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法轮功学员李俐回国脱险后的领悟

明析痛解套中套

【新唐人北京时间2023年11月28日讯】飞机从北京起飞之后,只有一个小时多一点的时间,就在大连机场降落。8月的大连,晚上并不很热,李俐走出机舱,阔别15年,家乡熟悉的感觉扑面而来。三天前李俐才从美国飞抵北京,那是她15年来首次回到中国。

刚从飞机舷梯下来,就有一个中年女性,拿着一束花向李俐走来。“你是李俐女士吧?”她问。在得到肯定答复之后,她说:“祖国人民欢迎你。”

李俐脑袋中的警报马上启动,“我不认识你,你是谁?”

这是2014年8月8日晚上在大连机场发生的一幕,那晚及日后李俐经历了什么?以下以第一人称方式呈现。

大连机场政法委追踪而至

那位女士没有吱声,但回头望了一下。我顺着她的视线,发现周边站着大约十来个一看就是那种经过特殊训练的人,他们不经意地已经把我包围在中间。
“终于还是发生了。”我心中说道。

两个中年男人走过来。在我的追问下,自我介绍是大连政法委的,并出示了工作证件,一个姓蒲,湖北口音;一个姓王,而那个女的姓李,这俩人是大连本地口音。

我问他们,“我犯法了吗?”
“没有。”
我问,“没有你们找我干嘛?”
“就想找个地方,跟你聊聊。”
我说:“不行,我的家人就在外面等我,他们见不到我会着急的。”

大连政法委的人坚持要现在去聊,然后我表示必须要打一个电话,“如果你不让我打这个电话,你除非把我抬走”。

后来他们请示后,用姓王的电话打。给家人打电话时,我有意让声音非常大,几乎就像喊出来似的。我说,我已经到了大连机场,但是呢我被大连政法委的人堵住了,他们要找我到另外一个地方去要聊一聊。我说今天晚上,如果你们见不到我,立马把我的信息传给我美国的先生,他会知道怎么来处理这个事情。

之后我就跟他们上车了。从大连周水子机场开了15分钟左右,到了一个宾馆。整栋宾馆有十多层,黑不隆咚的,只有一个房间亮着灯。走进大厅,没有一点人气儿,阴森森的。我想他们是故意制造这种恐怖气氛想让我恐惧吧。

我当然知道他们为什么找到了我,我是法轮功学员,1999年中共开始镇压法轮功的时候,我是深圳罗湖区法轮功辅导站的站长……

身处在这个阴森恐怖的宾馆,过去的经历,像电影快放一样在心中播放起来。

喜得宝书找到人生答案

我原来在辽宁省外贸公司工作,1989年辞职下海到深圳,九十年代初就和先生一起开了一家私人公司,慢慢生意就做起来了,还在南京、大连、成都开了分公司,但我的身体也慢慢地变坏了。

我妈说在我三岁一次高烧之后就得了牛皮癣,整个胳膊身上都是,严重的时候还溃烂,每年都犯,我用中西医各种方法都没治好,后来听说深圳的武警医院有进口的药,打一针就得500元人民币,我也打了,开始几天好一点,过后又复发了。医生说,牛皮癣是不死人的癌症,我就这样煎熬着。

我还经常大脑供血不足,办公室有一张沙发,每天上午11点我都必须躺下来休息。后来我的声带也长出对称性小结,说话不到五分钟,嗓子就全部沙哑了。妈妈劝我不要老想着赚钱了,回大连休养一下吧。

1995年底我回到大连。一位外贸公司的老同事送给我法轮功的书:《转法轮》。晚上回到家,我捧起《转法轮》,从8点多钟开始看,一直看到第二天凌晨大概6点。看完后我告诉自己:我要修炼了。这真的是一本宝书,一本天书,我觉得我人生当中没有解开的问题,在这里全部都有了答案。

4月份有广交会,我去了广州后回到深圳,听说有免费的法轮功炼功点,我就一早来到离我家最近的洪湖公园,就有辅导员免费教了我功法。

那时每天一有空,我就看《转法轮》,好像这本书对我来说已经放不下了,就这样过了大半个月左右。有一天洗澡我突然发现身上怎么光滑了呢?那些牛皮癣怎么都掉了呢?我意识到,这是师父为我清理了身体,顿时心里充满了感恩。

先生也开始做好人修炼

自从修炼法轮大法,我就按照“真、善、忍”要求自己做好人。无论客户或工厂,我们都相处得特别好,真诚相待。每到年底,纺织厂很多都揭不开锅,厂长很难过,没有钱发工资那大年三十怎么过?有的工厂厂长真的就是锅底子都被工人砸碎了。

