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城中，一个持锡杖、披袈裟的身影默默地穿行。他法名乐僔，是一位笃志修行的沙门。风尘仆仆的他，走过无数城镇、林野，看遍人世繁华、落寞，他不曾停止，只为寻找一个清静修行、证悟佛法的所在。
这一年，是前秦的建元二年（366年）。前秦，是十六国时期最强大的国家。氐族的苻坚以儒家的仁义理念治国，在枭雄割据的年代一度统一北方中原，开创一代繁华治世。而敦煌的奇迹，就始于这个传奇的时代。
这一年黄昏，乐僔走过宕泉河谷，来到三危山与鸣沙山下。鸣沙山顶，蓦然向他闪耀着流金溢彩的光辉。那金光，灿然夺目，直上霄汉，光影中竟是千佛庄严慈悲的法相。一路苦行的乐僔终于得到了佛陀的谕示，他见证了世间殊胜壮美的神迹。
乐僔立刻领悟到，这就是他一直寻找的清修礼佛的圣地。于是，他在鸣沙山的峭壁上开凿了第一个石禅窟。这就是莫高窟以及整个敦煌石窟的缘起。
佛法东渐
正是从乐僔凿石窟起，敦煌开始了佛教石窟的千年营建。佛法起源于当时名为身毒或天竺的印度，其东传正是得益于丝绸之路上中原与西域在军事、外交、商业、文化等全方面的交流。怀着弘法心愿的僧侣，沿着丝绸商路一路东行，希望把了悟的佛理带去更旷阔的地方。
如果说历史的发展是有天意的，那么我们回首思量这段丝绸之路的开通与发展，它的繁荣果真仅仅为了满足世人对金钱的追逐、对奇珍异宝的占有以及对异国世界的探索和经略吗？
在东周礼崩乐坏、诸侯混战的时期，诸子百家争鸣，道家修炼与儒家思想体系兴起。而在五胡十六国时期，同样是一个烽火连天的动荡年代，佛法在中原广传，启悟世人另一重生命皈依的境界。敦煌人也因此得以聆听佛法的圣音，从而拥有了本土的石窟寺庙，最终诞生了精美绝伦的壁画与彩塑艺术。这才是敦煌文化最神圣也最美丽的精华部分。
乐僔并不是第一个来到敦煌的僧人。佛法的东传，自有一番绝妙神奇的历程。在两汉时期，佛法开始传入中土。据《魏书‧释老志》，中华王朝最早出现“佛”的记载，是在汉武帝元狩年间。大将霍去病在第一次河西大战中，一路打到焉支山，杀敌近万，招降五万余众，更把匈奴休屠王祭天用的金人作为战利品带回长安。
这个金人“率长丈余”，汉武帝见了“以为大神，列于甘泉宫”，每日烧香、礼拜供奉它。[1]这尊来自西域的高大金人，就被认为是一尊佛像。而博望侯张骞在出使西域过程中，同样听说了有关佛教的资讯：相传在大夏国相邻的身毒国，一名天竺，那里盛传浮屠之教，浮屠即“佛陀”。
汉哀帝元狩二年（前2年），大月氏使者伊存入长安，向博士弟子景卢口授《浮屠经》，这是有文字记载的佛经首次出现在中原的事件。而佛法正式传入中原，源于一位汉代帝王的梦中奇遇。东汉永平年间的一天，汉明帝梦见有一金人从天而降，飞入宫廷中。只见他形体高大，头部有太阳一般的神光。
次日，明帝召集群臣为他释梦，有大臣回答说：西域有神明，叫作“佛”，身高一丈六尺，通体金黄色，轻举能飞。明帝梦到的金人，自然便是佛了。明帝听了十分欣喜，遣使赴天竺国寻访佛法。[2]后来，使者们找到了高僧摩腾，邀他到汉地修行。摩腾入汉后，明帝不仅盛情款待，还为他在洛阳城外修筑精舍，即后来的白马寺。
此后两千多年来，佛法流布，佛寺林立，佛家修炼文化最终成为中华文化中与儒、道并重的信仰体系。
凉州佛教
