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7年03月21日讯】住在加拿大多伦多的中国移民王女士，因需要移植肾脏但在加拿大等待遥遥无期，而返回中国移植肾脏，于是有了她在广东、北京、河南和广西不同地点医院的不同经历。
2001年底，居住多伦多的中国大陆移民王女士经家庭医生检查，发现右肾有一个鹅蛋大的结石。为了减少创伤和手术风险，家庭医生建议她去安省伦敦大学医院（London University Hospital）作激光碎石治疗。在治疗期间，因泌尿系统感染，导致肾功能衰退，并发尿毒症，王女士不得不靠做肾透析维持生命。
加拿大难获肾源
王女士每隔一天要做一次肾透析，她的胃肠道反应很大，呕吐得厉害。日复一日，她不想再坚持下去，要求医生给她换肾。医生说：“我可以把你的名字排期，但不能保证有肾源。”在加拿大，如果没有人捐献，就无法找到肾源。这位医生建议她找家人捐肾，并举了一位患尿毒症的妈妈获得19岁的女儿捐肾的例子。
王女士考虑到女儿已成家，不适合捐肾；儿子也不合适，丈夫年龄大，捐肾有风险，最后决定回中国换肾。
去北京红旗医院
2002年，王女士从多伦多出发，坐飞机到香港，再到杭州，首先在杭州中医学院附属医院做中西医结合治疗。半个月后，医生对她说：“你的肾像个梨一样，没有再生能力了。如果早点来，可能有希望，现在两个肾都萎缩，没有工作能力。”建议她尽快去北京换肾。当时，她的妈妈从广西过来陪伴。
王女士第二天就离开杭州，和妈妈一起前往北京协和医院。这家医院病人多，她连续2天清早排队都没挂上号。她已经几天没做透析，手脚肿大厉害。最后经人指点，王女士来到该院的急诊科就诊。在急诊科做透析时，她向旁边的病人打听换肾的事。一位病人告诉她，协和医院的床位紧，可能换不到肾，建议她去红旗医院。
王女士和妈妈又来到北京红旗医院，直接告诉医生要求换肾。在这里，医生给她验血，定血型。一个星期后结果出来了，医生告诉她：“要等2个月才能得到肾。”于是，她给医院留下儿子和弟弟的联系电话，然后决定回家乡广西等待。
河南新乡肾病医院的经历
王女士到北京火车站买车票回广西。她在车站看到一则广告，上面说，河南省新乡市肾脏病医院有肾透析，各方面医疗条件都很好。王女士考虑自己的家乡在广西县城，那里可能没有肾透析设备，不如先去新乡市肾病医院，一边治疗，一边等待北京的通知。
王女士在新乡市肾脏病医院住了1个半月。期间每个礼拜做肾透析2次，也给她一些药物治疗。王女士说：“当时住院期间，附近有很多小医院来探望我，做我的思想工作，一直叫我去他们那边去做（换肾）手术。有3、4家医院，他们说，他们那里有外国回来的专家，保证能够做好的。”
后来，王女士的儿子来了，阻止她，担心她上当受骗：“这些小医院不会把你做好的，只能把你做坏，做死了他们不赔你。跟我回广西吧。”王女士听了儿子的话，到广西医科大学（桃源路）。在那里，王女士重新挂号，定血型。
2个月换肾
王女士大约离开北京2个月时，北京红旗医院打电话通知她去换肾。王女士考虑，从广西坐火车到北京，要2天2夜，加上家人陪护，一路下来费用很多。就问：能不能保证那个肾是给我的？对方回答：不能，这里有4、5个人在等，谁合适就给谁了。最后，王女士放弃了去北京红旗医院换肾，继续在广西医科大学等待。
2002年9月下旬的一天，广西医科大学通知王女士上手术台。王女士说，到那一天为止，在广西医科大学等待总共不到2个月！
肾源：23岁男孩
手术完成以后，王女士既不知道肾的来源，也没有见到供肾者的家属。只听医生说，家属不能去现场领尸体，而是一周以后去火葬场领骨灰。
一天，王女士去隔壁跟病友聊天。一位姓郑（男性、45岁）的病友说：“我的主刀医生是我的老乡。他告诉我，你的这个肾本来是（给）我的。这个肾是（来自）一个很年轻的男孩子，他才23岁。因为那天我的血型还没有定，医生不敢给我做手术，所以就轮到给你了。”