知道哪个厂子有困难,我和丈夫就去支援他们,先把钱给他们,过了年之后他们再把钱货给我们,都是这样的。我们的生意也越来越好了,我也是见人就讲大法好。

先生亲眼见证我病好了,非常支持我修炼,他是学电视工程的,曾在电视台工作,1989年六四之后,他离开电视台到了深圳,我们一起做生意,慢慢地他也开始修炼了。

中共迫害 欺骗蓄谋已久

1999年之前,我们深圳有63个炼功点,凡是有空旷地的公园街边,几乎都有人在炼法轮功。当时全国有一亿人在学炼法轮功,政府也支持。

由于法轮功要求“真善忍”,而中共搞的是假恶斗,当时1亿法轮功学员在人数上超过了7000万的中共党员人数,于是,中共开始谋划镇压法轮功。

我记得1998年的某一天早上,我们炼完功,大概7点多钟,来了四五个年轻人,说他们是政法学院的学生,来实习调查炼法轮功的祛病健身的情况。每个人就发了一张表,像A4纸那么大小,上面有姓名、家庭住址,工作单位、工作单位的电话,然后祛病健身的情况,非常详细。我们那个时候不知道政府会这么卑鄙呀,每个人都填了。过后才知道,那几天,深圳的每个炼功点都有同样的事情发生。所以在99年7‧20打压法轮功的时候,他们一抓一个准,每一家都去抓人。

我那时也遭遇了奇怪事。4‧25之后,我每天带女儿去同修家学法,晚上10点回来,一到家,就有人敲门,他说是深圳公安局五处的李处长,我以为他想了解法轮功,我就一直给他讲真相,直到有一天,姐姐提醒我被人盯上了,否则怎么我一回家,他就上门来呢?

1999年7‧20到美国 成了深圳要案

1999年7月20日那天,我来到美国,准备参加纽约Javits Center(贾维茨会议中心)的百货展,我每年都来,机票是两个月前就订好的。我先生是当年4月来到纽约,成立了纽约公司。

先生来机场接我时告诉我,国内开始镇压法轮功了,我不信,说怎么可能,当确认后,我感到很愤怒,这么好的功法怎么能镇压呢?我马上给深圳家里打电话,姐姐说,7‧20当天警察到我家抄家了三次,开始他们以为我躲在房间某个地方,就翻箱倒柜到处找,第二天估计从海关记录中查到我出国了,就给我扣了个罪名,叫“与国外势力勾结,提前得到消息逃跑了”,我的案子成了深圳的大案要案。

那段时间,公安局还经常到我公司骚扰,一开始是白天到办公室查员工的身份证,下半夜就到员工宿舍以查身份证为名,骚扰员工,再加上我们不在,很快公司就办不下去了。

由于5岁的女儿还在深圳,先生就回国接孩子。还挑了一个特别的日子10月1日,国内各部门都放长假。但到家的第二天早上,公安局的人就来了,我先生每天都被迫去派出所报到。两周后没有任何改变,先生让我姐姐回老家,自己带着孩子,总不会让我带着孩子去派出所吧?但事实是警察照旧每天迫使先生带着女儿去派出所报到,丝毫没有放松。万般无奈,先生把他父母请到深圳带女儿,然后他自己把手机扔掉,开车连夜到上海躲起来。

那时我们一家三口,我在美国,孩子在深圳,丈夫在上海。那段日子对我来说很艰难,我能够走过来,靠的就是《转法轮》,大法就像一盏明灯,给我指明了方向。

2001年初,我们一家终于在纽约团圆。开始我们也想做些纺织品生意,但由于不能回国,国内工厂也没人监货,发来的货经常有问题,不能顺利出售,就变成了库存。不久,先生全力参与筹备新唐人电视台的工作,我就带着女儿,参加讲真相活动,周末的时候我和先生就带着女儿去摆地摊,把那些库存换钱补贴家用。从那以后,我们全家就靠当初带来开分公司的钱生活。

为杂志找广告 糊涂回国

2014年我在做时尚杂志,叫《尚》杂志,由于内容做得不错,在北美华语时尚杂志中名列前茅。当时美国一家大的华裔广告公司看中了我们,他们想把广告的运营平台做大,计划到北京和几家大的科技公司搞联盟,广告公司就邀请我去。

我知道参与了反迫害活动,我回去可能会被抓,但当时杂志没有多少收入,再拉不来广告就要关门了。那时我有个侥幸心理,当时反腐把政法委的这一帮人,像周永康都给拿下了,是不是整个系统会发生一些变化呢?

