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1年7月21日讯】中国社科院学者于建嵘星期一出席香港书展。他谈到民众的抗争与中国的刚性稳定，指出民众的仇官仇富心态引发连串社会泄愤事件，而新科技则解构了中国的意识形态和政治生态。
周三开幕的香港书展上，中国社科院学者于建嵘以《民众的抗争与中国的刚性稳定》为题演讲。
于建嵘综述了十年以来中国农民工人和市民维权的趋势。农民维权从对抗税收变成目前主要的土地问题，而他估计环境问题将是未来农村抗议的另一主要范畴；工人维权由几年前的改制下岗问题，到去年席卷全国以八零九零后工人为主并提出组织工会要求的外企民企工潮，显然为执政党敲响警钟，另外还有全国各地停驶停运以及教师停课抗议生计问题；而市民方面，拆迁继续成为最主要的维权诱因。
他认为维权运动只是利益之争并非权力之争，民众的规则意识依然大于权利意识，被动做出反应大于主动进取，他们更多的是要求党遵守它自己订立的规则，因此，对现政权并不造成真正的威胁。
与之相比，社会泄愤事件则不一样，参与者没有直接利益关联，今年各地层出不穷的此类事件显示政府失去民众基本信任，仇官仇富仇警的心态普遍，星星之火加上以讹传讹就能轻易引发群体性事件，打砸抢烧甚至酿成骚乱。于建嵘：“假如你们到大陆发生问题，千万不要告诉人家你有钱、也不要说你爸是当官的、更不能说你是城管或警察。我告诉你在大陆吵架的方法，吵不过人家只要说一句：‘你不就是个当官的么？’肯定好多老百姓围过来。为什么？仇官仇富仇警是今天中国最基本的社会心态。”
于建嵘认为鉴于中国目前政治的统一性和社会管制的有效性，社会总体是稳定的，没有政权替代品可谓是执政党保有权力的最大秘诀，但这种政治权力的垄断和排他同样带来风险：“虽然民众对这个政权不满，但是没有替代品，这也是共产党统治这个国家的重要秘密，不允许一切对抗性力量的存在，这也决定了今天中国社会的稳定是刚性的稳定。实际上有巨大的风险，如果我们都把宪法法律当成草纸，个个都怀着一腔仇恨，我认为中国社会将来一定发生非常大的动荡。我认为我们要依照法制，当每个人感到权利受到保护的时候，才可能有对这个政权的信心。”
演讲中于建嵘也提到自己一本安源工人访谈录被禁止出版，以及最近在微博客上声援独立候选人而成为有关部门关注的异常敏感的人物，他特别强调新科技解构了传统的政治生态：“现在参选这个事情很敏感，搞得我从未如此敏感过。微博数量都不增加被严格限制。为什么，两个事情，还有批红十字会。实际上都不是我搞出来的，真的冤，不过讲了两句就找去谈话。这次参选是网路时代的参选，每个人发个帖子说我参选了就全国都知道了，而参选的主要是基层民众。我对参选本身将会发生什么不抱太大希望，但我认为这次参选意义是网路时代民众对权力的再一次确认，而我相信在网路时代，像原来那种迫害也不那么容易。”
于建嵘指相信有大陆当局人员旁听此讲座删此次讲座甚至打小报告。而不少听众也来自大陆并在会后提问尖锐的问题。
听众：“我是您微博粉丝，我想问统治权合法性的问题，一般来说丛林法则，天下我打的我统治；血源法则，以前的事情了，不过现在朝鲜还有；第三就是民意”法则通过选举，那么您刚才说的共产党打遍天下无敌手，最大的稳定来自没有对手，那么它统治的合法性来自哪里？另外这种权力的绝对稳定像卡扎菲、叙利亚这些看起来也是铁板一块，但时间一到垮得更快。那现在共产党这看似铁壁铜墙的东西什么时候会垮台？”
于建嵘说：“前一个阶段它靠的是改革开放、政绩、GDP；最近一个阶段开始有人把原来革命的合法性又拿出来。但共产党目前必须面对扁平化的信息传递方式，所以他今天所有的教育宣传没有用，你说所有的理论都在老百姓那里变成笑话，那种神圣感，和系统活动的神秘性已经没有了，想利用这两个东西寻找统治的合法性是没用了。而其实用革命去重整所谓统治本身就是非常危险的东西。至于第二个问题，我不能回答你，我是不敢回答这种问题的，前提是“垮台”，我回去就麻烦了，说共产党垮台，我说多少年都不行呀！所以我不回答。”
──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