荒原:中国“精神病院产业”的兴起

一、兴起背景

中国“精神病院产业”的兴起,源于中国政治形势的需要,所以中国的‘精神病院产业”,也是一个“政治产业”。这种“产业”,其实是一种专制极权主义的“制度性犯罪”,或称之为“国家犯罪”、“政府犯罪”。为此,以自己掌握立法权之优势,将包括精神病社会化和政治化在内的种种强权行为再“装修”,然后以“以法治国”的名义,使暴政行为达到表面的合法化蜕变。

“政治合法性”问题不论对内还是对外都是敏感的,面对风起云涌的公民觉醒和反抗浪潮,斯大林和毛泽东时代的大规模镇压乃至64大屠杀多数时候已经不能适用现在的形势需要,但做为既得利益的护有者和维护者,却又不能熟视无睹而放任自流,于是在“诸路皆走不通”了的情况下,将政治问题经济化,将经济问题刑事化,现在又大规模推行将一切不合政府味口的异议行为“精神病化”,则是个新的突破和发展,如此以来,“精神病产业”就应运而生了。

中国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政治危机,每当处于政治敏感期的节点前后,全中国就会处于精神病全民大暴发的“坚难”时期,这时也必然正是中国“精神病产业”的“蓬勃发展和繁荣兴起”之时。

之所以称之为“产业”,是因为它已无处不在,已成为政府治国“维稳”过程中必不可少的一个技术手段,不但能起到稳定政权的作用,甚至还能为政府带来”维稳“之外的部分收益,如医疗费用,如科技研发,以及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和GDP的增长……

二、运作实例

那个为了一己尊严而奋起自卫并失手杀人的女孩子邓玉娇,按照一般的司法认定程序,必须要把握“无病推理”的原则,先进行第三方认定,然后确定具体执行措施。可在中国的长官意志下恰恰是本末倒置,以“说你有病你就有病”的“有病推理”原则,将邓关在精神病院,并先斩后奏,在尚无进行精神鉴定之前即强缚其身于病床,将原本无病者“变成有病”。这种有违人性的魔鬼手法世间少有,是十足的谋杀。

但用党的话说,邓就是个不懂事理的愣丫头,在党干部的恩宠面前竟然不能自感荣幸,还要为了一己之尊而杀人,实在是不可救药。体谅她有抑郁病史,于是送入精神病院强制治疗一下,不但是党下这个“台阶”进行淡化处理所必须的面子问题,而且是更能体现党对“失足”群众无微不至的关怀所在。

据说因为她这一“杀”,会产生很大的负面效应,除了政治上引起民愤,还有经济,例如从此可能会使中国的“性产业”沦为萧条,进而影响GDP增长和经济复苏大计,其罪何其之大?

那些“不明真相”的冤民访民, “不务正业”专门与党和政府过不去—-所以成龙才说:中国人这么自由,不管行吗?所以政府才说:这些疯人,不送精神病院能老实吗?

还有那些所谓的“异议人士,生在改革开放的福中不知福,处处与党唱反调,更应该被“诛连九族”,斩草除根,方解“党和政府”之恨……

这倒与孙东东说“99%的访民有精神病”的结论相吻合(包括龙永图的“对刁民要硬气”),也能从这此方面看得出孙当时的表述决非孤立的个人言论,而是一种主流社会的既定心态,表明了政府在对待国民述求上的一种蛮不讲理与民为敌的强横态度。

三、天使蜕变

任何事物一旦与中国式的专制主义思维相结合之后,便产生一种“化学变性反应”。

精神病院做为治病救人的医疗场所本是社会需要,但红朝中国以前苏联为师,从政治体制到经济模式到文化表现,莫不如此。其中有意思的一条,即在前苏联斯大林时期曾经大行其道的政治精神病院现象,也不远万里传到了中国。

在毛时代是明打明杀,到了胡温时代,则是披上法治与科学的道袍,使本来只属于医疗行业,定位于“治病救人”这个善良本能的精神病院,在医学的外衣下另外平添了一个阴暗血腥的政治面具,使精神病院成为政治打击的补充手段甚至主体,水到渠成地走到了中国国内政治纷争的前台,代替暴政对“莫须有”的“犯人”进行精神摧残和心理打击,极大“丰富”了本有的拘留所和劳改营之类强制机器不可能具备的软性作用,使“白衣天使”这个国人传统印象中无限美好的形象从此变得如此面目可憎,成了让人恨不能生吞其肉的“红衣恶魔”。