我就抱着一个侥幸心理,认为我去办签证,如果签了,说明我就可以回去,签不到那就算了,因为我是美国公民嘛。

很奇怪,那天我去纽约中领馆取签证,等了很久,使馆的人来回问了我好几次,最后才给我签证。也许那个时候领馆的人就知道我是法轮功学员,故意让我回去。因为我以前曾被选为纽约上海联谊会的副会长,中领馆知道我炼法轮功。

2014年8月5日我去了北京,入关的时候没有问题,第二天就紧锣密鼓地开始跟这些科技公司的运营部开会,比如百度啊,土豆啊、腾讯啊、搜狐、优酷啊等等。第三天本来下午要会另外一家公司,临时改去《人民日报》。《人民日报》是中共的喉舌,我觉得他们就是特务机构,我不想去,大家就簇拥着去吧去吧,碍于情面,就一起去了。

隔天晚上,我坐最晚的航班从北京回到老家大连,中共政法委随即追踪而至。

第一次面对政法委 有惊无险

我必须面对,虽然有一点心理准备,但其实心中仍然紧张。

姓蒲的男人首先追问我在美国干什么?我说打杂,做点小生意,维持家计。他说,你先生做什么?我说我先生退休了。然后反正就绕来绕去、绕来绕去,绕到了法轮功。

他说你炼法轮功吧?我说是啊,他说中国不让炼法轮功。

我说,“我再问你一句,我违法了吗?”
他说,“没有。”
我说,“那你就不要再问这个问题了。”
然后他讲,“你先生做什么我都知道。”
我回答,“既然我先生做什么你们都知道,你为什么要问我呢?”

之后,他开始旁敲侧击地说这说那。我不想跟着他思路走,直接话锋一转,“我是美国公民,你们承认我到了中国这里我没有违法,现在你们这个行为已经影响了美国公民正常旅游的程序了。你干扰了我的正常生活。”

政法委的几个人无言以对,只能继续沉默。见此情形,我就说“妈妈还在家等我呢。我要走了。”我起身就走,他们也只好跟着出来了。在这期间,姓王的出去了两趟,也许是向上级汇报吧。

我坐上家人的车后,他们就派车跟踪我们,家人的车一直无法甩脱他们,没办法,我就回家了,回到家已经是下半夜3点半了。

第二次约谈 政法委露出凶相

第二天下午三四点钟,他们打电话,说明天找我喝茶。我想我要是不去的话,他们就会到家里来骚扰。我母亲都84岁了,我不想他们到家里来,我就去了他们指定那个饭店。

饭店包间同样是黑糊糊的,很昏暗,让人觉得非常压抑。还是那三个人。由于时差以及跟家人聊天,我基本一天一夜未睡。我告诉自己不要多说话,保持沉默,以免被他们钻了空子。

姓蒲的政法委的人,先跟我讲百善孝为先,“你老母亲这么大岁数了,听说你老父亲去世了你也没回来,不管怎么样,你都要尽孝道啊,你要床前服侍啊。”我说:“我想尽孝啊,你们不让我尽啊。我这不回来要尽吗?你们又对我这样。”

然后他就转话题说,“你如果跟我们‘合作’的话,你想做多大生意,就让你做多大生意,我们有这个能力和权力。”

我说,“大生意我曾经做过,钱我曾经拥有过。”

他看我这样,马上态度就变了,恶狠狠地跳起来拍桌子,“如果你不跟我们合作的话,从此以后你不能踏入这个国土,包括你老母亲过世,你在大连的公司就地取缔。”

我也站起来了,“我再问你们一遍,我违法了吗?我来到中国,从昨天到今天,我违法了吗?”他们谁都不吱声。

我说,“我是美国公民,如果你们再这样骚扰我,我就向美国大使馆报告。”

然后我说对不起,姐姐在外面已经等了一个多小时了,我要跟她回去,我就走了。回到家,我跟家人打了招呼,说他们想让我当特务,给他们提供法轮功情报。家里人都说咱不能干那种事情,赶快买机票走人。于是,8月13日我回到了美国。

