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在中国,几乎就是一种炼狱。才过51岁生日,我便感觉若有历史老人附身,观尽了人世间的是是非非,特别读透了这生我养我的中国,内心积淀着说不完道不尽的哀痛和悲伤,总也难以释怀我这一腔沉重和忧愤。见多了人世间的罪恶,我凭着直觉感悟,发现除了那些强盗明火执仗以外的种种罪恶,大多发生在黑暗中,发生在黑夜里。
六四血案:发生在黑暗里的罪恶
那天深夜我沉入了梦乡。次日早晨初升的太阳,照常宣示着它的酷烈难当。上午在办公室接到省城一位本家师大学生的电话,才知道昨晚北京天安门广场,上演了一次坦克、机关枪和直升机竭斯底里的疯狂:多少国人心目中神圣的天安门广场,被青年学子们的鲜血染红了。那位大学生转述着一位教授的话说道:“昨晚,一位家住天安门广场附近的朋友,深夜打来电话,愤激地说:我把话筒伸到窗外去,你听着吧!听着吧……我从话筒里,清清楚楚地听到了机关枪的射击声和坦克、直升机的轰鸣声,还隐隐约约听到了人们惨烈的悲号声……!”
那是我刚过了31岁生日不久。那时我还从未在书上读到过、也没听说过,在那个被一些国人痴迷地向往着的地方,一夜之间流过那么多鲜血,而且是青年学子们的血,是为了国家、民族、人民而流血,是自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党和政府”,举起了屠刀让他们流血!
一种史无前例的罪恶,被我们在所谓“文明、法制新时代”的1989年6月4日看到了听到了,而且就发生在“光荣、伟大、正确”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发生在我们“祖国的心脏”!
中共政权:血腥残暴的老人政治
中国的历史,似乎总在重复着一种不可思议的铁律:无权无势的普通百姓,越老迈便越会走向善良慈悲的人性,就连那些职业强盗和杀人不眨眼的黑社会分子,也多数会有“金盆洗手”的一天;而那些权高位重的显贵,像毛泽东、邓小平、陈云、李鹏、江泽民、周永康之流,却是越老越凶残、暴虐、狠毒,越老越肆无忌惮。人们血脉同源,也同顶一片蓝天,然而人们的人性表现,却被权力魔杖“天然”地划分成了如此水火不能相容的两级,并让一部分人柔弱无助,而另一部分人,则成了无恶不作的魔鬼和穷凶极恶的禽兽!
几千年来的中国,一个又一个取代了旧政权的“新政权”,都像那些老人一样,越老迈也越冷血、疯狂、凶狠、残酷、暴虐。而代表着这种政权的权势集团,都口口声声叫嚷着国家、民族和人民利益,叫嚷着道德和人性,相反却一天比一天更淋漓尽致地表现着嗜血如魔的野性与兽性。那是因为其政权的产生和延续,都不是依靠社会理性与社会契约,而是依靠着暴力,依靠着嗜血成性的“精英”分子们。那些把持着最高政权的,都是嗜血“资格”高居于一切人之上的老人。这类人吃人时间最长,吃过的人最多,罪恶也就最大,也就最难于摆脱遭受惩罚和报复的威胁与恐惧,因此要以冷血、疯狂、凶狠、残酷、暴虐的毒手,去排除任何遭受惩罚和报复的可能。
这就是我们记忆中的六四:一边是青年学子们热切、善良、道义的愿望;另一边是邓小平、李鹏等老人们冷血、疯狂、凶狠、残酷、暴虐的毒手,就发生在同一个地方,同一个时刻。目睹着遍地横流的鲜血,感受着弥漫在空气里的血腥,就连历史老人,也会在心里流泪、滴血!
那一天,在不少中国人的心灵上,都烙上了深深的印痕——对邓小平、江泽民、李鹏、罗干、周永康等一帮魔兽来说,那是一种嗜血的快感,尽管在这快感后面,隐藏着最终难逃审判和惩罚的恐惧;而对于渴望自由的人来说,那却是一种永远也无法抹去的创痛!
