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您收看《热点互动》节目，我是主持人林晓旭。由湖南卫视主办的“超级女声”大赛，历时半年，可谓轰动全国，在上一周的决赛中，最后的观众数目竟然达到了四亿，超过了中共历年精心打造的春节联欢晚会，那么一场原先很多人认为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通俗歌手大赛。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一个效应呢？今天我们请本台特约评论员韦实跟我们一起来分析、探讨一下。您好，韦实先生。
韦实：林晓旭你好。
主持人：这场超级女声大赛，刚开始的时候，很多人都只是觉得是一个很常见，因为国内各种选美啊、或者歌手这种比赛很多啦，那么您觉得它在这个竞赛方面有什么特点？为什么会吸引这么多人呢？
韦实：它的特点就是说，这种海选的时候是所有的平民之中海选，没有任何身世背景的人也可以选上，而且这个里面，那么到了后来呢，歌手水平也都不错，最后的这个基本上入围前十名的，很多都是职业的。
那么再一个就是他可以自己选自己的参赛曲目，还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说，虽然他有评委，比如说有柯以敏、黑楠这帮人，但是他有很大的一个评审团，那么最后起作用的还是观众手机短信，所以实际上每一轮进到下一轮，很大一部分是一种以民意的方式选出来的。那么再加上有一些超女比如说像李宇春、张靓颖这些人，是有一个鲜明的个人特色。
那么其实倒退十年，95年的时候就像当年中国国家队提拔了一些人，当时北京拿下了AC米兰的时候，那个时候的中国足球当中有些球员已经有了个人的风格特色了，那也吸引了很多人。那再加上一个群体效应就是说，有一个自己参与度，有一个公平的透明度，虽然他的规则并不是很完美，但是他有一个规则在那。
那么在这些种种因素下，再加上弥补了流行文化中的一个大的空白点，就是说以前的这种流行文化，是被动的一种被灌输，而这次他在一定程度上，有一个自己选择，不光是歌手，包括观众有自己选择的权利，他如果不喜欢一个选手他可以用短信的方式来支持其他人，让这个人消失，那么这一点就造成了他不全然是一个商业秀，从湖南卫视的一个推广自己台的一个节目，加上蒙牛酸酸乳想推全国的品牌砸下了一亿，不经意成为一个全民的运动。
主持人：所以当初也没有想到事情会发展到这种状况。那你刚刚提到的这个评审团，我就想了解一下，这个过程中是怎么样保证它的公正性呢？怎么样体现这个透明度呢？
韦实：它的透明度其实就是说每一轮评委，譬如说把人送上PK台，但是呢，这些这个里面有一些…这个怎么讲，这个规则不见得是很完美，甚至看上去漏洞百出。但出现就是说，它有一个最大的规则就是选票，另外所有这些这个过程是放在其外的，就说他这个规则一开始已经公布了，那就有人称自己，比如说像李宇春这个玉米军团去频繁疯狂拉票，这个对不对？
这个举办方就讲了，这规则里面没有订任何人不许帮人拉票，就说规则已经订了中间不可以改，你按什么就按我这规则来。那么我倒觉得他这规则是暴露在所有人底下的，虽然中间一度就是说各方面，像什么收视率是万恶之源啦，讲他里面有种种黑幕，谁是谁的特选啦，其实不是。你要湖南台自己工作人员包括他的领导都说，这叶一茜长的最漂亮，十强都没进去，这不是影响我们收视率吗？
主持人：领导看中那个女生？
韦实：领导看中是要拉收视率，但是民意面前也败掉了，就是说它还是在某种程度上遵循自己这种规则，有规则好办事，虽然说它规则并不完美，但是它很透明。
主持人：那这一点就让人想到了就是说实际上在很多状况下，在中国，很多事情都是很复杂，包括也许今天上街买酱油还得找个人际关系，关于官场上的黑箱操作就更多了，是不是这种规则的透明公开是最关键的一个因素呢？
韦实：规则的透明公开是一方面，再来就是说你定了规则，就得有裁判去按照这规则行事，就是说你不可能，最通俗的讲两个球队，你不能找一个球队中的一个队员去当裁判，这是不可能的。
就说哪怕有些法律真的光天化日下都定出来了，有法不依，有些特权集团的人可以自己定法律，就说法律都是给老百姓定的。这种情况在，我想有法律也没用，这是关键的问题所在。那么这个怎么讲？因为这个电视台，包括这个商家，顾及到这个公众的效应，他不可能在舆论监督的情况下自己去搞一些黑幕、搞一些修改规则，就是说这个有体验出来民意的作用。
主持人：那这起是第一次人们用手机来表达自己的参与、自己的这种选择，以前手机人们好像只是用来联络信息或紧急情况，以前包括疫情也透过手机传出来，那么现在就这么大众一起用手机，是不是以后人们这种意识就越来越强，就是手机怎么样能够参与。