佛教真正大规模进入中原，恰逢东晋崩乱的世道。永嘉之乱后，中原王朝无力掌控天下，朝廷与世家大族大举南迁；胡人君主逐鹿北方，政权频繁更迭，战乱不止。黎民百姓流离失所，门阀士族徬徨无措。那些西方僧众凭借对佛法的正信，不畏艰险，经由丝绸之路来到了东土。他们的第一站，就是包括敦煌郡在内的凉州。
西汉元封五年（前106年），汉武帝在天下设立十三刺史部，各领一州。凉州刺史驻武威郡，统领河西诸郡，范围包括今天的甘肃、宁夏全境，以及青海、新疆、内蒙古的部分地区。东晋历史上，河西相继出现前凉、后凉、南凉、北凉、西凉这“五凉”政权，辖境大体不出古之凉州疆域。
当中原饱受兵祸之苦时，凉州是唯一安定而富足的乐土，成为汉族士民在南渡之外的又一避难之所。素来敬天信神的华夏子民，在乱世中祈盼着太平的世道与生命的归宿。而那些割据河西的霸主们在弱肉强食的世间，亟需为自己的统治找到精神支柱，同时寻求心灵的安宁与救赎。这一切，都奠定了佛法在凉州弘传的基础。
五凉时期，佛教在凉州深入人心，堪称国教。《隋书‧音乐志》载：“凉州自张轨后，世信佛教。”张轨即前凉开国君主。历代君主广召名僧、大建寺庙，因而凉州名僧云集。他们或施展神通劝谕世人，或妙笔生花翻译经典，或奔走四方传播教义，极大地推动了佛教在整个中原的兴盛。
比如高僧佛图澄，在清水中变化出青莲，以劝后赵君主石勒少行杀戮，而他有门徒近万名，其中多数来自凉州。精通三十六种语言的竺法护，翻译佛经175部、354卷，是入华译经最多的高僧。还有凉州的智严、宝云、慧贤、僧印等，南下江南一带，广传佛教禅法，带去大量翻译的佛经，对南朝佛教的发展起到很大的促进作用。
在所有高僧中，鸠摩罗什的出现是中华佛教史上的一大盛事。鸠摩罗什乃是中国佛经翻译史上公认的第一人，他本是崇尚佛法的龟兹国贵族，七岁时随母亲出家修行，日诵经千偈，十二岁便能开坛说法，年纪轻轻便做了龟兹国的国师，声名广传西域。
彼时，前凉君主苻坚力邀鸠摩罗什入中土而不得，于建元十八年（382年）派大将吕光出西域、伐龟兹。两年后，吕光俘获鸠摩罗什。又过了一年，吕光大军进驻凉州城，建立后凉国，久负盛名的一代高僧鸠摩罗什从此被软禁在凉州十七年。
然而罗什并未消沉，开始向身边的中原人讲经传法，同时学习汉族各地方言，对中原文化有了更深的了解。到后秦弘始三年（401年），姚兴攻灭后凉，恭迎罗什抵达长安，奉之如神。罗什不仅向后秦君臣与僧众布道讲法，并且翻译佛经三百余卷。在他的努力下，佛法在后秦出现全盛景象。
在凉州忍辱负重十七年的经历，将罗什磨炼成一位语言大师，促成了他在佛经翻译领域的成就。由于他对汉语卓越独到的理解，能够将印度佛经化作优美如诗的汉语篇章，成为中原佛教各派崇奉的经典文本。一千六百多年来，无人对他的译注增删一字。罗什笔下，创造了“色即是空，空即是色”等脍炙人口的名句以及苦海、心田、爱河这样的经典词汇，至今都影响着华人的生活。
造像鼻祖
五凉时期的凉州，一度是中华北方的佛教中心。凉州佛教的贡献不仅在于译经、传法，对佛寺、石窟的兴建也有着广泛影响，中华大地上的石窟鼻祖就建于北凉时期。
北凉石窟的营建虽然比乐僔凿窟的时间晚了近百年，但是它却是可考证的最早的具有佛陀造像艺术的石窟庙，亦是石窟艺术在中国真正的源头。
其实佛陀释迦牟尼传法时，不主张设立偶像，因而古印度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没有佛像。僧徒、信众们多用佛塔、菩提树、手印、足印等象征物代表佛陀。直到释迦牟尼圆寂六百多年后，地处巴基斯坦、阿富汗一带的的国家犍陀罗，人们根据佛经中对佛的描述，如头顶有肉髻、眉间有白毫、肤色金黄等，第一次创造出佛的形象。
