茉莉:向善而行,胡佳的命运

最初,胡佳的名字是和可哥西里的旷野,奔跑的藏羚羊联系在一起的。而后,我们看到这位年轻的牛仔走下青藏高原,走入千疮百孔的人间,和那些患病的、挨冻受饿的、含冤受屈的、遭受政治迫害的人们在一起,分担他们的疾苦并为之抗争。终于,在一个寒冷的冬日,他抛下他所挚爱的妻女,带着日趋严重的肝硬化,走进不可测的黑暗囹圄之中。

这个新年,因为胡佳的被捕而蒙上阴影。在忧愤不安的心境中,我思索这个像邻家男孩一样瘦小普通的年轻人,是怎样经过他生命中的几番转折,怀着一颗向善的心并付出行动,终于在精神上,达到了一个我们难以企及的高度。

◎从大自然走向人权前沿

36年的生命履历,胡佳有着不同寻常的丰富。在环保尚未被中国人所重视之时,这位首都经贸大学资讯系的毕业生,就因为热爱大自然和动植物,自愿和一位日本老人到内蒙古去植树。他捐款做义工,看护大雁,参加拯救麋鹿行动,保护藏羚羊,较早成了中国最大的环保组织“自然之友”的会员。可以说,胡佳是当今中国环保运动的先驱者。

从2000年起,胡佳开始关注中国的爱滋病状况。在拯救藏羚羊的志愿者团体工作时,他曾面对一千多张血淋淋的藏羚羊的皮,面对制造罪过的盗猎者。但是,当胡佳深入河南乡村,他接触到的是︰成千上万在生命边缘挣扎的绝望的爱滋病人。

连一只蚂蚁都爱惜的佛教徒胡佳,对需要帮助的爱滋病人掏出了他的赤子之心。他经常引用孙思邈《大医精诚》中的一段话,作为他献身爱滋病救助工作的座右铭:“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含灵之苦,若有疾厄来求救者,不得问其贵贱贫富,长幼研茧,怨亲善友,华夷愚智,普同一等,皆如至亲之想。亦不得瞻前顾后,自虑吉凶,护借身命。……”

这时,胡佳所面对的,就不再是几个蓬头垢面的盗猎者了,他开始面对一个愚顽而说谎的政府。因为对爱滋病人的悲悯大爱,他不能不站出来,以非同寻常的勇气揭露真相,批评当地政府管理血液混乱不严,指责河南法院不给妇女输血感染爱滋病人群立案。

诚实而勇敢的胡佳,就这样,从对大自然和动物的关注,转到了对人的关注。在关注爱滋病人的命运时,他看到人们失去基本人权的悲惨,因此他参与了中国公民的维权运动,走上了一条光荣而危险的道路。

◎因仁慈成为“制度的掘墓人”

在北京朝阳区国保队队长的电脑里,保存着胡佳给他发送的一条短信︰“我是你们这个制度的掘墓人。”一贯被人认为是温和而谦逊的胡佳,此时激愤地向一个制度发出宣言。

有人认为,这是一个傻孩子的偏激之辞。是的,这个傻乎乎的大男孩,不是那种熟读政治理论、在纸上洋洋万言的精英学者,也不是那种高瞻远瞩、纵横捭阖的领袖人物,他只是一个单纯的有爱心的行动者。从环保、爱滋病事业到人权,他做的大都是一些琐碎而繁杂的日常事务性工作。

然而,这个专心致意为他人做小事的胡佳,在现实中看到了什么呢?———他热爱的大自然被人为糟蹋得满目疮痍;他呕心沥血为之服务的爱滋病人,其权益得不到保障︰他关注的上访者求告无门、无处伸冤?他牵挂的拆迁户失去家园;他支援的太石村村民罢免村官事件,在暴力高压之下流产;他结识的维权律师朋友被当局施以残忍的酷刑,……。这一切,迫使他追问中国社会的弊病所在,毫无疑问,这一切都和当今中国的制度有关。

这个信仰东方佛教的大男孩,信奉的也是西方哲人所说的人类两种最基本的道德︰“正义和仁慈“。他不是政治的,他只是仁慈的。心怀慈悲的他,带着一个要帮助弱者的简单愿望,童言无忌地揭露和指责侵犯人权的现象,结果不可避免地,和一个与正义和仁慈为敌的政府较量上了,他成为权势者的眼中钉。