韦实：那我想去年有部电影，手机被变成了追踪器或传这种低级笑话的东西，那么这次突然有人发现了手机短信，还成为了其它一种功能，就说表达一种意见的功能。那么有人也提出来，比如说中国一直选举选不上来，那么如果说你有一个恰当的规则的话，其实手机倒是一个很简单的办法。
因为你可以同样的号码限制投票等功能，其实比网上投票方便的多。那么当时几万人呢，他是通过这个效益，一个手机一块钱，因为网上他赚不到钱，另外网上可能一个人占这个IP发一百多条短信，容易作假。可是没想到手机竟成了一个公开透明的工具，因为现在大多数学校学生基本一人一机，社会上手机普及率不要讲了，那变成一个全民的、简单的表达自己思想意愿的工具。
主持人：那您觉得以后再朝这个手机的使用方面，会不会有其他方面的发展？因为很可能说不定哪个电视台，或者比如说办个市长模拟竞选，能不能也用手机来投票？
韦实：这个是完全可能的，包括现在手机功能越来越强大，包括手机可以上网，那我相信上网之后不光是投票，很可能有其他的功能，比如说像手机上的论坛之类的，如果这个流传开了，实际上是另外一种在网际之外的一种媒介，就是说手机看来就是说功能愈来越多，没想到在国内它这种功能被发扬光大了。
主持人：那这次在“超女”的选举过程中，我觉得有一个现象，也值得很多人关注，就是刚开始比赛还在初期规模的时候，并没有很多这种潜在的舆论，很多人也只是有兴趣，包括很多女生逃课、逃学去参加这个比赛，也没有太多的非议。但到后面这个影响越来越大的时候，突然就很多人跳出来来谴责这文化的低俗啊、或者主持人的庸俗啊，各方面的谴责舆论，你觉得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呢？
韦实：那这些基本上都是从“中宣部”的直属机关，比如说《新华网》、《中央电视台》。中央电视台就是从妒忌的角度，因为“超女”已经超过春节晚会了，中央台还要去学湖南卫视怎么来办，直接几个包括崔永元一帮人就讲说收视率是万恶之源，矛头直接指向超级女声的。
那么这个里面实际上从更大一个层面来讲，比如说到了决赛，那么有关领导终于开始用泛政治化的做法，弄了几个超奶奶来，带着超女来唱歌，然后这张靓颖原来是以唱英文歌著名的，也唱了一个我和我的祖国充分党文化的歌曲。
主持人：就是他们在那种政治压力情况下不得不…。
韦实：已经变成了一种…开春节晚会，又回到一种党文化的老路上。实际上他最感到就是所谓他讲这个党文化的认定呢，就是说他这种党文化并没有像真正大众喜欢的文化那么有生命力，不管你说低俗也好或者不低俗也好，而这个低俗恰恰是因为党文化造成的。
主持人：这个怎么讲？
韦实：你看这个超女们唱歌，基本上是以英文歌、港台歌为主。那么中国大陆的歌曲基本上是没人唱的了，为什么呢？正因为是党文化把中国人这种创造力通通扼杀掉了，我们举个例子，比如说样版戏你真写的很好，真是有生命力、有人性的东西，为什么超女不去唱样版戏？
就是说你已经把这个中国传统文化的土壤拿掉，中国新的文化只有在党的这个价值里面才去宏扬你、才去给你一个生存空间，那就造成了我唱什么歌只能唱西方的、唱港台的，那么实际上虽然在超女他是成功的，但是对民族文化是一个悲哀，那是我的看法。
主持人：这点让我联想到就是今年在中国特别流行的一首歌—老鼠爱大米，那这首歌也是就是走的非常通俗化的道路，那也反映了民众现在不喜欢那些像八股似的那种空洞的党文化，你觉得是这样一种情况吗？
韦实：我觉得是。就是说这一种实际上是成了一种王朔的一种痞子文化，就是说我不喜欢你这个，但是我有一种其他方式来发泄。那么这样就是说，包括这个最极端的一篇文章，就是讲这个超级女声与颜色革命。
这是在《新华网》上一个地方网评论员写出来的，写的很清楚，就是说党的这个阵地不是党这个文化阵地，不是什么什么去占领就什么什么去占领，然后讲到超级女声很可能变成颜色革命，就是说他对这种权力的一种恐惧，那么已经把它泛政治化到到一个娱乐节目上了，而超女的观众呢本来是当一个娱乐节目看的，谁也没想到说手机短信会跟颜色革命联系在一起。
主持人：最后的这个决赛中，由于中宣部的参与使它不得又不被政治化，那么这一点是不是说明中国人也还是逃脱不了这种政治化的阴影呢？
韦实：其实呢这次投票是一个全民娱乐活动，它并不是什么一个民主运动，而只是说群众的长时间，中国人民在没有民主之下，自然而然地一种下意识的举动，那么我就来选我喜欢的人，就这么简单。那么结果呢，中宣布就是说在用春节晚会的形式也好，包括明年也传来风声说超女可能要停办等等等等，防微杜渐。
就是说实际上一方面是把一切拉到泛政治化上，而且它是为了维持自己的统治，把这一切都搞到说，把它拉到了党文化的老路上，就是造成了一个就是说民众实际上是很自然，并没有这方面的想法，而又一次被拉下了水，这是一个里面最大关键点，包括现在出了一个什么五评超级女声，这是在《新华网》各个分频道上也出来了，就出了一个五评，这也很有意思。
主持人：就是需要抹黑抹黑啦，那你刚才说到民众是下意识地这种参与喔，那我觉得可能我有点不同的想法，因为我觉得民众包括他们后来采取去拉票，比如说我要支持李宇春等等这种行动。
