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物专家替麻雀“求情” 遭毛泽东残酷迫害

北京时间：2017-08-02 08:08

【新唐人北京时间2017年08月01日讯】1955年11月，毛泽东出台《农业十七条》除四害，消灭包括麻雀。一些生物学家从同年冬开始为麻雀抗争，直到1960年春，才迫使毛放弃这一计划。但是，在1966年开始的“文革”中，他们却被扣上种种罪名，受到残酷迫害。

1955年11月，毛泽东在杭州和天津，分别同14位中共省委书记和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商定了《农业十七条》（即《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又称《农业四十条》的前身）。

毛所定《农业十七条》第13条为：“除四害，即在7年内基本消灭老鼠（及其他害兽），麻雀（及其他害鸟，但乌鸦是否宜于消灭，尚未研究），苍蝇，蚊子。”

在酝酿《农业十七条》过程中，农业部一位责任人，曾约见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室研究员、鸟类学家郑作新，咨询该不该消灭麻雀？

郑作新表示：麻雀在农作物收成季节吃谷物，是有害的，但在生殖育雏期间吃害虫，是有相当益处的。对付麻雀的为害，不应该是消灭麻雀本身，而是消除雀害。郑作新的意见，没有被习惯独裁的毛采纳。

1956年毛泽东与他人商量后，将17条扩充为40条，拟出了《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的草案初稿，并以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名义正式提出了《1956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又称《农业四十条》，其中第27条规定：从1956年开始，分别在5年、7年或12年内，全国范围内基本上消灭老鼠、麻雀、苍蝇、蚊子。

自此，各地展开了捕雀运动。有的地方规定了捕雀的定额，为了交足麻雀腿，群众不管什幺小鸟都捕杀，包括许多明显的益鸟。当时，甘肃省曾有百万青少年齐出动、7天消灭麻雀23.4万只的报导。

随后，许多科学家顶住巨大的压力，陈述麻雀既有有害的一面，又有有益的一面，不要消灭麻雀，最好消灭雀害或控制雀害。

1956年10月，在青岛举行的中国动物学会第二届全国会员大会上，中科院实验生物研究所研究员、副所长朱洗首先发言，发言中引用了大量史料。他说，1744年，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因为讨厌麻雀每天唧唧啾啾叫个不停，而且还偷吃樱桃园里的果子，就下令悬赏消灭麻雀，谁杀死一只麻雀就可以得到六个芬林的奖金。于是大家争相捕雀，结果麻雀没有了，果树上害虫没了天敌，越繁殖越多，把果树叶子都吃光了，结不出一个果子来。

事后，弗里德里希不得不收回成命，并且去国外运来麻雀，加以保护和繁殖。

朱洗在继续引用美国纽约以及附近城市、澳大利亚为扑灭害虫从国外引进麻雀的成果后说：我们如果公平地衡量利弊得失，应该承认麻雀在某些季节确实有害，更多的时间是有益的。是否应该消灭麻雀尚应考虑。

鸟类学家郑作新也在发言，重申他多次在不同场合，以不同形式表达过的两点意见：1、防治麻雀应是消除雀害，而不是消灭麻雀本身；2、麻雀在饲雏期间是吃虫的，在这一阶段是有相当益处的。

郑作新说：对麻雀的益害问题不能一概而论，应该辩证地对待，在农作地区，它吃谷物是有害的，但在城市、公园、山区、森林地带，它是否同样有害，尚属疑问。为明确起见，全国范围内消灭麻雀的行动，似乎应该改为在一切麻雀可能为害的地方消除雀害。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薛德焴、复旦大学教授张孟文、西北农学院教授兼院长辛树帜、福建师范学院教授丁汉波等动物学家们纷纷表示，定麻雀为害鸟的根据不足，建议在没有得到科学结论之前暂缓捕杀麻雀，同时呼吁有关部门，对麻雀的益害问题进行深入研究。

会议过后，薛德焴连续发表文章，历数国外保护麻雀和扑灭麻雀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并在分析麻雀的生活习性和食性后说：麻雀之益不能一笔抹杀。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张作人，在《对麻雀问题提一点参考的意见》一文中说：“其实这是行政上的事务，是一种想增加农业生产的行政事务，应当加以修正”。

但是，这些生物学家的反对意见毫无作用。1958年，“大跃进”时代，全民围剿聚歼麻雀运动全面展开。

据不完全统计，同年3月到11月上旬，8个月的时间中全国捕杀麻雀19.6亿只！但是无视自然界的客观规律，不重视科学，忽视生态平衡的国人，受到了惩罚。

1959年春，上海、扬州等城市树木害虫大面积发生，有些地方人行道树的叶子几乎被害虫吃光。生物学家更加强烈要翻麻雀冤案。

但是，毛却有完全不一样的看法。1959年7月10日下午，毛在庐山会议上，当讲到《农业四十条》时，他不满地说：有人提除四害不行了，放松了，还要搞，麻雀现在成了大问题，还是要除。

但朱洗、冯德培、张香桐等几位科学家，继续为麻雀鸣冤。所幸的是，他们的强烈反对意见得到中国科学院有理智领导的支持，1960年3月4日，由有关国家机关和诸多科研单位人员组成、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主任童第周任负责人的“麻雀研究工作协调小组”成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