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1年12月2日讯】100年前的今天（12月2日），浙、沪联军经过数日苦战，终于攻克清军在江南的最后据点金陵（南京），为巩固辛亥革命形势，创建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打下了可靠的基础。在缅怀辛亥先烈光辉业绩的时候，海外华人的贡献尤其值得一提，不妨借用孙中山先生“华侨乃革命之母”这一名言为本文命题。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割地赔款，丧权辱国，经济破产，民生困苦，海外华人在居住国地位低下，他们迫切要求改革中国政治体制，希望祖国统一强盛，在辛亥革命中表现出了高度的爱国热情和英勇献身的精神，形成了近代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华侨爱国高潮。孙中山曾指出“我海外同志，昔与文艰苦相共，或输财以充军实，或奋袂而杀国贼，其对革命之奋斗，历数十年如一日，故革命史上，无不有华侨二字”、“一团热诚，只为救国”，对华侨在辛亥革命中的表现作了较高的评价。华侨对辛亥革命的贡献可归纳为五个方面：
一、华侨是革命发起者和组织者
中国民主革命的先驱孙中山本人就是华侨（注：2011年7月，美国在台协会在台湾举办一个“孙中山与美国”特展，出示来自美国国家档案局的历史文件，证明孙中山拥有美国籍。），十三岁就赴檀香山读书、做工，由于他长期住在海外，同华侨有广泛接触，亲眼看到华侨的悲惨遭遇，痛感国家民族危机的严重。因此，当他在海外设身处地宣传革命主张时，特别能够唤醒和激发了海外华侨的民族意识和爱国热忱，团结发动了广大华侨投身民主革命。
中山先生从事革命活动是从建立革命组织开始的，1894年11月，孙中山在檀香山创立了我国第一个现代意义上的革命团体──兴中会，第一批参加者有何宽、邓荫南、邓艾泉等二十多位华侨，次年2月在香港成立了兴中会总部。兴中会在成立之初不仅喊出了“振兴中华”的响亮口号，而且宣誓“驱除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第一次向中国人民发出了推翻帝制建立共和的号召，到1905年，兴中会能明确身份的286名会员中，华侨超过六成。从某种意义上讲，华侨也是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的先驱。
1905年在日本东京，兴中会与华兴会、光复会等革命团体联合组成政党性质的同盟会。同盟会推举孙中山为总理，把“建立民国，平均地权”写入章程，首次提出三民主义（民族、民权、民生）这一比较完整的革命纲领。孙中山在其40余年的革命生涯中，约有一半时间奔走于海外华侨社团、留学生和侨领之间，他忧国忧民的情怀，深为海外华侨所感动，他所推崇的政治主张，得到了海外华侨广泛的拥护和支持。同盟会因此在海内外迅速发展，除在国内设有5个支部外，在海外还设有南洋、欧洲、美洲、檀香山4个支部，形成了“凡有华侨所到之地，几莫不有同盟会会员之足迹”的局面。尤其是东南亚新马地区，成为革命党人的主要活动阵地，有资料显示同盟会在南洋“各埠均设有分会，会员达数十万众”，仅新加坡、马来西亚华侨入会的就有大约三四万人，成为南洋支援中国革命的重要力量。海外其他各地同盟会也成为革命党人在海外进行革命宣传、筹集经费、策划武装起义的革命基地。
二、筹款捐资，赞助革命
孙中山创立兴中会伊始，就走上了一条以武装反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无论是兴中会、同盟会等革命团体的组建、日常活动的开支及同盟会在国内外组建分会的活动经费，还是革命党人创办报刊宣传革命主张；无论是孙中山、黄兴等人奔走世界各地宣传革命、领导革命的旅费、生活费，还是历次起义的巨额军饷，大都由海外华侨鼎力资助。既有在国外苦心经营十数年，有一定经济实力的商人，不惜将全部财产变卖，支持革命事业；还有普通的劳工，将辛苦积攒的毕生积蓄捐作革命经费。因此，孙中山先生由衷慨叹：“慷慨助饷，多为华侨”、“同盟会之成，多赖华侨之力，军饷胥出焉”。海外华侨捐资输财，为辛亥革命的成功提供了主要的物质基础。
