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时代，是一个人才济济、治世能臣辈出的黄金时代。围绕在汉武帝身边的历史名臣、传奇人物，文有司马迁、司马相如，武有卫青、霍去病，儒士有董仲舒、公孙弘，治律有赵禹、张汤，财政有桑弘羊，音律有李延年，使者有张骞、苏武，托孤大臣有霍光、金日䃅，不可胜记。这些臣子，有的具备某种才华，有的忠君为国、品德高尚，他们汇聚在汉武帝周围，都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班固在《汉书》中为汉武帝题的赞语中说：“遂畴咨海内，举其俊茂，与之立功。”汉武帝求贤若渴，在全国范围内唯才是举，立下不朽功业。而汉武帝在识人、用人方面，胸怀宽广并独具慧眼，因而人才之盛远远超过两汉其它时期。班固因此做出“汉之得人，于兹为盛”的极高评价。
历朝历代都有选拔人才的制度，夏、商、西周时期实行“世卿世禄制”，战国时出现“军功爵制度”以及“养士”，秦代则多以“辟田”和军功为选官依据，也出现推举制度。在上一集我们了解到，汉武帝兴太学、置博士与弟子，建立了经学取仕的选官制度，为国家培养了一大批德才兼备的优秀官员。而汉武帝不仅尊儒，对其它方面的人才同样是求贤若渴。他身边的名臣，经学出身的儒生也仅仅占据一部分。和汉初相比，汉武帝确立了以“察举制”为主的多样选官制度，保障在国内大规模招贤纳士，辅佐他开创前所未有的汉武盛世。
汉初选官
汉初，各项制度草创，对于官员的任用制度也不完备，尽管出现了许多汉初风云人物，但是将相公卿非富即贵、即亲，普通人特别是寒门学子是很难走进庙堂的。在汉武帝之前，汉朝的选官制度主要有三种：
第一种是贵族制。大多数朝代立国，是在马上得天下，因而论功行赏，封侯封王者甚多。比如汉初，被汉高祖封为列侯的人就有一百多个。当时朝廷公卿和地方长官，几乎都是从列侯以下的军功贵族中选任。从高祖到景帝，汉代有十二任丞相，都出自列侯群体；十五任御史大夫，绝大多数也出身列侯。
第二种是任子制。《汉官仪》记录，官员俸禄在两千石以上、任期满三年的，可以任命他的子弟一人，封为郎官。
第三种是资选制。就是说，有一定财力的平民百姓是可以当官的。一般的标准是“高资为郎，低资为吏”，汉文帝时规定，资选的财产标准是家产十万，相当于中产之家。张释之曾凭借五百万家财当选常侍郎，最后做到了廷尉。而到了景帝晚年，资产标准降到四万。
此外，汉初历代皇帝也很尊重贤士，汉高祖就曾颁布求贤诏，在诸侯国及各郡县内广泛招贤举士。当地长官发现人才后，亲自劝勉鼓励，把他们举荐到丞相那里，用公车恭敬地送至京师，以待朝廷征用。这种招贤方式，可以看作是后来察举制和征召制的前身。但是可惜的是，招贤举士并没有在汉初形成制度和规模，汉武帝之前，汉廷仅仅招贤两次、举孝廉两次。因此，所招纳的人才也很有限，大量的人才埋没在民间，等待真正的明君发掘他们。
到了汉武帝时期，董仲舒在《天人三策》中，一针见血地指出汉初选官制度的弊端。他说：“现在的官吏、郡守多出身于郎中，而郎中又是从大官的子弟中选任，仗着富贵身份，很难做到贤明。古时候考核官吏的功劳，看的是做官是否称职，而不是任期长短。”他又说：“时间一长，官吏凭借任期升官，廉洁和无耻混淆，好人和坏人不分，真正的贤才不就被排挤了吗？”
董仲舒还提出了改善的措施：各位诸侯、郡守或者其他高官，每年推荐两位他们治下吏民中的贤才在宫廷里任职；如果被举荐的人的确贤能，就奖赏举荐的官员，否则就予以惩处。他认为，这样做就能让诸侯及高官尽心寻访贤才，天下有德有才者，就都能为皇帝所用了。
汉武帝雄才大略，即位后欲成就文治武功，离不开一大批栋梁之材的辅佐，因而董仲舒的建议非常契合他的心意。那么，汉武帝具体采用了哪些更好的选官方式，以网罗天下精英呢？
唯才是举
大家都知道，“察举制”是汉代最典型的选官制度，是一种自下而上推荐、考核人才的选官制，这一制度就是在汉武帝时期正式确立并完备的。从汉文帝开始，他曾下诏要求“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并且定下“对策”即考试环节。即被举者经考试后，由政府量才录用。不过，原先被推荐的人大多是推荐者的亲戚或朋友，贤才并不多。因此汉武帝听了董仲舒的建议后，加大察举的范围和力度，使之成为中国历史上科举制之前，最主要的选拔人才的方式。