纳粹希特勒曾有过“精神控制法”,日本军国主义者曾用过“神经战法”,暴君斯大林曾用“精神疗法”,对敌人和各方异己力量进行残酷的打击,当今中国延续了这条邪恶主线,还在身体力行地供奉着这个人类魔鬼们遗留下来的精神流毒,将这个世界上最不人道的统治术一应俱全地遍施于中国人民的身上。

翻手为云,覆手为雨,随意点化,使一个正常人能成鬼亦能成神,这就是专制主义者们所热衷的流氓本性所在。

四、全民皆病

想想“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古训,处在现代名义下的专制中国,其实何偿不是一个巨大的“精神病院”?在主治医生眼中,普通国民,维权访民,异议人士等等所有“非主流”者,都是中国这个精神病院的备用“病源”。

但事实正好相反,这个精神病院中的病人多数不是被迫关在其中的国民,而是这个现象的始作蛹者—-那些自命为医生及其幕后操手。正因为他们是真病人,假医生,所以才会如此疯狂地“折腾”别人,“折腾”中国,以此来证明自己“这次是真的没有病”。

在这个畸形另类的社会中,生在其中的人们的心理所须承受的压力是难以让人相信的。一个精神本来正常的人,在长期的精神压抑下,也会往往变得麻木、孤僻、抑郁、焦躁,有些最后沦为真的精神病患者。

“北京市一位卫生官员星期四接受中国媒体采访时透露:一个有关北京16所大学的调查显示,北京地区的大学生患抑郁症的比例达23%,在休学的大学生中,因精神疾病休学的比例达37%;在退学的大学生中,这个比例高达60%多。”——精神疾病成北京大学生辍学主要原因 RFA

在这个压抑又疯狂的国度里,某些人为了自己“不被精神病”,只好先择一种“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的奴性生存方式,对现实环境采取顺从与合作的“积极”态度,而不是去改变现实中的种种不合理。某些人不管自己有没有精神病,只要“有一个伟、光、正的主人在我心中”,只要装傻充楞地“配合政府治疗”,即感到好幸福、好塌实,好象从此再也不用为生存而担忧,所以才有了“中国人的幸福指数世界最高”。比起那些外国人面临的“水深火热”生活来,在他们的心中也许是一种衣食无忧的上上选择吧?

在公民觉醒运动风起的前夜,中国确实还是一个被精神病人绑架的国度,中国人被绑架的不但是身体,而且还有精神和灵魂。到哪一天,当多数中国人皆生活在精神病院中的时候,中国社会除了满眼的精神质与疯颠狂之外,还会有什么值得记忆和回味之处?

中国人在连肚子也填不饱的时候,传统上习惯于坚守实用主义的处世哲学,会毫不犹豫选择保命求生,尊严和人格往往变得不再重要。红朝治下,暴政之所以能长久存在中国,正得益于这个“奴性”,这种症状,已经是一种需要及时拯救的“民族性精神病”。

五、治病处方

现在的中国是“中国人有病,中国政府有病,连中国猪也有病”,尤其是那些“满口马列主义,一肚子男盗女娼”的伪精神病医生们,才是真正地患有“典型性政治精神病”的一类人群。

整个中国的精神病症状经久不去,是因为受了一种病毒的长久感染。这个病毒携带者,就是自“党和政府”,而它的感染源又始自于其精神教义,即“马列主义”。

欲去除中国的“政治精神病”现象,只有从源头上打烂这个将精神病进行“政治产业化”的趋势,为此必须清除为党和政府提供“合法性”存在的政治制度,然后从更高层面洗刷掉依附中华民族百年之久,为其提供病源基因的邪灵教义–“马列主义”方可。

执行使中国回归正常社会这个大手术的操刀者,决不应是精神病患者本人—— “党和政府”,而应是那些被其关在精神病院中,被“党和政府”动辄称为“精神病人”的多数国人。

2009-5-27

(《自由圣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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