犍陀罗位于欧亚大陆的连接点上，造像风格兼备古希腊、罗马写实造像的西方特征以及古印度精致神圣的东方韵味。随后，人们将用于修行、膜拜的石窟与佛陀形象结合，创造出了石窟佛像的经典形式。这一形式随着佛教的东传，与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融会贯通，最终形成了更加璀璨辉煌的佛教艺术。
它在中华生根发芽时，正值公元412年，北凉的“河西王”沮渠蒙逊统治河西的时期。蒙逊杀伐不断又极度崇佛，大力扶植佛教。他在河西大兴土木，建寺庙、供养高僧译经传法，推动凉州佛教的繁荣。与此同时，他又萌发一个更宏大的构想，仿照古印度洞窟的形式，在崇山峻岭中开凿一座规模雄伟的、属于北凉的石窟。
这时，凉州来了一位少年僧人修习佛法，他叫昙曜。他在中国佛教史上的地位可谓超然，然而有关他的生卒年月和籍贯生平，都未载于文献。我们只知道，他和一众凉州僧人寻找一处清幽僻静的所在潜心修行，最终锁定了祁连山的支脉天梯山。这座山坐落在武威城外五十公里处，海拔不高，然而山势异常陡峭，道路形如悬梯，故名天梯山。
昙曜等人与蒙逊的构想不谋而合，很快，昙曜带着很多能工巧匠艰难地登上天梯山。他们劈山开路，展开浩大的凿窟工程。期间，蒙逊的母亲车氏突然病逝，他请求昙曜在窟内雕刻一尊巨型佛像，以示纪念。一心向佛的昙曜实现了国君的梦想，天梯山石窟耗时二十余载，终于落成，其中有一座五米高的大佛依山而坐，神情端严静穆，长年累月守候着这片地灵人杰的山川形胜。
《集神州三宝通感录》载：“于州南百里连崖绵亘东西不测，就而斲窟，安设尊仪，或石或塑千变万化，有礼敬者惊眩心目。”这段关于中华石窟最早的文献记载提到的“南山石窟”，就包括昙曜等人所营建的天梯山石窟。北凉之后，北朝至隋唐，这座石窟陆续兴造、翻修，成为令世人惊叹的石窟建筑群。
随着北魏灭北凉，凉州的僧侣、工匠大举迁至内地，随之而起的云冈、龙门石窟自然承袭了凉州造像的艺术风格。特别是云冈耗时六年的一期工程，正是昙曜带领的凉州工匠所建，即“昙曜五窟”。
随着政权的转移，凉州石窟的模式正式走进了中原，进而影响着整个中国石窟的艺术风格。由于年代久远，北凉时期兴建的大多数石窟因战乱和灾害而损毁，幸运的是，硕果仅存的几大石窟仍然为后人保留了石窟始祖的风貌。而在敦煌石窟群中，凉州石窟也是现存最早的杰作，它们正是敦煌石窟历史中辉煌生动的第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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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魏书》卷114：获其金人，帝以为大神，列于甘泉宫。金人率长丈余，不祭祀，但烧香礼拜而已。此则佛道流通之渐也。
[2] 《魏书》卷114：后孝明帝夜梦金人，项有日光，飞行殿庭，乃访群臣，傅毅始以佛对。帝遣郎中蔡愔、博士弟子秦景等使于天竺，写浮屠遗范。
（转自大纪元/责任编辑：张信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