邓氏老人们的连环毒计,让我们的心灵创痛越陷越深
那些日子里,学潮中一个个振奋人心的消息,也夹杂着某些不祥征兆,通过广播电视、报章杂志和手摇电话等渠道,像江河奔涌一般从北京传来。那些不祥的征兆,暗示着北京那个阴暗角落里,有一股邪恶势力正在蠢蠢欲动:他们仿佛听到了一个神秘的声音,正在宣告着他们的末日;仿佛感到了一股神秘而又强大的力量,正在把他们推向历史的审判台;仿佛看到了令他们胆战心惊的自由民主和道德正义火焰,正在熊熊地燃烧着。这股火焰将要烧毁他们华丽的宫殿,烧毁他们的宝座,因此他们要不惜一切代价,不择手段地扑灭这股火焰,藉以保护他们的金銮宝殿,保护他们无法无天、呼风唤雨的超级特权和令人难以想象的种种既得利益。他们要撕去一切伪装,暴露出赤裸裸的魔兽面目,现出食人生番那副青面獠牙的丑恶原形;他们要用冷血、疯狂、凶狠、残酷、暴虐的毒手,去阻止他们末日的到来,去拒绝接受历史的审判!
学潮期间,一条主线清晰地告诉我们:邓氏集团从4月25日起,由时任上海市委书记的江泽民带头,已经开始了凶相毕露;正义与邪恶的较量,已经从隐蔽转向了公开状态,最后在六四这一天,作了最凶残、最邪恶的表演:
——4月25日,以江泽民为总舵主的上海市委,没收了当天出版的30万份《世界经济导报》(该报有批评中共中央让胡耀邦在1987年下台的决定并同情学生游行示威等内容),决定停止钦本立该报总编辑、党组成员的职务,并向该报社派驻整顿领导小组(正是由于疯狂打压《世界经济导报》有功,而使江泽民获得了邓小平的赏识,最终成为了邓氏钦定的接班人);
——4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四·二六社论”《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极尽污蔑毁谤之能事,声称“极少数别有用心的人”利用青年学生“打着民主的旗号破坏民主法制”,“其目的是要搞散人心,搞乱全国”,并将这次学潮定性为“一场有计划的阴谋,是一次动乱”,还说什么要“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故意将青年学子们与中共当局的矛盾升级到白热化的程度;
——5月2日,“首都高校数十名学生到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信访局接待室,向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和中共中央递交‘请愿书’。就对话问题提出12条要求、4点声明。”(新华社当日报道)一天后,国务院发言人袁木在其回应中,指斥学潮期间,学生按照宪法,在自愿结社前提下成立的“高自联”等非官方组织为“非法组织”;声称青年学生出于严格逻辑考虑的要求“不合情理”,“这是无法接受的”,并再次重申对学潮的“动乱”定性,以此宣示邓小平集团面对学生们的强词夺理、蛮横冷酷态度和强硬立场,把青年学生与政府的关系推向僵持阶段,继而推向对立和对抗,成了学生们以绝食静坐方式进行抗议的重要因素之一;
——5月4日,赵紫阳发表“五四谈话”,肯定了学生的热情,缓解了敌对情绪,大部分学生之后开始复课准备期末考试,事件几乎开始获得解决,一场冲突眼看就要平息下来。可是以邓小平为首的中共邪恶集团,却仍然蛮横霸道,一意孤行地坚持强硬态度,始终没有应答学生起码的合理要求,也拒不更改“四.二六社论”中“反革命动乱”的错误定性,迫使学生于5月13日重新回到运动中,开始绝食静坐抗议,学生与中共的对立和对抗再次升级;
