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北京时间2022年02月26日讯】和平里这边祖光也受不少累。房子是新盖的，但因文化大革命，分配来的干部还没有搬来就被打倒了。房子被大串联接待红卫兵站接收了，地上铺稻草招待串联的人。房子脏得下不去脚，气味难闻，地上堆满稻草，到处是脏布条，羊屎蛋。墙上画的乱七八糟：“革命无罪”、“造反有理”、“打倒走资派”。祖光跟两个儿子一起打扫这间房，先从窗口把稻草扔出去，又用平板车推到垃圾站。这就搞了近一个星期。
从大房子四合院一下搬进这仅有四间的单元房，我觉得入了鸽子窝，心里可憋闷了。
住在这接待红卫兵的房子，看着墙上写着“造反有理”、“革命无罪”的痕迹，我想着当时的情景。那是1966年红卫兵串联闹革命，我是到处打骂批斗被审查对象。每天我都被他们叫出来打骂，有的人根本不知我是干什么的，为了表现他革命，举手就打。那时祖光被关在他的机关牛棚，我留单位审查。单位大部分。人都出去串联，留守。人员在家接待红卫兵。单位大屋子排演场全腾空了，地上铺稻草，草上是麻袋，当中一条留出走路。我们单位接待的是南方来的红卫兵。北京的冬天冷，冻得一群孩子缩著身子挤在一起，好可怜哪！单位动员给红卫兵捐献衣物，我把棉裤、棉袄、毛衣、毛裤、被子、毯子、棉鞋都送出去了。我想谁家都有儿女，他们太可怜了。他们中间还闹了很多事，都是十八九的青年人，男男女女为了争风吃醋大吵大闹打人消气。我给他们生炉子，打扫卫生，他们在墙上写“打倒中国最大的赫鲁晓夫！”和平里这刚刚盖好的新楼，也搞得这般光景。这叫文化大革命串联。
这时我和祖光可以回家，住在这四间小房，不久我又被送进牛棚了，两个儿子上山下乡走了，女儿跟着带她的阿姨走了，公公已在“文革”前去世，家里只有老婆婆一人。这时我闭上眼想谁呢？丈夫他心宽能想得开，我可放心。老婆婆有知识经过大灾大难，能忍耐，我也放心。两个儿子上山下乡，年轻力壮，能吃苦我也放心，小女儿跟着张阿姨去她家，带去了钱和物也不会受苦。想来想去还是自己怎样对待审查我的这些“群众”吧。我被关了一年多回来，已是1971年底，忽然街道上的积极分子冯素英动员给她腾一间房子，而且指出要四间中最大的一间。我前脚进门冯某后脚就逼我腾房。她那黄脸上的薄嘴唇可能说了。她说：“论阶级我们是红五类，无产阶级，论革命我们是造反派，论人口你们家现在只有三个女人，我们三口人占一间，这是合理公平的吗？再说你们是被抄被斗户，要不是为了革命，你们叫我搬进你们这里我还怕受牵连呢？”我气得简直要发疯了，我说：“你不该要我腾房，你们这么革命还要非挤进我们家吗？”冯某板起面孔说：“对，这就是革命需要。”
派出所的户籍警还不错，他对冯某说：“你想搬进新凤霞的房子，等她下个月从干校回来再说。”冯某表面答应了，可是她天天来找婆婆，老人实在受不了。今天她搬来一个炉子，明天拿来一卷破席。我实在没有办法了，能卖的找到张自忠路委托店，请他们来我家帮忙，把屋内家具卖掉了。1974年我的二儿子吴欢从黑龙江兵团回来，他是得了肝炎回来养病的，我把他爸爸的大衣、棉裤、棉被给他用上。冯某住进我们单元，老是鬼头鬼脑偷看我们家的情况。一天深夜十二点多，有人砸门，我们一家吓得一动不动相互看着，婆婆指着冯某那屋，我明白了，准是她又在捣蛋。我起身开开门，五六个警察手提着电筒进来问：“吴祖光回来啦？”我心一愣，我还以为真回来了，用力向四周看，跑下两层台阶。警察很凶地说：“你们都出去！”女儿和婆婆被他们推出站到楼道，儿子吴欢躺在床上。警察看见床上躺着人说：“这是谁？”另一个说：“吴祖光。”他们野蛮地进了我的房里一个上去掀起被子，看见是我是儿子，有点心虚了。我看他们这样无理，气得浑身发抖，心想这是怎么回事？他们相互不开口，看看冯某那屋，我明白了。大声问他们：“你们为什么说吴祖光回来了？”没想到他们说：“有人汇报说吴祖光回来了。”我知道是冯某汇报的。气得上前一步对准码某屋大声说：“吴祖光回来了又怎么样？现在受审还没定性呢，住在我们家屋里，水电费一个钱不拿，还偷偷地害我们。”