元光元年（前134年）冬，汉武帝即下诏令地方郡国推荐孝、廉各一人。所谓“孝”指孝子，“廉”指廉吏，他们都是地方上品德优良可以做表率的人。然而，汉武帝扩大察举范围之举，遭到一些大臣的反对，他们担心照此下去，本族的子弟将难以顺利进入仕途，因此一些地方以“野无遗贤”上奏汉武帝。
汉武帝虽然生气，但并没有惩罚这些官员，而是拟定一份诏书，向天下说明察举制的重要性，并让大臣们讨论。他在诏书中说：“朕命令郡国推举孝子廉吏，是为了树立榜样，继承圣人的事业。孔子说过‘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三人行必有吾师’，现在有些郡县一个贤人都没有推荐上来。自古以来，推举人才的受重赏，压制人才的要受罚。现在令二千石、礼官、博士商议一下不举贤才的罪名。”
负责察举的官员很快地将商议结果上奏上来：“不举荐孝子，就是不奉诏，应以大不敬治罪；不举荐廉吏，就是不称职，应当就地免官。”汉武帝以此昭告全国。诏令下达后，各地官员再不敢怠慢，纷纷举荐贤才。大批被举荐的贤德之人通过考试后进入朝廷。
据《通典》记载，元狩六年（前117年），汉武帝又下诏细化选拔规则：郡国人口满20万的，每年向朝廷推荐一人；40万的推荐两人，以此类推。同时定下察举的四大科目，相较于汉文帝时期仅有的孝廉和贤良两科更加完备：“一曰德行高洁，志节清白；二曰学通修行，经中博士；三曰明习法令，足以决疑，能案章覆问，文任御史；四曰刚毅多略，遭事不惑，明足照奸，勇足决断，材任三辅令。”
具体来说，就是按照四科标准分类，则以“德”为主的有孝廉、孝廉方正、至孝、敦厚科；以“经学”为主的明经科，这里的“经”单指儒家经典；以“文法”为主的有明法科，即选拔通晓律令的人才；以“才能”为主的有勇猛知兵法、明阴阳灾异、有道等科。但所有的科目，都以德行为先，在学问上则以儒学为主。这正是汉武帝开始推行董仲舒的“尊儒术”的具体体现。
元封五年（前106年），汉武帝早期的文武名臣大多退休亡故，朝廷亟需人才，于是汉武帝下诏增设“茂才异等”科，也就是唯才是举，特别是能够担任将相或者是出使外国的特殊人才。
汉武帝通过这种方式最大限度地选拔出有德有才的人。随着后代帝王不断完善，汉代察举制按照举期分类，察举的科目可分为常科即岁科与特科两大类。岁科包括孝廉、茂才（秀才）、察廉、光禄四行等，以孝廉一科最为重要；特科又分为常见特科和一般特科，以贤良方正最为重要。
可以说，察举制为汉武帝开创辉煌帝业，奠定强有力的基础。而这一制度实行了1300年之久，成为中国古代重要的选官制度。
广开仕路
除了察举制和太学养士制度，汉武帝为了最大限度地网罗贤才，还采取更灵活的选官方式，不仅有朝廷卑辞厚礼亲自征召，更允许有才能的人毛遂自荐，直接和皇帝对话。开明而多样的选官制，让汉武帝身边汇聚一大批有真才实学的名臣，说汉武帝时代“野无遗贤”也是不为过的。
元狩六年，汉武帝选派博士官六人，到各地寻访天下贤能隐士，推荐给皇帝，由此正式将“征召制”确立为汉代的一大选官制度。所谓征召，便是天子对于德高望重、鸿儒和有才能但不愿出仕之人，派礼官以隆重礼节迎接，恳请其入朝为官。凡应征者，由天子亲自召见，不经考试就可以直接授予官职。征召也分普遍征召和个别征召，区别在于是否有明确的招纳对象。
征召制自汉武帝即位之初便开始实行，他以安车蒲轮、束帛加璧，隆重请出枚乘和鲁申公，成为礼贤下士的典范。元光五年（前117年），汉武帝又下征召令：无论吏民，只要通晓政务、有学识才干，便可由上京的官员引荐入朝，沿途由政府提供饮食。曹操曾借《诗经》“青青子衿，悠悠我心”表达对贤才的尊重与渴求，汉武帝招贤纳士的诚意也在这封诏书中充分体现。
还有一种是有才能的吏民上书自荐，向朝廷陈述自己的政治主张，叫作“北阙上书”，因朝廷是在宫殿北边的门楼上接受上书而得名。而自荐者由一个叫公车令的机构接待、管理，因而这种方式也叫作“公车上书”。上书言事之人如果确有才能，同样会得到重用，而且不问出身。汉武帝对北阙上书非常重视，常常亲自阅读上书，选拔人才。