——5月16日晚上,赵紫阳在电视公开报道上讲:我们所有重大决定都要请示小平同志。于是学生便在次日,将学潮的口号开始转向邓小平。按照常理,这使得中共不少丑恶事件的幕后元凶已经充分暴露,邓小平的真实嘴脸已经昭然若揭。邓小平在此时应该有所悔改,有所收敛和自律:或立即停止对中共处理此次学潮的幕后操控和无理干预,或及时作出顺应民心的政治抉择,既借此表现出自己起码的政治良知和政治智慧,也为中共赢得一次政治体面。可是邓小平依然我行我素,甚至更加蛮横无忌地操控着他的那个集团,对赵紫阳等人百般掣肘,在更大的程度上,制造着他们与青年学生的对立和对抗,以此为他们随之而来的戒严和血腥镇压打好基础,埋下伏笔(十分可笑的是,赵紫阳那句话引起了邓小平等人的强烈不满,在六四结束后对赵紫阳的“审查”中,成为其分裂党和国家罪名的最重要证据之一。但赵紫阳只是重申中共长期以来的一项原则,只是陈述一种事实,却让邓氏集团难于接受了。这一事例,再次充分证明了邓小平等阴暗之人所操控的中共邪恶集团,一直以来对人民大众的欺骗愚弄、撒谎成性。这暴露出中共的一大“国家机密”:它一直是依靠撒谎欺骗的阴暗手段,把一些国人聚集到自己的旗帜下,由此凑合而成的。因此他们最害怕暴露了事实真相,因为一旦真相揭开,原来藉以凑合成那个党的最根本的阴暗力量就会丧失殆尽,中共就将不再具有聚合力,就将陷入解体、消亡的穷途末路);
——5月20日,李鹏正式签署戒严令,当日10时起,北京开始戒严。他们公开阐述的戒严理由为:“北京市已经发生了严重的动乱,破坏了社会安定,破坏了人民正常生活和社会秩序”,宣称其目的是“为了坚决制止动乱,维护北京市的社会安宁,保障公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保障公共财产不受侵犯,保障中央国家机关和北京市政府正常执行公务”……耸人听闻,强词夺理,而且沿用了中共的一贯手法:撒谎欺骗,捏造事实,生拉活扯制造借口,激发出学生和市民的愤怒情绪,企图以此制造流血冲突,挑起事端,为下一步的血腥镇压创造机会。当日,北京市民和学生一起走上街头,阻止军队进城,在北京郊区已出现了零星流血冲突,正中邓小平集团下怀;
——6月3日午夜11时至6月4日凌晨,一场史无前例的血腥大屠杀在天安门广场展开。此后若干天内,军队开枪射击民众的事件仍有发生。根据BBC记者Kate Adie在当时现场的报道,共军的士兵从卡车上不分目标的向人群射击……在本次流血惨案中,中共调动军队,采取了坦克冲撞碾压、机枪扫射等血腥手段,而且还使用了达姆弹,残酷杀害了青年学生和无辜市民3000人左右,创造了镇压学生运动的世界之最。而在这些死难者中,有的还是因为在远离出事地点过路行走,被士兵不问青红皂白地射杀;有的则是在自己居家的院坝内被射杀;
——6月4日之后,尽管国际社会强烈批评中国政府的镇压行为,中国政府仍然继续以“反革命暴乱分子”的莫须有罪名,对参与和支持学潮的人士,采取全国大范围、大规模通缉、搜捕、拘留、判刑等镇压行动;那些以各种方式对学潮给与了报道和声援、同情的各界在职人士,则受到了开除、撤职、降职、降级等行政报复处分。赵紫阳本人则被软禁在家,直到去世前,仍未恢复其人身自由。学潮期间成立的“高自联”等民间自治组织全部被非法取缔,其负责人也受到了通缉、搜捕、镇压。直至2007年,仍有至少十三名北京市民在押;
……
邓氏集团从4月26日起,就一直不遗余力地将学潮抹黑为有组织、有预谋的“动乱”,后来更将其定性升级为“反革命暴乱”,骂阻止军队入场、制止军队屠杀的各界良知人士为“反革命暴徒”。可是从上述主线我们却不难发现:邓小平一伙从一开始就对学潮充满了恶意,充满了杀机;他们一步紧扣一步,有组织、有预谋地将青年学生和各界人士,推向了与中共及其政府的对立和对抗,最后达到了疯狂报复、血腥镇压的罪恶目的。
事实证明学生们的行动,不是“有组织、有预谋的反革命动乱”;邓氏老人们操控了开始制造对立到最后血腥屠杀的全过程,才是有组织、有预谋的行凶作恶,是货真价实的暴徒分子!