后来我得知,组织回国的华裔广告公司老板,也在宾馆被公安骚扰,最后此行什么结果也没有。

中共的离间挑拨新阴招

但是,政法委的这件事情并没有完结。

回到美国之后,有一天一位法轮功同修给我打电话说,我们收到一封邮件,说你回国了,大连政法委找你谈话了,至于“谈话”的结果如何却没有说。

这明显就是中共的离间计,想让法轮功学员内部互相猜忌,从而让我们有限的人力资源更加短缺。

我跟这位同修解释说,如果我答应了他们,当了中共特务,他们保护我都来不及,怎么会把我供出来呢?我说,如果有必要,我会报告FBI,调查是哪个中共特务干的。

回头想中共特务对海外法轮功学员的干扰,我先生就经历了很多。十多年前,中共骚扰先生的弟弟,经常请他弟弟“喝茶”,特别是逢年过节。有一次,江西省国安局就问弟弟,你哥哥怎么样了,弟弟说没联系,他们就用测谎仪来检测弟弟。为了不让弟弟被无端骚扰,我先生已经好多年不跟他弟弟联系了。

还有一个先生的同学,被国安局收买,成为他们的说客。国安提出的条件是,让我先生到第三国谈谈,比如越南、泰国、香港,先生可以随便提条件,他们都会满足。到了2017年,16位同学组团来美国看我先生,其中就有这位同学。先生到宾馆看望他们,那个同学就把我先生拉到一边说,我这次来是当说客的,我来美国的路费,都是国安出的,就是要说服你回去,当即被先生拒绝了。

对不起师父的内疚悔恨

2014年回国被政法委“谈话”之后那几年,我有很长一段时间感觉一座大山压在我头上,本来勇往直前的我,变得步步退缩,步步后退。

直到有一天,头上的大山突然变成了刻骨铭心的后悔。

按照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师父把我从苦海中拯救出来,我应该尽一切努力讲清真相,还师父清白,维护大法的尊严。而我却在师父遭中共通缉辱骂的时候,回中国想去做生意,我怎么那么糊涂呀?

尽管表面上看,我没有屈服于中共,没有被利诱当特务。但是我的回国,很可能会给法轮功学员讲真相带来负面影响。因为即使我没屈服,顺利返回海外,也可能造成中共对法轮功迫害不严重,甚至没有迫害的假象;即使我没屈服,中共会故意向法轮功内部释放此学员回国并被约谈的消息,增加法轮功学员内部的猜忌,分化法轮功学员的力量。

中共的迫害,其实有多种形式,除了酷刑、活摘器官等这些残暴手段之外,还会采取恐吓、离间、渗透、利诱等软性的肮脏手法,它们会通过一切可能的方法,一切可以利用的机会。

而由于我的糊涂,变成了他们的利用工具,甚至可能带来严重的后果。想到这些,我突然感到一种痛彻心扉的悔恨!

中共阴招 企图诱惑海外学员

其实,中共的类似手段,大纪元早就报导过多次。中共为镇压法轮功,策划了一项专项政策:用亲情、生意、学术、工作、朋友聚会等各种机会,利诱海外法轮功学员回中国,然后恐吓、利诱法轮功学员当中共特工。

即使此计不成,中共也是赢家,因为中共会将回国法轮功学员的资料和回国见人的情况,向海外法轮功学员、佛学会或相关人员处发送,造成内部猜忌和相互之间的不信任,以达到削弱法轮功学员讲真相的人力资源的目的。

一批中共高级心理学家、心理医生,参与制定了一项“召集海外法轮功学员回国”的行动计划,各地610系统和国安部门通过联络海外法轮功学员的家属、朋友、同学、同事等,用虚伪及甜蜜的语言及友情家访等各种方式,向海外法轮功学员传递“希望法轮功学员回国探亲、观光、访友,国家保证安全,保证没事”等信息。

但事实上,回到中国的法轮功学员都后悔莫及。

十多年前,香港法轮功学员、电脑工程师王岩回大陆被中共恐吓后屈服,答应给中共当特务。但回到香港后,王岩每天生活在极度的精神压力中,感觉一辈子都无法解脱,最后他鼓起勇气,主动曝光了他被中共诱惑的事,重新回到善良人的世界。

加拿大籍富商、法轮功学员孙茜,2017年2月19日在北京遭中共非法绑架,在关押期间,她遭到辣椒水喷面、连续两周全天戴镣铐、强制洗脑等酷刑。2020年6月30日被北京朝阳法院重判8年,至今仍身陷冤狱。

因此,我希望海外法轮功学员在中共镇压停止之前,千万不要回国,不要给中共的阴毒迫害提供任何可乘之机。

由衷之言,万望大家能吸取教训。

(转自大纪元/责任编辑:叶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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