这位郑姓病人还说：“我换的这个肾质量比你（王女士）换的那个要差。我这个肾是在县城摘取的，县城到省城要3个小时的车程。而你换的那个肾是在省城摘取，2、3个小时就上手术台。因为隔的时间越长，越不新鲜，成活率就越低。”
郑姓病人还说：“他们（被摘器官者）在县城被枪毙，枪毙完了以后，医生把器官拿到一个特定的保温瓶里，开车回到省城。一回来，他不马上换给我，他们（医生、司机、公安）还要去餐馆吃一顿，到下午他们才慢慢地给我换，到手术时等了5、6个小时。”
3年内换3个肾
手术1个月后，王女士回到加拿大，一直服用专科医生开的药物维持。
3年后，王女士给广西郑姓病友打电话，接电话的是一位老太太。说：“自从跟你一起在广西医科大学换了第一个肾以后，回来刚刚一年多（就不行了）。开始是吃外国进口的药，后来经济方面支撑不起了，就改国内的，国内的（药）吃了半年，他的肾就坏了。”
“后来又到另外一个医院换了第二个肾，情况跟头一个一样。头半年吃进口药，还维持得挺好的，后来因为根本没有钱了。钱只有花出去，没有挣回来。跟亲戚朋友该借的都借了，有借无还，以后再借，人家就怕了。他又换国产，吃了半年（肾）又坏了。”
“到他快死的时候，已经换了三个肾。换第三个肾的时候，已经没有钱买药了。他死的时候，家里穷得揭不开锅了。他的两个男孩上高中，都没有钱去读书。”
5个人同期换肾 4个已去世
王女士说：“跟我同一批手术的5个人，其余4个都不在了。并不是说手术不成功，手术很成功。但是他（们）没有钱来维持，吃这个药来维持肾功能。有一个从海南岛过来的男孩，23岁，回去以后也没有钱维持吃药，后来也没命了，死了。”
“另外2个，一个39岁，一个41岁。41岁那个是女的，姓李，跟我同一个病房，是南宁郊区人。她也给了我电话。后来我打电话过去，也是去世了。”
中国器官移植业反常 ：供体足 等待期超短 存在活体供应库
原中国航空军医主任医师汪志远表示，加拿大居民王女士回国换肾的经历，印证了中国大陆器官移植业的奇怪现象：器官来源充足，等待时间超短；中国存在活体器官供应库。
器官来源畸形充足 等待时间超短
汪志远表示，正常情况下，同种异体大器官移植，配型比例很低。国际肾脏协会的数据显示：非亲属间配型比例为6.5%。即要完成一个器官移植，至少需在15个特定的、可提供器官的人群中配型，才有可能找到一个匹配适合的人。
美国是全世界器官移植最发达的国家，有庞大的器官捐献系统，有1亿2000多万自愿捐献的人群、有发达的全国网络。但在美国器官移植平均等待时间为：肝移植2年，肾移植3年到7年。2012年3月24日，美国前副总统切尼做心脏移植手术。他在移植名单上排队等了近2年的时间，才获得捐赠器官。
据追查国际调查报告，1999年以前，中国是全世界器官移植最落后的国家；人体器官捐献率仅约0.6/100万人口。2010年之前，全国没有器官捐赠系统。追查国际调查统计显示，1999年以前的20多年，中国的肝移植累积总数仅135例，平均每年只有5－6例。1991－1998年8年肝移植共78例，平均每年9.7例。
可是，1999年以后，中国器官移植来个惊天大逆转。1999－2006年8年间，肝移植14,085例， 平均每年1760多例。与1999年前同期比，相差约180多倍。一跃升为全世界最发达的器官移植国家之一。而且出现了一种特别奇怪的现象：器官等待时间非常短，平均是2至4周，甚至1至2周。
另一个奇怪现象是：器官过剩。国内用不完，向全世界广告推销，数万外国人到中国器官移植旅行。即使一个普通的外国旅游者，待不到3个月就可以获得肾移植。甚至一名患者作肾移植手术用了8个备用肾。呈现典型的“器官等人”，成为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反向配型。
