的配合,是长期的配合,不是战役的配合与一时的配合”。对部队他一再下令:“不要过分刺激敌人〔日本人〕”。

不久以前,毛还在对莫斯科说他的军队如何强大,光八路军就有三十二万九千八百九十九人。可现在毛对莫斯科申辩说他的部队太弱,不能打仗:“人力物力都缺,根据地在缩小,弹药快没了一一形势日益困难。”莫斯科不能指望他,“假若日本进攻苏联时,我们在军事上的配合作用恐不很大”。
斯大林亲自给毛打过几次电报要他牵制日本人,其中一次是德国兵临莫斯科城下时,另一次是斯大林格勒大战前夕,几次毛都婉言拒绝。这激怒了莫斯科。更使苏联人怒不可遏的是毛建议他们诱敌深入,退到乌拉山脉去打游击。有人说毛拒绝帮忙是认为苏联快不行了,崔可夫将军甚至说毛想利用希特勒的进攻取代苏联。有流言说毛曾说:“斯大林打不过希特勒”,“二十四年的社会主义拼不赢八年的法西斯主义。”
多年后,有人问莫洛托夫:“我们明知毛这样对我们,我们怎么还要帮助他?”莫洛托夫嗫嚅道:“是的,是这样,是这样。我知道这不好解释,但你不能这样看问题。”“我们看去是像傻瓜,但我们不是傻瓜。”

斯大林和毛泽东彼此是了解的,他们都是把自身利益放在第一位。这使他们不时发生冲突,但共同的长远利益把他们连在一起。不管斯大林对毛多么恼怒,他从来没停止过跟毛打交道。

既不打日本人,又不打蒋介石了,毛有了闲暇。他着手整党,要把中共变成一架驯服的机器。

一九四一年下半年,中共共有七十万党员。九成以上是抗战以后加入的。他们中许多人是年轻热情的理想主义者,志愿从国民党管辖的城市来到中共根据地。这批年轻的志愿者对毛特别重要。长征老干部和根据地农村入党的人大多是文盲,而他们教育程度比较高,毛未来的政权需要有文化的管理人才。毛要整党,这批热血青年首当其冲。

这些人之所以志愿参加中共,是因为在抗战开始后年轻的知识分子显着向左转。苏联那时是中国的主要、甚至仅有的同盟,向中国提供抗日的军火物资。爱屋及乌,人们也就认为中共全心全意打日本。
对国民党的失望弥漫在很多人心中。掌权多年。国民党没能铲除中国大地比比皆是的贫困和不公正。中共在长征前制造的惨剧人们要么不知道,要么忘了,要么不相信,归结于国民党的宣传。也有人以为中共改变了政策,就像它许诺的那样。抗战初期,中共的行为也让人觉得它真是变了,不少外国人,甚至传教士,都这么相信。邵力子主持国民党中宣部期间,为中共改头换面出了大力。斯诺书的影响就更不用说。

集中在延安的热血青年大约有四万人,多是十几二十岁,由中共地下党把他们介绍到这块“革命圣地”来的。到达延安时,他们无一不是兴奋万状。有个青年回忆道:“我们终于见到延安的城头了,我们这时兴奋得几乎要流出泪来,我们在车上向着延安城不停的欢呼,歌颂这座庄严的古城……歌声开始激荡,我们高唱起《国际歌》和俄国的《祖国进行曲》。”“青年们又慕煞干部们身上又臭又脏的烂军服,处处觉得新鲜、刺激和神秘,为之颠倒。《延安颂》的歌声响彻全城”。

新来者被编入各种学校受训。但很快的,他们就或多或少失望了。他们来延安是冲着一个梦,这个梦与现实相差十万八千里。最使人失望的是“平等”问题。这个他们理想的核心,竟然在革命圣地无踪无迹,不平等、特权比比皆是。就吃来说,每个单位都有大、中、小三灶,中灶的肉、油大概是大灶的一倍,小灶就更多了。高级领导有特别的营养食品。

穿着也是一样。一般人穿当地自织自染的土布,粗且扎人。领导人穿国统区进口的舒服的斜纹布。毛的内衣内裤是极细的布。一个为毛家洗洗补补的佣人告诉我们,她本人不够穿内衣裤和袜子的资格,只能穿空心棉袄,经常都在感冒。