我说着出门对着婆婆、小女儿说：“进来！为什么让我们家的人站在外面！我也是苦大仇深的人，咱们刨刨底，还不一定谁是资产阶级呢？”我理直气壮，冯某躲在屋里不出来，警察一声不响。我又说：“你们看看，我儿子是从东北建设兵团回来探亲。他有病啊！你们闯进来好像是抓特务！”警察一个个灰溜溜的，我又大着胆子说：“我是受审查，可是你们来我家可有单位的信，我有组织。吴祖光在干校，现在多少人在干校，难道你们都去人家在夜里搜查吗？汇报的人你出来，当面说说见见阳光！”我问得他们无话可说。冯某一直没有出屋子，警察们一声不出，亏心的下楼走了。我对准冯某屋子说：“以后你放明白了。我们受审没有定性，再要像老鼠胡串，我就让你搬走！这房子是我用四合院换来的。房权是我的。”老婆婆害怕地向我摆摆手，我也摆摆手说：“别怕，我明天去干校，这房子是每月我交房费水电费。住在这里一文不交，还想捞点什么政治资本！说好了，政治运动过去了，一切都要算清楚，我相信国家不会剥削老百姓的，可是老百姓也不能欺负老百姓。咱们是朋友，是邻居，就知点趣。革命暴风雨、打倒、油炸、炮轰时期已经过去了，我们审查会有结果，是什么问题自己知道，以后大家互相照应。”我这一大串话是对着冯某的门说的。她一声不响，也不出屋，从此冯某也不那么凶了。我心想她是家庭妇女，丈夫是党员，有时借用东西，跟我老婆婆还说谢谢。只求他们老老实实住在我们这，我在干校也放心。想想马家庙那家姓姜的还算好些了。只是冯某她嘴里不断说：“我们是红五类，无产阶级……”好讨厌！
我从大兴县天堂河五七干校回来，调到西城区挖防空洞，比在干校不能回家强多了。每天早晨顶着星星出门，晚上披着星星回家。跟冯某很少见面，也就井水不犯河水。她仍是白住房白用水电一文不给，我也不为这事跟她纠缠。
1976年唐山地震，北京受了影响，我躲地震去了河南。就在这时，给祖光分配了房子在东大桥。这次搬家祖光没有通知我，他一人搬好了家，从河南把我接到北京。
1978年政策落实，我和祖光几十年错划右派的冤案平了反，我们全家高兴极了。祖光最可贵的是，记者、编辑都一个个来约他写有关1957年错划右派的回忆录和文化大革命中挨整的事情。祖光说：“我不写，这事过去了，没有再写的价值了。”祖光一个字也没有写。
我从河南回来，房管局办公室的同志来谈关于私房落实政策的事。当时因赵树理去世，他的夫人和孩子去了山西，另有安排；艾青一直住在北方饭店，要求把房子修缮成原来的样子才搬回去；老舍先生虽早去世，夫人儿子也都在北京，要求回原来的房子。我们这些人都是挨整对象，房子都被人抢占了，改建得乱七八糟了，再恢复需要大工程。
落实政策办公室的人多次来找祖光说：“马家庙这所房已经住进七、八家，房子拆改得乱七八糟了。如腾空再修缮，国家得拿出几十套楼房钱。你如果放弃这所房子，就给国家解决很大困难。”祖光厚道，他从来没有伸手向国家要过什么，为了国家他可以付出一切。同那些想尽办法从国家手中要这要那，争出国要待遇的人一比，祖光的为人多可贵呀！他动员我放弃四合院，住楼房。我说：“国家困难这是自己造成的！闹革命，好好一个国家，左一运动，右一革命。国家整得穷了，也把老百姓整得家家不安。咱们一起买房的人，不是都决定要回空房，房归原主吗？咱们更有理由，我被整成残疾，住平房四合院方便。国家自己整的自己承受，我们是受害的。”
最后，祖光还是同意写一个捐献给国家的信，收回很少象征性的钱。
至今我仍说祖光太傻，把四合院让出了，住房还自己拿房钱！祖光从没有一句怨言，他说“全北京不都是这样吗？只有个别人有办法要回原来的房，咱们哪儿有这个功夫？”
“四人帮”被粉碎了，各方面“落实”政策，私人房产落实政策负责人李某，亲自找我和祖光合计如何落实。并举出了几家房主，诗人艾青、作家老舍先生及赵树理、京剧演员张君秋、赵燕侠、马连良、谭富英等等，房产归还是十分困难的事。国家十分困难，每个院子都住了很多家，有的一户三代人，两代大男大女同住，如果把房户搬走会给国家增添非常大的困难，如我们的房已住进八九家人，要把这些人家迁走，国家要拿出大批房来。国家实在难办，因为不是一家的问题，祖光是个忠厚人，他看见房管局落实政策干部说的实在难，也想到全北京市房产落实要国家付出多大代价。祖光跟我商量，如果咱们放弃四合院，有几点好处：（一）是给国家减轻负担；（二）落实政策的干部也好说服别人，工作好开展；（三）咱们如回四合院，两个儿子都成家了，两个儿子，两房儿媳，孙子、孙女两个家庭住在一起，要你当这个大院的院长啊？你身体又受了伤，行动不方便，更不能操心受累。现在就要按照现在的新式家庭住。两个儿子他们单住，要求咱们住的离儿子不远，住单元房省事，问题也都解决了。
