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北京时间2017年07月25日讯】世人都知邓小平是“六四”屠夫,却不太知道邓也是反右运动的主要帮凶。1957年毛泽东的“阳谋”反右运动在中国大陆肆虐,邓小平作为当时的中共政治局常委兼中央总书记,全面指挥和部署了反右运动。知名作家申渊曾撰文批露,邓小平是仅次于反右元凶毛泽东的第二刽子手。
1957年发生的反右派运动,是一场整肃知识份子的运动,也是一场整肃民主党派尤其民主同盟(其中多数是知识份子)的运动。
20年后,当中共领导人胡耀邦提出给当年的右派平反时,邓小平坚决反对,他说“1957年的反右是必要的,没有错。”然而,邓小平作贼心虚,在其文选第一卷出版时,他把57年反右指导性文献《关于整风运动的报告》以及一系列的有关文章和文件,全部删掉,不敢示人。
旅美原大学历史学教授刘因全认为,邓小平说反右没有错,是想逃脱罪责,“反右的时候,具体操作的,操刀手是邓小平。这个运动本身就是错误的。不但是错误的,是犯罪,它是一种罪行,是一种滔天罪行,必须彻底否定。”
申渊认为,邓小平与毛泽东是一丘之貉。在反右运动中,邓和毛泽东一同策划了这场“阳谋”,具体执行了残酷迫害知识份子的政策。
毛泽东把知识份子当作敌人
1956年10月,一批匈牙利知识份子、学生和党内民主派,因反对共产党一党独裁而起义,最终被苏联出兵镇压,这个事件让毛泽东寝食难安。
不久毛泽东策划了一场“阳谋”,就是要把知识份子里的精英,诓骗到监牢里去的反右运动。事实上,毛泽东一直把知识份子当作敌人看待。他把知识份子划入“中产阶级右翼”,他认为,“那动摇不定的中产阶级,其右翼应该把他当做我们的敌人——即现时非敌人也去敌人不远;其左翼可以把他当做我们的朋友——但不是真正的朋友,我们要时常提防他,不要让他乱了我们的阵线!”
曾被划为右派的中国知名物理学家许良英曾撰文说,在毛泽东心目中,具有独立思想的知识份子是妨碍他统治的祸患。
在反右运动中,邓小平作为毛泽东的亲信,直接参与了运动各个阶段的策划,是反右运动的最大帮凶。
邓是毛的重要亲信
反右前邓小品已深得毛的信任,在反刘、周、薄的新税制风波、“高饶反党集团”事件等党内斗争中,邓紧跟毛泽东,成为毛的重要亲信。
1956年9月,在中共八大,邓小平被任命为中共政治局常委兼中央总书记,主持书记处工作。在毛的策划下,书记处领导国务院和中央军委,邓小平可代表中央起草中央文件,仅邓一人可代表毛批文。
叶剑英在1957年说,除毛泽东外,邓小平虽然没有元帅军衔,但他却是元帅的领班。
短短三年,邓小平连跳三级。在1957年4月的八届七中全会上,毛泽东自诩为“大跃进”的“统帅”,邓小平则是“副统帅”,其取代刘少奇成为接班人似已被毛确认。
邓小平策划反右具体措施
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论十大关系》的讲话,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毛泽东说,在文学艺术工作和科学研究工作中的知识分子,有批评的自由,有发表意见的自由,诱骗知识份子给中共提建议,说心里话。
1957年9月23日,邓小平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发表《关于整风运动的报告》,称反右运动可分为“大鸣大放”(即引蛇出洞)阶段,反击右派(即定罪)阶段,着重整改(即反右补课)和研究文件、批评反省、提高自己阶段。
5月8日至6月3日,在毛、邓部署下在北京举行了40多次座谈会,邓小平主持书记处昼夜研究,用简报方式向毛泽东汇报反右进展。