如果邓氏老人们有着起码的良知良心,而不是抱着肮脏、龌龊、罪恶的目的一意孤行;如果邓氏集团能够对赵紫阳等人的政治智慧有着起码的理解和尊重,能够容忍赵紫阳等人去作出尊重民意、顺应民心的政治抉择,那么这次学潮,必将朝着既能缓解青年学子情绪,又利于政治体制改革和社会政治正义、道德正义的方向发展。如此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竟然被邓氏老人们在罪恶阴暗的心理支配下,眼睁睁地断送了,因此它留给我们和我们国家、民族的,就只有刻骨铭心的创痛!
邓氏集团的滔天大罪:摧毁公理、正义和道德良知
数千人死于血腥屠杀,还有更多人受到不同程度的镇压迫害和政治清洗,人民真诚爱戴的中共明君赵紫阳失去了人身自由……这些人,绝大多数都是在中共高压统治下,在几十年官方愚民教化的社会环境条件之下,通过自己独立自主的知识探求和观察、思考得以自我觉醒,而已根本认清看透专制极权,对自由民主有所向往、追求的民族精英和勇士,是国家、民族的脊梁。这样的“脊梁”,在中共当政的几十年内,在肃反、镇反、四清、反右、三反五反、文革等多次地毯式镇压迫害和政治清洗中,已经历尽磨难残存无几了,其幸存者和新生者,又因其对历史恐怖的记忆,而多少增添了一些畏惧。然而他们却仍然以一种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道德勇气,表现出高度的良知、良心和社会责任感、历史使命感,表现出强烈的社会批判精神和政治参与意识。他们敢于在这个时候站出来,敢于冒着可能失去自由和生命的个体危险,为了建立自由民主的崭新社会政治制度,为了我们国家民族美好的未来而呐喊而疾呼。因此对我们国家和民族来说,他们正是不可多得的精英和勇士!
邓氏老人们对这些人剥夺自由、灭绝人性、践踏生命的镇压迫害,不仅仅摧残了这些个体生命,更摧毁了我们社会最宝贵的公理、正义和道德良知,无情践踏了我们社会的自由、人权和人性。因此那些疯狂的机枪子弹和坦克履带,不仅给我们带来了空前的悲愤,还使得我们国家、民族的优秀人本文化和道义文化,遭受了惨不忍睹的灭绝破坏而丧失殆尽,几乎只剩下了贻害无穷的垃圾文化,而让我们承受了社会文化再次堕落的刻骨铭心的创痛!
回望:五四——六四;比较:北洋军阀——中共政府
中国过去的北洋军阀政府,早已被公认为邪恶政权之一。然而在五四运动中,青年学生们作出了痛打章宗祥、火烧曹宅的明显过激举动,却未受到北洋政府的大规模血腥屠杀;运动中虽然抓捕了千余名学生,但在当时有限的舆论压力之下,也不得不予以全部释放;运动持续了近两月,也只有十来人被枪杀。不仅如此,还迫使北洋政府撤了曹汝霖、陆宗舆和章宗祥的职务,钱能训内阁全体请辞,总统徐世昌也被迫请求辞职,北洋政府派出的中国代表终于拒绝了在巴黎和约上签字……90年前的五四运动,就这样以青年学生和各界公众的胜利而告结束。
就连在六四后播放的电视连续剧《红岩》中,我们看到在中共公开组织发动操控下,直接针对国民党政府的学生运动,国民党所采取的“残酷镇压”行动,也不过使用高压水龙头而已!
赵紫阳在后来谈到六四时,十分痛心而又愤慨地说:“1976年‘四五’也只是用棍子,用工人纠察队。北洋军阀镇压学运也只打死十几个人。‘一二九’运动蒋介石也没敢开枪。当时我没想到用几十万大军来吓住。这只有(邓)小平才有这么大的气魄。…面对手无寸铁的学生,把坦克开进北京城来,用机关枪扫射,简直不可想象”。
……
这些历史事实,难道不是对中共血腥暴政最大的讽刺,最无情的批判吗?
回望90年前的五四和20年前的六四,想想我们在几十年里,一直将中共奉为“光荣、伟大、正确的党”,而不容置疑地信赖、依附。然而它所独霸的政权,却一直被一帮邪恶的老人们把持着,对手无寸铁的平民、异议人士滥施淫威,肆意欺凌、压迫、打击、残害、杀戮;尤其在远比五四运动理性、和平的六四学潮中,面对的国际国内声援学生的舆论压力,远比五四更广泛、更强大得多,然而中共居然举起了屠刀,大开杀戒,制造了数千人无辜丧命,还有不少人重伤致残的流血惨案。这让我们不得不说:中共政权在道德正义、政治合法性方面,在政治智慧水平等方面,远远不及那个臭名昭著的北洋军阀政府。中共政权,是当今世界上最邪恶最无赖的政权之一!
