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1年10月7日讯】从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的枪声到1912年元月1日孙中山宣布中华民国成立，亚洲诞生了第一个共和国。很可悲的是，中国两千多年的帝制只是被划上了逗号。中共彻底颠覆了这个引以自豪的民主革命成果，用没有皇帝，但远比皇帝严酷的共产专制奴役着中国人。共产邪灵对中国人民造成的浩劫与袁世凯83天和张勋11天的复辟闹剧不可同日而语。中共统治下8千万人的非正常死亡记录令所有古今中外的独裁者瞠乎其后。
更可悲的还有两点。其一，中共铲除了辛亥革命诞生的民主共和国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还要恶搞孙中山，假惺惺地把孙中山像竖在天安门广场，冒充是孙中山的继承者，说要纪念辛亥革命。如果只是回避不了辛亥革命，与其被动挨骂，走走形式倒也罢了。如果只是把孙中山像当作旅游景观，那权当是中共的一个阴暗霉变心理。但中共的真正目的是藉孙中山为其窃国和非法执政打掩护，对这一点许多人却熟视无睹。其二，中共并不满足于恶搞孙中山，现在进而要把共产专制通过经济和政治统战延伸到已经实现民主化和宪政的台湾，不战而下，而台湾许多人还不知是计，或详作不知。
历史像是开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玩笑。皇权帝制经过民国的这一轮回，被中共这个外来马列邪灵用共产专制形式复辟了。中国虽然没有面临当初那种遭受外强凌辱和瓜分的危险，但中共对民众的一次次严重迫害，中共官员从上到下愈反愈烈的腐败，中共统治下暴力拆迁、毒食品、访民等种种社会问题，民众风起云涌的群体和个体抗争等，已使中共统治陷于晚清频临崩溃的危局。辛亥革命百年后中国何去何从？人民是选择辛亥革命的形式还是政治改革的形式改变中国？现实能行的选择是在辛亥革命和政治改革之间，还是之外？
首先，政治改革不是人民的选项，而是中共的选项，或者说是中共迷惑民众的手段。也就是说，政改说法会帮助形成“中共仍有希望，仍可领导中国”的假象。即使如此，迄今为止，中共没有意愿真正实行政治改革；当然即使实行了，也不可能解决中共的危机，因此只是痴人说梦或逢场做戏而已。
自赵紫阳之后，政改早已消声匿迹。因此每当温家宝一次次喊出政改，总会引起一阵骚动。有人总是一厢情愿地把它理解为中共缓解党民冲突的一种诚意，说要给机会。其实，中共如果真有诚意，它不需要主动去搞什么政改，只消停止迫害，清算和惩治迫害元凶即可。
从组织上看，中共政改并没有形成一种气候。目前的中共高层和知识界并不存在一个类似晚清的改良派（维新派/立宪派），如体制内的光绪皇帝、李鸿章、张之洞、袁世凯等，又如体制外的康有为、梁启超等。温只是个人空喊，实际上在高层孤立无援，孤掌难鸣，无人接应。中共高层都知道这是做不得的事，谁也不愿跟着趟混水。
但目前温也没遭到打压。这说明，温与中共高层有某种默契。温这种体制内的“异见”应该是经过中央高层同意的政治动作，有意让温去放，但又不以正式的名义。作为个人，温有可能是良心发现或在表白和澄清自己。作为中共的总理，不管温是真情流露，还是假戏真做，他的泪水涟涟、语出惊人，吟诗作文，都起到了漂白中共的作用。进而，当危机严重中共想做一些修修补补的改革时，改革姿态可帮助中共抢夺解决危机的话语权和主持权，届时又可以把温过去的喊话纳为中共整体的功劳。
从目的上看，中共政改只是为了进一步巩固现存的中共一党专制领导，“改善党的执政能力”，而不是削弱或改掉这个领导或能力，因而其最大容量只是在确立党的领导下的自我微调，其底线是“不照搬西方政治制度”，即不会实行多党民主选举、新闻自由、军队国家化等，其实际内容是“党内民主”、“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党管干部科学化”、“党对人大的领导方式”、 “行政机构改革”等。排斥什么，巩固什么，泾渭分明。更重要的是，即便是微调，中共也只骗不做，无耻之极。
从这点上看，中共政改从跨度上和实施上都远远不及晚清改良。晚清“新政”的废科举、建新军、派留学生、开辟内阁和咨议局等，虽然均出自巩固满清统治目的，但都在努力“照搬西方政治制度”，都是有板有眼的具体改革，与两千年的帝制有划时代的根本区别，而且项项改革成功。正是晚清改良的实现在某种程度上帮助和孕育出以后的辛亥革命条件。
