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文明社会的最基本原则，就是社会的法律制度是清晰的，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都是有清楚指引的，不会廿多年来都可以做的事，突然间就被指构成严重犯法，然后相关人士就全部被拉被锁，而且未审先坐监，这才是香港市民原本所认知的“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五十年不变”。
然而这一切，在这两年都完全变了样。可谓全港头几位最受欢迎、营运多年的传媒，突然变成“不是传媒”。然后由一间又一间“不是传媒”，到无法理解究竟什么是犯法，什么是合法，包括连法律界人士都无法用常识去解答，连“建制中人”也不断自打嘴巴（如叶刘般以“今日的我，打倒昨日的我”）。而相关高官除了凭空认为这犯法与否的界定是“十分清楚”，却也无法严格定义什么是合法，什么是不合法。因此结果就是，一间又一间的香港传媒，因为怕违法而倒闭，而其读者，当然会问自己，这个地方，还是一个安全的地方吗？这还是一个让人继续安居乐业的地方吗？
当特区政府已经掌握了一切，把九十席的立法会议席全部拿到手中，令以往头号眼中钉的传媒倒闭后，从政治学的基本原则来说，理应是要“回复稳定”，即尽量维持以往的生活正常。从目前香港的局面、从创历史新低的30.2%的立法会投票率，政府应该清楚见到，市民如何在在今次的选举不愿投票，显示政权的认受性备受质疑。因此当局要做的事情，就是提升市民的信心，令人以为“一切如常”。
可是投票结束不久，就接二连三见到著名的传媒倒闭，而且这些传媒，都与政府于2020年所声称《国安法》目标的“港独”无关。难道是政府眼见市民稍为淡忘了早前的苦涩，难得拥有少少节日气氛的时候，政府又要再继续“政治工程”，以为可以令大多数市民“接受现实”？
香港作为一个“国际城市”，其角色是要连接中国与世界其他地方，特别是发达国家；可是当发达国家接二连三都质疑今日香港的施政，谴责特区政府的所作所为时，除了把这些国家全部都当成是敌人、除了反驳与指控所有最重要的生意伙伴，全部都是“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还有可以做的事情吗？还是以后不要和所谓美英加澳纽的“五眼”，或者欧洲各国做生意，改为专注与巴基斯坦、朝鲜与阿富汗做生意好了？所谓“国际金融中心”，要改为“第三国际金融中心”了吗？
最近连亲中阵营的“自己人”，都忍不住不断有人出说，不要“做过头”。
看党报如《大公报》对立场新闻的指控之一，是“迎合外国金主吸金，触发恐慌性移民潮”；现实究竟是什么人，才能触发“恐慌性移民潮”？目前“移民潮”仍未见顶，原因只是疫症至今未结束；然而当疫症最终必然会结束的时候，政府到时又打算用什么方法，来挽留市民？
一边不断用党媒“报导”外国如何差，一边担心市民“恐慌性移民”，一边继续增加新的政治审判，令更多传媒结束，令市民人人自危，岂不是不断自相矛盾吗？政府本身又做了什么，去挽回这些传媒的信心呢？还是认为，非官方、非“自己人”的传媒愈少愈好呢？继续掩耳盗铃，自圆其说制度“完善”了，千错万错都是别人的错，自己什么都不需要改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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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自自由亚洲／责任编辑：刘明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