残酷的现实,无情地证明了我们自己虔诚的信仰,原来是多么的荒唐悖谬。正是这样的荒唐悖谬,给我们自己造成了巨大的伤害,带来了巨大的心灵创痛!
铁的事实让我们终于醒悟过来:在这几十年里,我们就这样一直被欺骗着愚弄着。这似乎证明了我们自己的愚蠢、弱智。我们时常自称是智慧的民族,我们从来不愿承认自己的愚蠢弱智,我们难于接受任何人的欺骗愚弄。但我们又不得不正视自己被欺骗被愚弄的现实,不得不承认自己的愚蠢弱智,因此我们又不得不陷入了一种自我否定的心灵创痛!
中共暴行:六四以后肆无忌惮、血腥冷酷的“与时俱进”
六四那天的血腥镇压,为中共新一轮暴政打开了缺口,揭开了序幕。中共自江泽民当政起,继承邓氏衣钵,在血腥残暴上一次又一次超越底线地“与时俱进”,随意调动国安、警察等暴力机器,对政治异议人士、自由民主人士、权利竞争对手,肆意公开屠杀或构陷谋害。特别是血腥残酷地镇压法轮功,有数千人被迫害致死,还有更多人致病、致残;那些参与民主党等民间党派、社团的组织、发起和其他日常活动的人士,报道、揭露各种重大事件事实真相和官场黑幕的各界人士,也受到严厉镇压迫害。他们还放胆压榨、欺凌、剥夺和无度残害无权无势的普通公众:打着“保发展”旗号,随意侵占、掠夺公民土地、房屋等私有财产;扯起“保稳定”的幌子,对无数上访、上告的冤民,也扣上“违法”罪名予以打压迫害;对举报、控告腐败官员和有斑斑劣迹官员的各界民众,则捏造证据,戴上莫须有罪名进行无端陷害,千方百计保护腐败、恶劣官员。更有甚者,他们还借口“保奥运”草菅人命,在5.12汶川大地震爆发前,隐瞒、封锁、压制地震将要发生的各种信息,将此次灾难死亡人数扩大到了500倍左右,致使灾区民众在无任何预知和准备的情况下,本来不该死去的数十万人无辜丧命,更多人致残……累累血债,般般罪行,罄竹难书!
六四创痛未去,我们又在中共专制极权下长期忍耐着压抑着,一天更盛一天地积累着新的和更多更大的心灵创痛!
天真幼稚:青年学子们血的教训,民运阵营永远懊悔不已的心灵创痛
在六四中后期,我曾为青年学子们担忧过。5月上旬参加一个地级城市的业务会议,恰遇那里的师专和几所中专、中学师生的游行示威,和他们与本地政府的对话。我潜心观察着北京和各地对话的态势,深感中共邓氏集团的流氓无赖,并隐约预感到了某种不祥。于是利用会议休息的时间加入了游行和静坐的队伍,并细心构思了“学生民主运动注意事项与八点要求”,大意是要求政府在对话中,冷静面对并按逻辑规范回答学生们提出的各种问题,坚决反对对话中的强词夺理和避实就虚,反对不着边际地扯幌子、绕圈子规避实质问题;对话中要慎重提出、平等协商至关国家、民族前途的政治体制改革大问题,切忌只关注自身眼前利益,及与国家大事无关的鸡毛蒜皮、细枝末节小问题,既丧失一次难得的历史机遇,也贬损学潮的形象和意义;要抛开不切实际的幻想,提防中共秋后算账,特别要提防邓氏老人们开杀戒下毒手……我写成要点,递交给了该地游行、静坐和对话的组织者,还以实名向北京“高自联”和“工自联”作了分别投寄(邮局是否将该信件寄出,或对方是否收到,本人至今不得而知)。
跟我的担心几乎一样,不少人对学潮的最终结局,都有一种不祥的预感,还有一些冷静理智的学者(例如严家其、刘晓波等)亲临绝食静坐现场,进行过善意提醒和苦心规劝。可是十分遗憾,青年学子及学潮负责人,对邓氏老人们过度善意信任、期待的政治幼稚,以及其他也许不便公开的因素,最终未能接受如此提醒和规劝,在盲目固执中坚持滞留广场,一步紧接一步地钻进了邓氏老人们的圈套,中了中共邪恶集团的毒计,酿成了古今中外罕见的惨剧!