因为中国问题的总根源是中共，所以就算全部按中共的意思或部署最大限度地进行政改，即把推至极端，中共政改改来改去出了一个独裁能力更强的中共，腐败堕落更甚，中国所有的社会问题反而更难解决了。因此，中共主导的政改绝对不是中国的出路。
其次，辛亥革命的形式是中国的出路吗？在中共仍在用暴力手段残酷镇压和迫害民众时，人民用其人之道还治其身是一种天然权利，这是美国独立宣言的主要精神之一，这是中国历史上无数次农民起义和王朝更替的必然性所在，这也是杨佳杀警、邓玉娇杀淫官得到广大民众支持和喝彩的原因。从这个意义上说，辛亥革命的起义形式是人民迫不得已对付暴政的众多选项之一。
但这对民众的代价非常大，理由不言而喻。辛亥革命经过了10多次武装起义才成功，每次起义失败都伴随着砍头或坐牢，辛亥革命过程也经历了诸多流血牺牲。目前中共拥有中国历无前例的强大暴力机器，对社会包括军队的控制异常严密，无所不入，因此史上革命党武装起义以及文学社和共进会渗入军队的方式可能性较低。而且，辛亥革命倚重军队力量成功不能说跟与其后北洋军阀11年统治中军人势力参政和军阀征战内乱没有关系。更重要的是，中共政权摧毁了传统文化和道德价值体系，其邪恶程度完全没有底线，和孙中山面对的满清政权无法相比。因此，和平转型是对民众代价更小，更有利的出路。
最后，通过深刻揭露中共邪恶的思想启蒙和人民觉醒，中国已形成大规模“三退”（退党退团退队）解体中共的浪潮，这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现象，它提供了现实和可行的和平转型道路，同时也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历史趋势。
从1840年到辛亥革命前曾有一个思想政治启蒙运动，奠定了辛亥革命的基础。美国革命前有一本叫“常识”的书催醒了美国人独立的意识，对美国革命的成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2004年11月在《大纪元时报》上发表的《九评共产党》经过大量在中国传播，使越来越多的人了解中共的邪恶本质，达成脱离中共的共识，触发了“三退”大潮。
“三退”大潮是在中共铁幕下实实在在发生着的和渗入各个阶层的全民救国与自救行为。近年来，民众抗暴的群体事件已从06年的9万起上升到目前的25万多起，互联网上一呼万应的抗共舆论力量，以及中共“维稳”费用超过军费等，这些已表明中共政权已失去民众信任，处在总体失控和崩溃边缘。 “三退”折射出民众觉醒后把对中共的抗争转化为和平、理性而有效的解体中共的过程。经过严格和庞大的母本数据分析（不是抽样调查），从2004年11月到2011年8月为止，“三退”人数已经达到1亿人。1亿人中退出共产党的比例是36.6%（3千6百万余），共青团的比例是22.9%（近2千3 百万），退出少先队是25.7%（近2千7百万）。其中有14.8%是电脑难以辨认的，列为“不明/不清”这一类。所以这个“三退”比例数据是相对保守的验证。
依据这个保守和低限的估算，中国已处于即将发生剧变的前夜。目前中共党员是7千多万。中共官方刊物透露，若除去长期脱党的、长期不缴党费的、长期不过组织生活的，其正常党员在2000万左右。另外，城乡基层党组织有85-95%处于瘫痪状态，而党员信教的就有2千万。如果综合中共自己承认的现状，按保守的估计，3千6百万余的退党人数已超过党员人数一半。在东欧各国共产党解体时，苏联的退党比例是22%，东德是8.3%，匈牙利居中是15%。今天中共36.6%的退党比例已大大超过苏共的22%。这个庞大人群决裂中共，说明中共的统治基础已被掏空。也就是说，以史为鉴，中共的突然垮台已不是令人意外的事情。
虽然中国不存在辛亥革命中文学社和共进会打入军队的情况，但大量“三退”人群中包含军队、武警、公安等，而退了党团的中国军人和警察已经投向人民，会更具正义感，更具抗命精神，关键时刻枪口自然不会对着民众，反而成了人民的力量。这一点已经在苏联和东欧的剧变中得到了证明。对已经在精神和组织上与其决裂的军警，中共已从根本上失去了收买和调动他们的能力。这就是“苏东波”转型能成功的原因，也是退党消弥中共于无形之中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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