在西汉历史上留下印记的东方朔、朱买臣和主父偃等名臣，就是通过这种方式被选拔上来的。比如东方朔，以性格诙谐、言词敏捷、滑稽多智著称，他第一次给汉武帝上书，就洋洋洒洒用了三千汉简，需要两个人才能扛起，汉武帝足足花了两个月时间才读完。能让皇帝花如此长的时间读完，东方朔确实非同寻常。朱买臣呢，早年是个落魄书生，40多岁时还靠打柴为生，后来向朝廷上书很久没有回音，幸好遇到做到中大夫的同乡严助的推荐，得到汉武帝接见。朱买臣就讲解春秋、楚辞，受到赏识也被封为中大夫，后来为平定东越国献策有功，被封为太守。还有主父偃，上书汉武帝当天就被召见，获封为郎中，还被破格提拔。后来汉武帝为加强中央集权，在诸侯国颁布推恩令，也就是让诸侯王把封地分给子弟，这样诸侯国越分越小，实际国力被削弱，也就无法和朝廷抗衡。这个重要的建议就是主父偃提出的。
不拘一格
通过上述几种方式，汉武帝网罗了天下不少贤才能人。此外，英雄不问出处，汉武帝对人才的选用更是不拘一格，大有一种天下贤才为我所用的宽宏气量。我们在第一集提到，茂陵中两座山形的陪葬墓，它们的主人——卫青和霍去病出身卑微，但是他们本身武功高强、军事才华出众，即使身为外戚仍然受到汉武帝的信任和重用，立下平定匈奴的不朽军功，成为西汉一代名将。
《史记》记载，卫青的母亲叫卫媪，是汉武帝的姐姐、平阳公主的奴婢，生有一男三女。其中的三女儿卫子夫，就是大名鼎鼎的汉武帝第二任皇后。卫媪后来与他人生下了卫青。卫青的童年过得很悲惨，从小在亲生父亲家里长大，长期受到虐待。长大后，卫青就做了平阳公主的骑奴。有一次，卫青跟随别人来到甘泉宫，一个囚徒看到他的相貌后说：“这是贵人的面相啊，官至封侯。”卫青就苦笑说：“我身为人奴之子，只求免遭笞骂，已是万幸，哪里谈得上立功封侯呢？”
建元二年（前139年），18岁的少年天子汉武帝到霸上也就是当年发生鸿门宴的地方去祭祖祈福，顺路看望平阳公主。因为那个“金屋藏娇”的陈皇后多年无子，平阳公主效仿姑姑馆陶公主，向弟弟推荐美女。卫子夫凭借动人的歌喉和美丽的秀发获得汉武帝宠爱，被选入宫中。随着姐姐卫子夫的地位变化，卫青得以在建章宫内当差。大约一年后，卫子夫有孕，恩宠更隆，陈皇后的母亲馆陶公主迁怒于卫青，想将卫青杀死，谁知卫青的朋友公孙敖抢先把他救了出来。大难不死，卫青因祸得福，这件事惊动了汉武帝，让他得到召见。汉武帝看重他的才华，就让他先后做了建章宫监、侍中、太中大夫，从此卫青开始显贵。
元光六年（前129年）起，卫青担任车骑将军征讨匈奴，七战七捷，为西汉开拓北方疆域立下汗马功劳。他不仅善于领兵作战，而且品行端正，敬重贤才、不养门客，因而被封为长平侯，官至大司马大将军，能够内朝参决政事。卫青病逝后，得到谥号“烈”，取“以武立功，秉德尊业”之意，陵墓也被修成阴山形状以纪念他的赫赫战功。他的一生位极人臣，且善始善终，生前身后都获得极大的荣耀。
霍去病是卫子夫姐姐的私生子，也就是卫青的外甥。因为特殊的身世，霍去病小小年纪就学习骑射、剑术等武艺，17岁就被汉武帝封为骠姚校尉，两次跟着卫青深入漠南出击匈奴。两次出征都是勇冠三军，获封冠军侯。两年后，霍去病以骠骑将军的身份继续讨伐匈奴，助汉武帝控制河西地区，为打通西域奠定基础。匈奴人因此流传下一支民歌：“亡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妇女无颜色！”他和舅舅卫青一同被加封大司马，后来英年早逝，他的坟墓被修建成祁连山的样子，陪葬于帝陵，彰显他克定匈奴的奇功。
除了霍卫两人，汉武帝身边还有许多传奇性的贤才，比如顾命大臣金日磾是匈奴战俘，理财家桑弘羊是当时受人歧视的商人的儿子，他们都因为汉武帝的爱才、惜才成为国家的肱骨大臣和缔造辉煌盛世的重要助手。@*#（未完，待续）
点阅【雄才大略、千古一帝之汉武帝传】连载文章。
──转自《大纪元》
（责任编辑：李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