青年学子们的天真幼稚,让他们最终尝到了血腥屠杀的苦果。这是足以让我们中国民运阵营永远都懊悔不已的心灵创痛!
邓氏老人的“丰功伟绩”和胡耀邦、赵紫阳们的“严重错误”
我已被这种创痛纠缠了20年。这种创痛对我的折磨,除去中共暴力迫害导致我五岁时的幼年丧父之外,要远盛于我的其他任何种种创痛。以至于无论如何,它都会伴随我走过自己的一生,成为我从那时起到现在乃至于未来,人生追求的最大压力和动力之一。
六四血案,让我们在此前十年内燃烧起来的美好希望,遭受了最无情的破灭——
在此之前的几乎整个80年代,我读到了西方文史哲经先贤们的大量译作,同时也读到了国内自由民主精英充满智慧闪光的文章和论著,结束了仅有马恩列斯毛和“高大全”一类政治说教书可读的枯燥乏味生活,终于让我跳出了“识字文化”的肤浅层次,摆脱了盲目接受洗脑教化而过分蒙昧糊涂的思想状态,开始成为一个真正有文化的“思想者”,开始了对中国现状和未来独立的观察思考,由此而产生了对国家命运和前途的种种忧患。而伴随和回答这些忧患的,是国家在思想言论和新闻舆论等方面的逐步开放,在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等方面的逐步解禁;我真切地感受了我们国家最难得的开放,呼吸到了最自由清新的空气。我成了新华书店社科窗口的常年顾客,在琳琅满目的书架上,寻找购买思想内容活泼前卫的新书,是我在基本生活以外的最大消费和追求;我还成了《五角丛书》、《走向未来丛书》、《人与文化丛书》、《传统与变革丛书》等等丛书、几家大报理论版的常年读者,并为反思批判专制极权的文史哲经类系列文章和著作的解禁而激动过兴奋过,特别曾为《河殇》等划时代作品的问世而欢呼雀跃;我为自己思想的被启蒙而深感幸运,为自己加入了思想解放的行列而深感自豪……我对中国的未来充满了希望,我发自肺腑地认为:我们的国家、民族、人民和我们自己,真的有救了!
特别是从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逝世、4月16日学潮初起到6月3日,全国各地学生界、知识界、新闻界、工商界人士及市民、农民、军人、为数不少的中共党政官员,对这次学生自由民主运动的自发响应和默契配合,并在没有任何官方组织安排的情况下,以经济援助、书面声明、舆论声援等可能的方式,在物质上、精神上和道义上给与了最无私、最不求回报的热心支持,不少人还直接加入了示威游行和静坐、绝食抗议的行列;新闻媒体从未有过的开放和自由,各种舆论从未有过的丰富多彩,不少人几乎毫无保留地阐发着自己的见解,表达着自己的心声;社会治安秩序异常良好前所未见,就连北京城里的小偷强盗,也在一夜间销声匿迹了,开始出现了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喜人景象,让人感觉我们的社会,似乎已经进入了中外圣哲先贤们曾经多次描绘过的“乌托邦”境界……短短一个多月,中国人民似乎在漫漫长夜的酣睡中,陡然睁开了双眼一般空前觉醒;似有圣灵点拨、导引一般的道德提升,让我们不得不发自内心地激动、发自内心地欢呼:中华民族的希望就在眼前!我们的希望已经到来!