孙中山发起的第一个革命组织檀香山兴中会，其开办费、活动费全部都是由孙中山的哥哥孙眉和其他广东籍华侨交纳会费，以及设银会集股筹款。1894年底，当孙中山急于回香港组织兴中会总部，继而在广州发动起义时，因所集款项“不敷大举之需，焦急万分”，孙眉就以每头六七元贱价卖掉牛牲一部，以充义款；邓荫南“尽变卖其商店及农场，表示（跟随孙中山回国起义）一去不返之决心”；陈耀垣也变卖自己的商店和所有财产筹集革命经费。最后，檀香山华侨共同努力，终于筹得美金约合港币13000元。这次广州起义虽然未发动而失败，但华侨慷慨解囊的精神给孙中山很大鼓舞。
孙眉当时为了支持弟弟孙中山的革命事业，陆续将经营了数十年的产业全部出售。夏威夷公证机构记载着：1895-1899年间，孙眉卖出自己名下的土地和牲畜达65次之多，其中1890-1894年间就卖出12次，1897年也有12次……他大概先后捐出70万美元。据了解，夏威夷公证机构还保留有孙眉1906年经联邦法庭作出的破产判决，到1907已经由富豪变为清贫的孙眉与母亲杨太夫人等举家回到香港居住。
浙江的华侨支持辛亥革命以捐资为主，是当时捐资最多的群体，如浙江湖州南浔巨富张静江（旅法华侨）。1905年11月，孙中山在越南南方城市西贡宣传革命思想后，上船前往法国等欧洲国家筹措革命活动经费，与由上海出发的张静江乘同一条船。在交谈中当他得知孙中山这次是为筹措革命活动经费前往欧美后，便对孙中山说:“久闻先生大名，我深信非革命不能救中国。这几年我在法国经商赚了些钱，很希望能对先生的反清光复事业提供竭尽全力之帮助。”分别前，张静江递给孙中山一封信，信中夹有一张他亲笔签名的3万元取款单，信上所写地址：到美国纽约市第五街566号张静江所开办的通运公司经理姚叔兰处领取。孙中山便把信和取款单交给黄兴，不久黄兴就凭单拿到了张静江资助革命的第一笔活动经费3万元。
辛亥革命前后，每当孙中山开展反清起义活动经费不足时，便会拍电报给张静江请求汇款。张静江总是有求必应，按时如数将款寄到。其间有一次由于公司资金周转困难，经费难筹措。眼看可能影响起义如期进行，张静江毅然将他在巴黎通运公司所属的一个茶店卖掉。对此，孙中山极为感动:“自同盟会成立之后，始有向外筹资之举，当时出资最勇而名者，张静江也，倾其巴黎之店所得六七万元，尽以助饷。”据不完全统计，张静江在辛亥革命前后捐款达到110万两银子。1906年3月，张静江在从法国回国途中经新加坡时，在胡汉民等人的主持下，加入了同盟会。此后，他将李石曾，他的大哥、上海通运公司总经理张弁群，其舅父、上海中国银行董事庞青城等亲友介绍给孙中山，并发展成为同盟会会员，连其妻姚夫人也帮助他发行革命刊物。由于浙江南浔加入革命队伍者大多数为家产丰厚，有力保障了孙中山开展革命活动的经费来源。
1907年，孙中山在广东潮州黄冈发动起义，当时的南洋华侨萧竹畸为革命往来奔走，且尽贷其田产，得数千金，借供运动经费。
越南堤岸另外一个以卖豆芽为生的华侨小贩黄景南，为支持革命，将半生的积蓄数千元捐出，支持镇南关起义。之后还坚持每日都将卖豆芽所得一部分积累起来，用作革命经费。
1908年云南河口起义爆发，仰光闽籍侨领庄银安、黄德源等人不但热情捐献军铜，还购买了一批军火秘密运进云南交给起义军。起义失败后，大部分人经越南辗转流浪到新加坡，陈楚楠等人在新加坡蔡詹港开办中兴石山公司安排他们，还介绍一些人到槟榔屿、吉隆坡、文莱等地的工厂、矿山和农场谋生，为安置这一批革命志士做了大量的工作。
1910年冬同盟会决定于1911年春在广州再次发动武装起义，选择革命党500多人为先锋队（敢死队），以领导军队和民兵，倾全党人力、财力以赴，得手后分别由黄兴、赵声率军出湖北、江西直捣南京。孙中山先生到美国、加拿大筹备武器军饷急需的经费，6月26日，旧金山同盟会与致公堂联合成立了洪门筹饷局，先后到北美14个城市募捐。在冯自由、司徒美堂的建议下，致公堂骨干们商议：先将温哥华的洪门致公堂的楼房向银行抵押，用作军费。于是，仅维多利致公堂总堂就抵押房产得款3万元（所抵押的房产到1950年才由全加的会员凑钱赎回），同时，多伦多、温哥华两所洪门致公堂也先后抵押筹款。美洲各地上至富商，下至那些当苦力的、做裁缝和小摊贩的，也都拿出仅有的钱，虽然同盟会设立的筹饷局发行了债券，但绝大部分款项都属义捐，不求兑换，以示对革命事业的坚强支持，仅五个月时间，共筹得美金144130元。这一次加上在南洋、日本等地的筹款，共筹到187210元，其中加拿大共募款港币7万余元，居各地华侨义捐第一位，由冯自由亲自将7万余元款项分文不少地通过香港交给正在紧锣密鼓筹备起义的黄兴、赵声等人，因此，广州黄花岗烈士墓后面的纪功坊，最上面那块就是加拿大华侨的。