其实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主动的参与，也体现了就是说实际上现在中国人是知道自己怎么样为自己的选择做出一份贡献。那就像这个选举中，如果是在台湾现在的民主选举，你看这个轰轰烈烈的喔，这种拜票啊，还有人们参与的程度，那我想如果中国不是超女，而是一种政治选举，人们也一样会把这种参与的意识表现出来，对不对？
韦实：这是肯定的，而且要比这个严肃的多，因为现在毕竟这是一个娱民，那么大家觉得说毕竟他有一个风格，而且有很率性的一面，就是说这个他是有很多个人特点，那么拿手机投你一票。
如果真的是选举，我想家家户户还真的要珍视手里这个投票的机会，我想到那个时候可能会有自发的一个，很有秩序，就像现在玉米兵团一样，来做成自己一个选择，真正选择自己的命运，那就不一样了，所以我觉得这才反映出来一个长时间以来人们对这个事情的渴求，如果是在一个正常的民主化社会，超级女声很可能就是一个很普通的娱乐节目，因为并没有这方面说我要去表达我意见的诉求，就没有这么大的生命力了。
主持人：嗯，所以这是中国的一种特殊的环境才会产生这种特殊的文化现象。
韦实：对，就比如说它是来自于美国的American idol ，英国也有相似的这种少女选秀的歌唱大赛，而在英国、美国这个就是一个很普通的电视节目，有的是其他电视节目可以看，这是其中一个选项，绝对不会造成一种一个全民、万民空巷一个全民娱乐活动，这是不可能的。
主持人：所以这点是中国独到的，这个可以说是社会主义的一个特别现象，带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啦。那么在这整个超女的发展过程中，我们也看到就是说人们选择自己喜爱的偶像啊，还有很多人说就是一个口号叫做“我的快乐我做主”，那么这种自主的意识是不是经过这件事情，得到了一个启蒙的作用呢？
韦实：那我觉得这个口号如果再倒退十年呢，也算是一个革命性的口号，就是说自己来主宰自己的快乐。那么再放一步就是说，快乐是你思想感情中的一部分，那么你个人的命运、你个人的这种权利，你个人这个想选择在什么样的社会、什么样的价值里生活是不是也需要你自己做主，那么这个很可能只是开了一个头，使的全民不自觉的，就像一个封的很紧的一个闸门打开了一条缝。
那这个缝一旦打开会越来越大、越来越大，那么如果说每个人都从头到尾思考到你刚才讲的问题上的话，那我想也是造成了整个社会的一个转型，或者说中国人有一个权利，有一个机会来掌握自己生活，那一天我觉得那是一个我们都所希望的，而是早就应该到来的这么一天。
主持人：所以这件事情上实际上是一种开放作用，相当于就是说超级女声让人们知道，我在这个娱乐界我至少可以抛弃这个党文化，您觉得是这样嘛？
韦实：对，就是说一个领域中的开口，那么这也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就是说一场精心策划的商业秀、一场全民只是为了追星的这么一个活动，没想到在背后、在一个特定的社会、在一个特定的场合下，出现了超越这节目本身的一些涵义。
那么这个也是这个原来讲比如说《新华网》也好啊、“中宣部”也好，想打压这个始料不及出现的这么一个状况，就是说这并不是他们想的那种暴力革命，而是中国人确确实实意识到自己应该给自己做主的一个开始的一个起源，所以说这个可能是所有人都没有预料的到的这么一个结果。
主持人：所以像现在所有的一些评论啊，特别是《新华网》上的一些评论，所谈到的就是低俗啊、庸俗啊，或者这一些言论，你觉得并不是一种我们想要看到的一种主旋律，是不是？
韦实：它的意思就是说要抹黑，就像比如说抹黑台湾民主是一样的，把这个就是说你这种，它是把这两个概念混同的拉在一块，比如说超级女声是由人民去选，人民喜欢它就是低俗，所以说这个不好；实际上就跟台湾讲，你看这个民主啊、乱象啊，种种种种政党之间互相侵压，这个民主也不好。那它把两个概念混同在一起，就是低俗。
但是我觉得总比央视搞的另外一些节目好的多，比如说像这个整体的媚俗，比如说像这个春晚，它是更大程度上的媚俗，只不过他用了这种调动了全国的国力，调动了全国最好的演员和财力，来给你弄成一个盛世太平的景象，实际上它精神上的含意并不是很多的，包括这么多年晚会，我们真正打动中国人的心的恐怕是那个千手观音，因为那个跟党文化一点关系也没有。
主持人：那各位观众，在这次的超级女声大赛中，可能很多人体验了“我的快乐我做主”是怎么样一种感受，那么在今后的中国会有什么事情也是中国人自己能够做主呢？请大家深思。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感谢您收看，下一集节目再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