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1年1月13日讯】中共宣传部关于2011年新闻管制的禁令，最近被曝光在互联网上；相较中国新闻出版署署长高调发表保护记者采访的讲话，是两个极端的反差。中国媒体的实际处境又是如何呢？
有资深媒体人11号在网上公布中宣部今年度的新闻管制禁令，其中第一条首先要求，“为两会营造良好舆论氛围”，其他要求还包括了“严格控制灾难事故报导”、“稳妥把握征地拆迁报导”、“不要宣传春运‘一票难求’等存在的问题”。中宣部罗列的九大禁令原则，最后并说，要“解决都市类媒体案件报导‘过多过滥’问题。”
同一时间，中国新闻出版署署长柳斌杰接受《中央电视台》访谈的节目，却提到要“善待媒体”。
柳斌杰：“我们要求是公共机构、公职人员，任何时候都不得拒绝记者的合法采访。”
柳斌杰与中宣部的禁令口径完全不同，是内部矛盾，还是柳斌杰纯粹在作秀？我们不得而知，但可以明确的是，近一段时期记者在中国采访的情形是每况愈下。
一个月之前，30多名香港记者，前往毒奶受害儿家长赵连海在北京大兴的家进行采访，却遭到当地居民委员会大批出动阻挠，香港电台的一名女记者更被一位女保安搧了大耳光。
而新疆《北疆晨报》首席记者孙虹杰，在上个月12月18号被暴打成脑死亡，孙虹杰的同事怀疑他因为涉及舆论监督的报导，被“高层人士”打击报复。孙虹杰12月28号过世。
从一些例子中也能见到，即便是不涉及政府和有钱人的黑幕，中国记者在采访中也屡屡受阻。
也是发生在去年的事件，9月8号上午，西安大路上，吉林建筑工程学院的城建学院学生食堂突然起火。多家媒体到场采访时遭到了校方的阻拦。火灭后，校方领导还安排学生在校门口组成人墙阻挡媒体进入。
多次在国际上获奖、曾担任《经济学周报》副总编的高瑜指出，中共当局不可能不控制媒体，因为那是抓住权利的重要手段。
高瑜：“维持现状现在就是除了我用枪杆子镇压，就剩了控制舆论，就是这么两个办法。就是不愿意让自己的事情曝光。”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前中文部主任吴葆璋认为，缺乏新闻自由将给整个社会带来缺憾。
吴葆璋：作为一个从业四十余年的新闻工作者，我确信，一个社会的发展，不能没有言论自由，而促进社会进步的新闻秩序只能是，事实是神圣的，评论是自由的。
总部设在巴黎的《记者无国界》组织在早些时候发表了2010年新闻自由度排名，中国在178个国家中，倒数第八，位居171名。
新唐人记者赵心知、孙宁综合报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