黄花岗起义（也称“三*二九”广州起义）后，海外华侨的捐资运动规模更大，范围更广，款项更多。武昌起义的消息传来，缅甸同盟会立即组织募捐，至11月17日，就捐集港币1万元，汇寄香港《中国日报》社转交孙中山。南美洲华侨人数虽少，但他们捐资支援祖国反清斗争却十分踊跃。武昌起义的消息传到秘鲁，秘鲁华侨于10月16日成立筹饷局，四天时间，就收到捐款12535元。据统计，辛亥一年，南洋华侨捐助了五六百万元。
华侨筹款捐资赞助革命的故事数不胜数，除了前面提及的一些事迹外，还有几个特别生动的故事也值得一提：
祖籍福建海澄的槟榔屿第三代华人吴世荣，在21岁时，从父亲手中继承了大笔遗产。1905年孙中山第一次来槟时深受冷落，具有侠义心肠的吴世荣、黄金庆主动热情接待，从此受孙中山革命学说的影响，积极支援孙中山的革命事业，不但担任槟城同盟会分会长、槟城阅书报社社长，为革命事业致力奔走，而且以万贯之财，为革命事业排忧解难，甚至将自己的产业、园坵一块一块地变卖出去，最后连“瑞福号”别墅也变卖出去，支援革命。由于吴世荣对革命功勋卓绝，众望所归，被南洋各埠同盟会选为总代表（全球仅吴世荣和美洲代表冯自由二人），于1912年回国参加开国大典，到达南京时，孙中山亲率临时政府要员隆重欢迎，备受殊荣。
新加坡华侨富商林受之，“毁家财数十万”，以致其子女“佣工为生”；越南华侨李卓峰多次支援革命，手中有革命党人发行的国债票券数十万元，却不求回报，“付之一炬”；越南一位名叫关唐的华侨，以替人挑水为生，一担水只挣一分钱。为了支持国内革命、推翻帝制，他毅然将自己辛苦积攒的3000元养老钱悉数捐出，相当于为中国近代革命挑了30万担的水……。
据研究，孙中山领导的第二次到第八次武装起义所用经费20万元主要来自南洋华侨。第九次和第十次起义的经费主要靠美洲华侨的捐献。从1894年兴中会在檀香山创建，到1912年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的成立，华侨捐款达1000万港元之钜。正是有广大华侨的大力支持和无私捐助，激励了革命党人愈挫愈勇、屡败屡战，最终取得民主革命的胜利。
三、华侨是革命舆论宣传的鼓动者。
欲行实质之革命，需有思想之革命。当时，革命党人开展舆论宣传主要是以国外为基地，以华侨和留学生为主力军，据统计，从兴中会创立到民国肇始，海外华侨建立了160余间半革命性质的阅书报社，在海外出资或参与创办的革命报刊有23种，成为革命舆论宣传的强有力武器。
1905年当孙中山在东京筹备成立中国同盟会之时，出版《民报》作为其机关刊物，由张静江出资编排、印刷。该报在日本东京留学生中起到了很好的宣传效果。1906年6月，为与东京的《民报》遥相呼应，张静江出资联合吴稚晖、蔡元培、李石曾、褚民谊等人在巴黎达候街25号发起成立“世界社”，出版《世界画报》；同时创刊发行《新世纪》周刊，并亲笔撰文发表在《新世纪》周刊上，紧密配合国内外的《苏报》、《浙江潮》等诸多革命报刊，大力宣传革命主张。
创办革命报纸，也并非一帆风顺，以南洋华侨革命党人办报的经历可以作为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
早在1896年，就有当地华侨林华谦、黄金庆创设《槟城新报》，大多宣传保皇立宪主张，黄金庆还开了一家“维新书店”，取义戊戌维新之意。孙中山到达槟榔屿宣传民主革命后，黄金庆受了感召，参加了同盟会，力主《槟城新报》改变其保皇立场，宣传孙中山的革命思想，但未获得成功，只好退出该报。