我一切事一向是听丈夫的，因为他忠厚，总是先替别人想，我也就无理可说了。
看好了东大桥一套四间房子，另两套居室，两个儿子各住一套。他们各自住离我们近，十分钟就来了，随时通电话。两个儿媳妇也都有好工作。大儿子生个孙女，二儿子生个孙子。孙子、孙女也都听话，上学用功不叫我们操心。
我们家有现代化的传统，我的老公公是最早教英文的教授，因此一切新式，他有11个子女，都是青年自立，自己成家立业，都是国家重要干部，我们的两儿一女也是青年时就自立。
他们从小上学因受父母株连，被看成出身不好，处处受歧视，不许上大学，不许入团带红领巾，但我的孩子用功上进，四人帮被粉碎都上了大学。大儿子吴钢在鲁艺美术学院毕业，现是艺术家，在巴黎。二儿子吴欢在电影学院毕业，现在中央电视台当编导。女儿吴霜不许上中学，她自学了大学课程，第一次高考以优异的成绩考进中央音乐学院，又去美国印第安那大学深造。
儿女们都各自刻苦独立。我和祖光也都落实政策平反，祖光体谅国家困难不搬回四合院了。
在落实政策干部的“动员”下，祖光写了一个“自愿”把王府井马家庙九号四合院捐献给国家的信。然后，在儿子们都不在家，我又在河南的情况下，他一个人搬了这个家，多么难呀！在没有一个人帮忙和支持下，祖光又雇了十几辆三轮板车。他一人骑着自行车跟着平板车大队搬家。儿子、女儿说：“爸爸是个老英雄，我们就是在家也插不上手。他也看不上我们干的活。”这么大一个家，东西这么多，一件件，一样样都要经过祖光安排摆放。
我在文化大革命中，劳动改造深挖防空洞长达7年，身心都受了伤，手腕膝盖都有伤，气候一变化，关节疼痛。怕冷，喜欢暖和，祖光看了房子先把我的桌摆放在向阳的窗子暖气旁。为了开门关灯方便，都为我换了顺手开关。要说我们夫妻是国家干部，说实在的，任何事我们都没麻烦过组织，也从来没有沾过组织的光，自1949年直到现在没有住过组织上分配的一间房子，也没有用一件组织的家具。
我们的家搬定后祖光亲自去河南洛阳市六一三军医院把我接回北京。祖光处处都设计得为我方便。我不能坐低的沙发椅子。书桌上台灯、电风扇、时钟等样样顺手。笔纸、画画写字都准备得方便、好用。书架上我爱看的书都是他亲自摆放一伸手就能拿到。
自我做了吴家的媳妇，四十多年，祖光从来没有跟我发过脾气，也没有为什么大小事争吵过，总是谁对就依谁。但为了这所四合院，我经常留恋说：“你就是不听我的话，王府井好，是金子地带，你替房管干部着想可我的身体谁管？”
祖光气火了：“我管！咱们做的每一件事都得让人家佩报，不沾一点国家的光。”
现在我们住的楼是五层楼，我住四楼，对我这个腿受伤的人，上下楼是十分困难。但我这个人从小就习惯以苦为乐，我认为这也好，要逼我下楼锻练，克服困难，也是生活中的动力，正是因为四层楼，我必须慢慢上下，每上下一次也是一次很好的活动治疗。看来这个四楼是我终生的住处了。可是身在四楼却永远留恋着我的四合院，四合院曾经给我最大的幸福欢乐，可是永远忘不了那时的中国自己伤害自己，成了血山火海、盗匪横行的世界，我和我的全家都经历过来了。
新凤霞小传
新凤霞约生于1927年（1927～1998），原籍苏州，身世不明，生日不明，由老舍先生“设计”为黄历腊月23日。自幼被拐卖到天津，辗转被杨姓贫民老夫妇收养长大，并受教于“堂姐”杨金香（北派京剧武生大师李兰亭之妻）学习京剧基本功。
新凤霞6岁学京戏，13岁改评剧，14岁任主演，20岁以后逐渐形成自己的独特演唱方法，发展为50年代至今的最大评剧流派——新派。文革期间，残酷迫害致病致残谢绝舞台，虽自幼失学，却努力自学从事创作，写作、绘画均有成就，并不断培养出青年一代的新派评剧演员。
代表剧目有：《花为媒》、《杨三姐告状》、《三看御妹》、《乾坤带》、《艺海深仇》、《刘巧儿》、《祥林嫂》等，其中《刘巧儿》、《花为媒》摄制成电影。
著作有《新凤霞回忆录》、《以苦为乐》、《我当小演员的时候》、《恩犬》、《我与溥仪皇帝》、《新凤霞说戏》、《我和吴祖光》、《新风霞评剧谱》、《（吴祖光、新凤霞诗书画集）及四卷集的《新风霞回忆文丛》等二十余种。
（转自看中国/责任编辑： 张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