这些,就是胡耀邦和赵紫阳这两位智慧贤良的“开明君主”,在其主政期间,通过与全国上下自由民主精英、普通公众的默契配合,与中共阵营里迂腐顽劣的保守势力的智慧较量和艰苦抗争,一点一滴创造出来的——在本次学潮之前,由于中共媒体的自由开放仍然十分有限,因此我对胡、赵二位明君力促中国文明进步的种种开明举措和良苦用心,几乎还一无所知,而只把他俩看作邓小平等政治老人们绝对驯服的工具和花瓶;我一直以为那十年里,中国在政治上的开明进步,无外乎邓氏“总设计师”一辈的功劳——以前我们总是附和着中共媒体千篇一律的腔调,说邓小平是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却不知道那是忝不知耻的邓小平之辈,贪天之功为己有的自我浮夸和自我粉饰。随着这次学潮发展的逐步深入,我终于知道了胡耀邦、赵紫阳、万里等开明贤能、坚定不移的改革派政治家们,才是当代中国当之无愧的划时代伟人——他们的确被邓氏老人们当作驯服工具一样地操控着,可是他们却仍然坚守着自己的道德良知,保持着自己独立、完善的个体人格;而且以其坚韧不拔的意志和毅力,努力完善和发挥着自己的政治智慧,与邓小平、李鹏之辈冥顽不化的无赖政客们,进行着巧妙的周旋博弈,为我们人民的自由幸福,为我们民族的文明进步,为我们国家的宪政民主,呕心沥血地扫除着障碍,开辟着道路……他们才是真正的中国改革开放设计师,是我们国家、民族的一代巨匠,一代功臣。邓小平在那个年代,只不过充当了点头老大的角色:他的“垂帘听政”,只不过是对胡耀邦、赵紫阳、万里们做好事、善事、正义之事的百般限制、阻扰和捣乱、破坏;对李鹏、江泽民们做歹事、恶事、缺德事的点头默许和纵容怂恿、加油鼓劲。因此当胡耀邦、赵紫阳等人的“设计”思路超出了邓小平心目中的预定框架、威胁到了邓小平辈党国大佬们的至高权位和既得利益时,邓小平便会使出他的“杀手锏”,用他那至高无上的特权大棒,把那些货真价实的优秀设计师及其追随者们,打入十八层地狱……
六四这天,邓小平用他那双黑手,把从胡耀邦开始,又经过赵紫阳等人的艰苦运作,所积累起来的中国渐趋政治文明、社会逐步良性发展的改革开放成果,给残酷地销毁了,中国人民再度堕入了黑暗苦难的深渊。我们在此前不久才燃烧起来的希望,又一次遭受了无情的幻灭!
致敬:六四先烈、英雄们!
20年过去了,我们的创痛还在一天一天地延续着发酵着,似乎漫无止境。
背负着六四学潮的种种创痛,我的精神状态,曾经跌落到了濒临崩溃的地步。我因此而摔过锅碗砸过瓢盆,并时常为了小事而暴怒暴吼,甚至还动过粗打过人,粗言恶语更是常有之事。对照自己曾经的文雅和善,我一度怀疑自己已经精神变态,担心自己会因此而进了疯人院。我在这样的自我诊断中深感不安,便借着曾经学过的心理学知识,开始进行自我矫治,可是收效甚微。就在此时,恰遇张宏堡“中功”热在大江南北凑然兴起,于是我便跟着这股热潮练起了气功,才终于矫正了自己的心态,恢复了较为正常的情绪。
在这样的创痛中,我也作过不顾后果的反抗。那是六四之后那场“全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我以项目可行性研究工作繁忙为理由,拒绝了停工参加“学习”,因此而与上级机关的“书记”,一对一地展开了一场辩论:是否可以认为“共产党在革命战争年代抛头颅洒热血,出生入死夺取了政权,当然可以多捞多占”?结果以那位书记的惨败而告终;后来的干部过关考试,我接到通知后去到主管机关,一位小官吏趁着酒后醉意,指着鼻子斥责我行动迟缓目无上级领导,怎料我还在为那数千无辜亡魂而悲痛愤怒,我便愤然撕碎了属于我的那份考卷,并公开宣称我不愿参加这种考试,我绝不会参加这种考试(后来也的确没参加考试)。小官吏因此叫嚣着要开除我,对我施以严厉惩罚以整肃政纪,并向本地宣传部打电话告我的黑状。幸亏宣传部一位我很要好的正义官员凑巧接到电话,他急中生智巧言相助,我才得以逃过一劫,保全了过半的“政治清白”。为此,我还在这个机关的青年小圈子中获得过“反共义士”的“荣誉称号”。几年后,那位小官吏也许是良知复活而自认理亏,在一次酒宴上与我偶然相遇,他破了自己身患严重高血压的饮食禁忌,绕过了好几个人,特意绕到我的跟前敬了一杯酒,并把他自己那满满的一杯酒,一饮而尽地喝了下去……
