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媒倒闭不断 信心流失移民潮不绝

一个文明社会的最基本原则,就是社会的法律制度是清晰的,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都是有清楚指引的,不会廿多年来都可以做的事,突然间就被指构成严重犯法,然后相关人士就全部被拉被锁,而且未审先坐监,这才是香港市民原本所认知的“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五十年不变”。

然而这一切,在这两年都完全变了样。可谓全港头几位最受欢迎、营运多年的传媒,突然变成“不是传媒”。然后由一间又一间“不是传媒”,到无法理解究竟什么是犯法,什么是合法,包括连法律界人士都无法用常识去解答,连“建制中人”也不断自打嘴巴(如叶刘般以“今日的我,打倒昨日的我”)。而相关高官除了凭空认为这犯法与否的界定是“十分清楚”,却也无法严格定义什么是合法,什么是不合法。因此结果就是,一间又一间的香港传媒,因为怕违法而倒闭,而其读者,当然会问自己,这个地方,还是一个安全的地方吗?这还是一个让人继续安居乐业的地方吗?

当特区政府已经掌握了一切,把九十席的立法会议席全部拿到手中,令以往头号眼中钉的传媒倒闭后,从政治学的基本原则来说,理应是要“回复稳定”,即尽量维持以往的生活正常。从目前香港的局面、从创历史新低的30.2%的立法会投票率,政府应该清楚见到,市民如何在在今次的选举不愿投票,显示政权的认受性备受质疑。因此当局要做的事情,就是提升市民的信心,令人以为“一切如常”。

可是投票结束不久,就接二连三见到著名的传媒倒闭,而且这些传媒,都与政府于2020年所声称《国安法》目标的“港独”无关。难道是政府眼见市民稍为淡忘了早前的苦涩,难得拥有少少节日气氛的时候,政府又要再继续“政治工程”,以为可以令大多数市民“接受现实”?

香港作为一个“国际城市”,其角色是要连接中国与世界其他地方,特别是发达国家;可是当发达国家接二连三都质疑今日香港的施政,谴责特区政府的所作所为时,除了把这些国家全部都当成是敌人、除了反驳与指控所有最重要的生意伙伴,全部都是“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还有可以做的事情吗?还是以后不要和所谓美英加澳纽的“五眼”,或者欧洲各国做生意,改为专注与巴基斯坦、朝鲜与阿富汗做生意好了?所谓“国际金融中心”,要改为“第三国际金融中心”了吗?

最近连亲中阵营的“自己人”,都忍不住不断有人出说,不要“做过头”。

看党报如《大公报》对立场新闻的指控之一,是“迎合外国金主吸金,触发恐慌性移民潮”;现实究竟是什么人,才能触发“恐慌性移民潮”?目前“移民潮”仍未见顶,原因只是疫症至今未结束;然而当疫症最终必然会结束的时候,政府到时又打算用什么方法,来挽留市民?

一边不断用党媒“报导”外国如何差,一边担心市民“恐慌性移民”,一边继续增加新的政治审判,令更多传媒结束,令市民人人自危,岂不是不断自相矛盾吗?政府本身又做了什么,去挽回这些传媒的信心呢?还是认为,非官方、非“自己人”的传媒愈少愈好呢?继续掩耳盗铃,自圆其说制度“完善”了,千错万错都是别人的错,自己什么都不需要改善吗?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转自自由亚洲/责任编辑:刘明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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