汪志远说，文中王女士谈到，从摘取肾到移植手术，等待时间仅2、3个小时，这种惊人的快速，更证明活体供应库的存在。
死囚犯、自愿捐献是骗局
中共卫生部曾宣布，自2015年1月1日起，器官移植全部使用公民捐献。在此之前，中共卫生部称是用死囚器官。根据追查国际调查，2015年以前，按官方宣布的数字，全国的器官移植是10,000例左右。
汪志远说：“根据大赦国际的报告，中国的死囚犯一年共1600多例，这绝对不可能成为器官移植的来源。所谓‘死囚器官’只是一个骗局。”
汪志远强调，“‘自愿捐献’是中共掩盖活摘器官的又一个骗局。”2010年以前，中国根本不存在器官捐赠系统。2011年后，全国10个大城市做器官捐献试点。但调查结果显示，从2015年1月到11月份，中国大陆器官移植数量仍然庞大，器官来源也很充足。而他们的器官捐献系统回答是没有器官捐献，或者是非常少。与全国的器官需求量比，几乎是没有捐献。
追查国际调查员在给国内的红十字会器官捐献办公室打电话过程发现，大部分电话无人接听，少数几个有接电话，也称捐成的没有几个，有的自愿捐献系统还在筹建之中。
北京是全国器官移植量最大的城市，仅卫生部指定的器官移植医院就有20家，仅北大人民医院就称一年之内做过4000例肝肾移植手术。实际移植量大的惊人。可是调查显示，他们的捐赠系统还在筹建中，根本没有人捐赠。
大陆媒体报导，2010年3月天津市启动人体器官捐献工作以来，累计器官捐献123例。 这样低的捐献数量，无法解释天津市巨大的器官移植量。
2015年调查，全上海市器官捐献成的只有5例。而上海有11家卫生部指定的器官移植医院，全部是国家级移植中心，每年开展大量器官移植，5例捐献器官绝不可能是上海众多器官移植机构每年移植供体的主要来源。
法轮功学员是器官移植到最大受害群体
据追查国际调查报告，2000年是中国器官移植的一个分水岭，从这一年开始，中国的器官移植开始了爆炸性增长，全国大大小小的医院蜂拥而上做器官移植，大量器官移植中心和配型中心迅速建立，同时伴随大量医学界的反常现象出现。
汪志远说，这与法轮功遭受迫害时间惊人的吻合。1999年中共江泽民集团开始迫害法轮功。数千万法轮功学员大规模到北京上访。数百万人因为不报姓名被大批地带走，秘密转移到不为人知的地下监狱、劳教所或集中营关押。从此失踪，成了器官移植的活体供应库。
全国关押在全国监狱、劳教所、看守所的法轮功学员，在遭受肉体虐待和精神凌辱，包括打伤、打残、打死（据明慧网，截至2015年8月3日打死被证实的已经有3870人），被强制地验血，而且验血之后，也不告诉被迫害者得病的情况，重病得不到医治、 不允许保外。这样的事情在全国是普遍存在。与此同时，其他劳教人员、囚犯并没有如此被对待。甚至有在家的法轮功学员被强制验血的情况出现。
追查国际调查报告显示，据2010年3月中共官方媒体《南方周末》发表的《器官捐献迷宫：但见器官，不见人》报导：“2000年是中国器官移植的分水岭”。“2000年全国的肝移植比1999年翻了10倍，2005年又翻了三倍。”6年时间翻了30倍！
所有的证据指证一个事实：法轮功学员成了中共器官移植业畸形发展的受害者。
汪志远毕业于中国第四军医大学航空医学系，曾任航空军医主任，长期从事航空医学保障，经担任过《航空军医》杂志编委，文革之后任第一届中共全军军事医学委员会委员，1995年来到美国在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心血管研究中心从事心血管研究。
2006年开始，汪志远开始从事中共活摘器官调查，至今愈10年，着多篇调查报告。详情浏览追查国际网站：https://www.zhuichaguoji.org/
——转自《大纪元》
（责任编辑：任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