学潮期间,我处身偏远城市,几乎只是一个冷静的旁观者。虽然我在那时和稍后的时间内,也表达过自己一点小小的心意,还险些身陷囵囫,但却仍有一种遗憾:我恨自己无法脱身,不能去到天安门,直接置身于那场伟大的运动。如果我去北京直接参与那场运动,那么也许我会列入那几千位先烈的名单,我在九泉的魂灵,会为我的亲人、特别是我的小女儿那可怜而又悲痛的眼泪、为自己过早地走到了生命的尽头、为自己再也无缘品味可能辉煌的未来人生而懊悔不已;为邓氏老人们的心狠手辣而愤慨而诅咒;为一些愚昧无知的公众对英雄生命的冷漠淡然,甚至附和中共舆论进行亵渎、谩骂而悲哀而失望……然而我也会用自己当初毅然决然的选择,去驳回自己的懊悔。况且这样没有呐喊自由、没有起码人格尊严地苟活着,内心充满了压抑和愤懑,那也真是一种实在难以忍受的滋味。当然我也可能侥幸逃脱一死,只不过要在中共的铁窗里度过一段时光而已。然而无论是死是活,我崇高的灵魂都会受到正义良知人士最真诚的钦敬的。看看天安门母亲丁子霖等人,为了收集求证六四死难者、伤残者、被迫害者的名单并寻找其亲属,顶着中共的打压迫害,吃尽了千辛万苦,也赢得了海内外社会各界良知人士的一致赞赏和鼎力支持,这就足以证明六四先烈和英雄们的崇高与伟大了。再说,我自己本来就是一个极度讨厌以小人和愚夫为伍的人,又何以太在乎小人和愚夫们的亵渎、谩骂呢?
但我未能全身心地直接投入那场伟大的运动,我还是一个生者。虽然我的秉直,决定了我在中共的专制极权之下屡屡遭受小人们的排挤打击,因此必然难有光宗耀祖的出头之日,但我毕竟没有受到过中共专政机器的打压迫害。我在中共政权的权力高压下,没有基本的人生自由、没有起码人格尊严地苟活着,今后还要苟活下去。后来想到在我的有生之年,极有可能享受到朝思暮盼的自由和人权,我便感到了某种自慰。而这样的自慰,是由于六四先烈、英雄们在中国开创了集中而又大规模地和平对抗中共的崭新历史,为民众的抗争树立了新的榜样,激励了后来更多领域、更大范围的抗暴维权斗争,而自然地获得的。
因此,尽管六四参与者,绝大多数都不是对自己的悲惨结局先知先觉、因此而自觉自愿地牺牲生命的崇高殉道者,而是对后来的结局未知未觉、因此并未打算牺牲生命的并不怎么崇高的凡间人士,但历史不仅仅是由那些崇高的殉道者、也更多要靠那些不怎么崇高的凡人写成;参与者都是我们可钦可敬的英雄。尽管六四给我们留下了太多、太大的遗憾,也给我们带来了永恒的心灵创痛,然而他都给我们的社会带来了新的希望。因此,六四先烈、英雄们的英名,已经深深地刻进了我们心里那块“永远的丰碑”,值得我们世世代代崇敬、怀念。
今天,在六四20周年忌日,让我们再次祭起心中那神圣的丰碑,向六四先烈、英雄们致敬!
牢记六四,永远也别忘记了六四。抚摸着我们灵魂的创痛,踏着六四先烈、英雄们的足迹,继承他们的伟业,接过他们和平、理性抗争的旗帜,不屈不饶地抗争下去吧,直到彻底埋葬中共的专制极权,实现宪政民主的奋斗目标,夺回我们天赋的自由和人权!
用我们刻骨铭心的创痛,换取一个越来越美好的崭新社会——这才无愧于六四先烈和英雄们!
2009年6月2日
(民主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