5月中旬,根据各地大鸣大放的情况,毛泽东觉得该收网了,亲自写了《走向反面》一文,拟在党媒《人民日报》用“本报评论员”名义发表。
邓小平看后,建议毛把题目改为《事情正在起变化》,署名也改为“中央政治局研究室”,批上“内部文件,注意保存”字样仅发给党内领导干部阅读。此举深得奸诈的毛泽东赏识,两人均是同道中人。
据知情人士透露,在毛写《事情正在起变化》之前,邓主持的书记处已下发了《关于报导党外人士对党政各方面工作的批评的指示》,由此可见,“引蛇出洞”的决策邓小平完全知情,并藉由书记处大力执行,成为毛反右的主要工具。
随后,毛在一份“情况汇报”上批示:“共产党执政还不到八年,就有三十多万条意见、错误、罪状。那共产党是不是该下台?那我姓毛的是不是还要再上井岗山?”毛违背承诺,以这些言论危及中共领导地位为由,将知识份子推进反右运动的深渊。
一夜之间,风像骤转,百万无辜知识份子被打成了右派,长期蒙受不白之冤,遭受精神和肉体的残酷迫害。很多人被打成右派后,不堪屈辱,以死抗争;有些人被迫害得身体伤残,甚至失去生命;不少家庭由此而支离破碎,许多家属遭到株连,许多子女受到虐待。
为了处置右派,毛泽东创立了劳动教养制度,不经法律程序,可以随意剥夺公民的人身自由,进行无限期关押,并强迫劳动。
大饥荒年代,各地劳教所都有人饿死。如1960年甘肃省酒泉县的夹边沟劳改农场,2,400名右派饿死了1,300人。曾被关在四川沙坪劳教农场的知名作家铁流撰文透露,1959年到1962年间,沙坪劳改农场有近一万名右派,后来生还者不到5000人。
作为反右运动的操刀手,邓小平每天向毛泽东汇报运动进展情况,并全面指挥和部署反右运动,反右的各项政策均由邓小平统筹安排下达。
据悉,周恩来在主持制定中共中央关于科学界反右派斗争的文件稿上的批示:“送小平同志审阅后,刘、朱、陈、彭、康、陆定一核阅”。周恩来位高于邓,但他制订的文件,却必须先送邓审阅,再给刘、朱等阅,可见邓小平在反右运动中的身份和地位。
邓小平在反右运动中,对中共党内的老干部疯狂打压,毫不手软。沙文汉、潘复生、欧百川、王汉、杨思一、陈沂、丁玲、江丰、冯雪峰、艾青、秦兆阳等省部级高干被打成右派,都是经过邓小平批准,毛泽东点头的。
原中共上海市委副书记陈沂被打成右派后,陈毅给总政主任谭政大将打电话询问。谭回答:“你不了解情况”,啪一声搁下电话。陈毅说,“好家伙,人家是那样一位重要的领导,我是元帅也无奈他何!”原来陈沂的右派也是邓小平批准的,谭政才敢顶撞陈毅。
反右扩大化 邓小平难辞其咎
邓小平对毛的“阳谋”心领神会,两人狼狈为奸。邓小平领导的反右指挥部,频频发出反右加温和扩大的指示,却没有作出划分右派分子标准的政策。当时大陆知识份子总共不过500万人,被划为右派的人数超过55万人,加上内控使用、开除党籍的中右份子,高达120万人。直到反右高潮过去,邓小平才放了一个右派处理的“马后炮”。
1977年反右运动结束后,被划成右派的552877人中,有552781人获得改正,仅96人未获改正。针对这些数据,香港作家、五七学社会员张成觉认为,说反右斗争仅仅是犯了扩大化的错误,是荒谬的。
张成觉:“扩大了多少呢?就是按552877的右派这么一个数量来说,没有改正只有96个人,96来除552877,错划率达到99.999%,这样的错划率能够用扩大化来掩盖吗?等于扩大了5000多倍了嘛!所以扩大化这个说法是完全荒谬的。”
张成觉认为,反右运动开启了从大跃进到大饥荒到文革,一个比一个更大的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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