这大概是所有真诚而彻底的理想主义者的必经之路。自1989年发生六四屠杀之后,胡佳食素至今。“与哀哭者同哀哭,与捆绑者同捆绑。”这个病弱的男孩,身不由己地,站到了民主与专制交锋的的最前沿。

◎他为父母曾经的厄运不再而工作

今年,胡佳已经36岁了,已经有了妻儿,但长期没有经济收入,一直靠父母养活。前年他和志同道合的曾金燕结婚,妻子去企业工作养家,而胡佳的医疗费还需要父母资助。有人因此指责他经济上不自立,不孝顺年迈的父母。

这些指责他的人不能理解的是,胡佳不是没有能力挣钱,他本来在北京电视台有很不错的工作。当初搞环保时,胡佳曾参加装饰工程专案经理的培训,想用自己挣来的钱做环保。然而,正直而清纯的他,无法适应商场上尔虞我诈、花天酒地的环境,而现实中,中国的环境一天天在恶化,爱滋病人一个个在死去,政治犯一个个被关押监禁。

这就逼着他一刻不停地辛勤地义务工作。面对那么多人的绝望、痛苦和恐惧,他顾不上考虑为自己挣钱的事情。没有人能够否定胡佳工作的价值和效率,他本来应该被中国有关与环保和爱滋病的机构所重用,他本来应该被海内外的人权机构所资助,但是,他的这些重要工作没有换来报酬。即使偶然获得一些津贴、稿费和奖金,胡佳也把那些钱送给病人和穷人了。

美国作家爱默生曾说,人文知识分子不把自己的追求当作获取报酬的职业,他们可以去做灯塔守望者谋生。但胡佳几年来被当局绑架、殴打和长期软禁,连起码的人身自由都没有,中国大地哪里还有一座清闲的灯塔,可以让他去守望呢?

从另一个角度看,胡佳是天下最孝顺的儿子。1957年,他的父亲在清华大学被打成右派,他的母亲在南开大学被打成右派。作为老右派的孩子,胡佳现在所做的一切,都是在为使父母遭受厄运的时代不再重演而工作。

◎胡佳被捕所引起的社会反响

在胡佳被捕后,为他发出呼吁之声的,有一些是我们料想不到的人物,例如,几百位上海冤民发表绝食声援书《与胡佳共受难》,广东寺庙的妙觉法师发表了《一封关于释放胡佳致主席菩萨的公开信》,深圳的圣观法师也呼吁释放胡佳。这些说明,作为一个虔诚的佛教徒,胡佳的所作所为是超越政治、具有广泛的意义的。

不少中国知识分子在获知胡佳被扣以“涉嫌煽动颠覆政府”的罪名入狱之后,写下他们的肺腑之言︰

广州中山大学教授艾晓明说︰“胡佳之被捕,让我想起佛教中以身饲虎的故事。”“暗夜里本来有几颗蜡烛,如今,敢于闪亮的蜡烛就要给掐灭了。”

早在2006年胡佳被绑架失踪时,作家余世存就写道︰“我梦见了胡佳。……这个高尚、纯粹、勇敢的年轻朋友,比我认识的许多学者教授更让人尊重。”

姚遥先生质问道︰“是什么样的社会,总是把理想主义者作为头等的敌人;什么样的监狱,是最彻底的理想主义者的归宿?”

已经被当局威胁多次,被要求在胡佳一案上“彻底闭嘴”的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教师、人权律师腾彪,最近接连写下几篇声援胡佳的文章。在文中,腾彪如此表明心迹︰

“胡佳是我见过的最纯洁、最勇敢的中国人(而不是之一),他捍卫的是生活的真实和人性的尊严;像那个说皇帝没有穿衣服的孩子一样,他说出的仅仅是人们想说而不敢说的简单的真相。如果胡佳的文章算是’煽动’,那我么愿意继续胡佳的事业。东海一枭兄有诗曰’我来了,我颠覆’,作为一个写作者,我也愿意面壁十年,吼一声︰’我来了,我煽动!’”

爱因斯坦曾说︰“居里夫人的品德力量和热忱,哪怕只有一小部分存在于欧洲的知识分子中间,欧洲就会面临一个比较光明的未来。”假如中国还要有一个比较光明的未来,那么,我们海内外中国人就都有义务,保护胡佳这样向善而行的人不致因摧残而凋零。

原载香港《开放》杂志2008年2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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