日用品像烟草、蜡烛、写字纸都按等级分配。说到孩子,中共领导人的可以送去苏联,或有自己的保姆。职位低一些的高干的妻子生产可以进医院,产后有专人服侍。再低一些的干部可以送孩子上保育院。有幸结婚的一般干部,要么不敢生孩子,要么自己想法子对付。

艰苦的生活条件使疾病常常发生,但是医药分配按等级。毛本人有美国医生马海德,还有两个苏联医生。如有什么需要,他直接向莫斯科要,或给重庆的周恩来打电报。医院分高干病房跟一般人病房,进医院得要介绍信,连病人的饭菜也分等级。

抗战刚开始时,延安有个国民政府派来的红十字会医疗队,给一般共产党员和老百姓看病。但不久它被赶走了,有谣言说它用的针药全是有毒的,还在食水里下毒,散播细菌。医疗队走后,个别医生被留了下来,主要为特权阶层服务。

延安最显眼的特权标志是汽车,这里唯一的一辆汽车,是纽约洗衣房华侨捐赠来运送伤员的。但毛把它“私有化”了,做了他的专车。人人都知道这是“毛主席的小包车”,跟毛很接近的王稼祥夫人朱仲丽都以为这“是宋庆龄从国民党地区搞来,专门送给毛泽东用的”。年轻的司马璐看到毛和妻子江青乘车经过后说,江青穿着深红色的春装,“和毛泽东在车中双双风驰电掣,招摇过市,路人都为之侧目”。

延安盛传着一句笑话:“延安就三样东西——太阳、厕所、空气是平等的。”毛很清楚特权是人们耿耿于怀的敏感东西。一天,老朋友曾志来吃晚饭,饭后毛请她再来。她冲口而出:“那我以后每个星期天都到你这里来会餐!”毛收住了微笑,显得有些尴尬。

党是这样向年轻的志愿者解释等级制度的:“同志们,并不是这些领导同志自己要求享受得好一点,而是党的命令,党因为这个同志对党的贡献和现在所负的责任,就有权利命令他,要他把健康保持得更好一点。比如,毛主席,党可以要他每天吃一只鸡。”

特权体制甚至延伸到日本在延安的共产党人和战俘,他们中只有一个人有权过性生活:最高领导野阪参三。一位当时的战俘对我们说:“毛泽东希望他过得心情愉快,所以给他找了个女同志作他的伴侣。我们没提意见,没公开提意见。大家是有意见,只是藏在心里。”

尽管失望,年轻的志愿者却没法离开,他们进了延安就出不去了。其他地方,包括别的红色根据地,都一概叫做“外面”,可望而不可及。过来人说:在延安的老干部中,新干部中,思乡病很流行。农家子弟往往直率地提出回家去,知识分子干部就聪明多了,他们不说“回家去”,而是编造一套谎言,说得天花乱坠,要求党调他们出外工作。当然绝大多数不会批准。

司马璐在医院里看到下面的一场戏:“我们没有病,为什么把我们送到这里。”

两个江西佬一面在咆哮着,一面在企图挣脱政治指导员的手。指导员对他们说:“同志,你安静一点。”又招呼几个武装同志把他们压住。……

两个江西佬继续在诉说:“我们要回家看看双亲和儿女,一次再次请假不准,硬说我们有了神经病,送我们到这里来。”

这时,有个好事的干部走过去,指指两个江西佬胸前挂的“长征纪念章”,对他们说:“同志,记得你们有光荣的革命历史呀!”

“这个东西有屁用,我们死里逃生,受伤十几次了,现在人家升官的升官,有好吃好穿,我们为的什么,还不如回家种田去。”

对年轻的志愿者们来说,逃跑更是难于上青天,抓回来面临处决。大部分也就断了走的念头,留下来了。

就是这批人毛得用来做他的权力基础。显然,他们不是权力基础的材料。要他们为中共冲锋陷阵,毛得从根本上改变他们,重新塑造他们。这个工程就是著名的“延安整风”,于一九四二年初揭幕。
(待续)

──转自《大纪元》

(责任编辑: 李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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