1903年，新加坡的华侨牧师郑聘廷创办星洲书报社，陈列各种革命书籍、报刊，任人阅读，致使许多华侨觉醒。1905年，孙中山至新加坡，亲临书报社参观，对郑牧师的开明之举大加赞许，并指示东南亚的闽籍华人陈楚楠、张永等要更加注意书报社的工作，他们意识到要促使更多的海外华侨支持革命，非大力从事宣传不可。1904年l月，陈楚楠、张永福二人合资创办了《图南日报》。该报的最大特点是从一开始就主张革命，与保皇派的《天南新报》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天南新报》打着“团结御辱”，的旗号，大肆宣布唯有“变法救国”，才有出路，革命乃是“灭种亡国”的陈词滥调。《图南日报》对于这些大是大非的问题，登载大量文章揭露清朝封建统治和帝国主义任意宰割中国的现实，宣扬“革命之目的以保国而存种”的民族主义理论。《图南日报》问世后不久，即遭到守旧派、保皇派、清政府领事官员的群起反对、围攻，英国殖民当局也以滋生事端为由，多次严厉警告《图南日报》，使报纸的销售量有所减少。但《图南日报》无所畏惧，坚决顶住各方面的压力，采用送报、赠送《革命先锋》等革命书籍的方式，以及举办征文、征诗、征联等有奖活动来活跃版面，扩大发行量，报纸销路也因此看好。该报对于在南洋华侨中宣传革命思想起了积极的作用，被赞誉为“南洋华侨革命党机关报之鼻祖”，陈楚楠也获得“南洋革命党第一人”的殊荣。
1905年底，《图南日报》因经济拮据而无法维持，被迫停刊。两个月后，陈楚楠、张永福等人不忍心革命党之喉舌从此中断，遂联合他人集资创办《南洋总汇报》，继续宣传革命。不久，该报旋为保皇派的商人所把持，沦为保皇派反对革命的工具。1907年8月，陈楚楠等人根据孙中山的指示，与新加坡同盟会各埠同志一道，募集资金又创办《中兴日报》，以继承《图南日报》之余绪。发刊未久，即与《南洋总汇报》为革命论和立宪论之争展开了笔战。在这场论战中，革命派斗志昂扬，意气风发，表现了朝气蓬勃的革命精神。他们无情地痛斥了保皇派立宪论的反动政治主张，揭露了保皇派所谓的“革命召瓜分”的反革命本质，戳穿了保皇党高唱保护华侨为名，行窃取荣禄为实的无耻伎俩，为宣传了革命思想，鼓舞了革命斗志，各埠华侨受其感化颇深为辛亥革命奠定了深厚的思想基础。
1909年8月，缅甸同盟会领袖庄银安等在仰光创办的报纸先采用了”光华“二字，称为《光华报》，后受当局迫害而停办。庄银安逃来槟城，有意续办《光华报》，后留在仰光的革命党人将《光华报》改名为《进化报》，得以继续出版而作罢。1910年12月20日，槟城同盟会公推黄金庆、陈新政、邱明昶、杨汉翔、林贻博、曾受兰等出面筹办并成功出版《光华日报》。胡汉民、雷铁崖、张杜鹃、戴季陶、宋教仁等主持笔政。尽管面临着经费紧张和保皇派报纸《槟城新报》的排斥竞争，但创办人以不屈不挠的精神，旗帜鲜明地宣传革命。槟榔屿的《光华日报》不但是革命党人在马来亚最重要的机关报，也是马来西亚新闻史上发行历史最久的日报，至今仍在出版。
计自1904年起，至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爆发前，新加坡、马来西亚的华侨革命派共创办了《图南日报》、《中兴日报》、《星洲晨报》、《南侨日报》《光华日报》等，新马各地的书报社有百余处，有名可查的即达60余所。各地书报社均设有各种革命书籍和报刊，以供华侨群众阅读。这里又是革命派发表演说、进行宣传鼓动的场所。不少华侨通过读书看报，聆听演讲而走上革命道路。在此过程中，星洲书报社的首创之功不可低估。1912年3月l日，孙中山以临时大总统名义特地给星洲书报社颁发优等旌义状云: “星洲书报社于中华民国开国之始，宣扬大义，不遗余力，特给予优等族义状，弈化后民，永多厥义，此旌。”，真可谓当之无愧。
四、华侨也是武装起义的重要组织者和积极参与者。
据统计，孙中山和革命党人在中华民国成立前共组织了27次的革命斗争活动，华侨直接参加策划、组织的就有15次之多。其中从1907年5月至1908年4月，在孙中山先生的组织下，同盟会在华南沿海和沿边地区连续发动了潮州黄岗起义、惠州七女湖起义、防城起义、镇南关起义、钦廉起义、河口起义，华侨均成为这些起义中的重要骨干，不少华侨还是起义的领导者。他们的职业是教师、记者、商人、职员、传教士，分别来自印尼、越南、马来西亚……为了救国的崇高理想，从遥远的地方汇集到一起来，最后将热血和头颅留在了广州、惠州、潮州、钦廉、镇南关……甚至不少人连姓名也湮灭在硝烟之中。
1895年广州起义和1900年惠州起义，是孙中山最早策划的两次武装起义，参加者就有檀香山华侨邓荫南、宋居仁、侯艾泉等人。1907年广东潮州黄冈起义和惠州起义，分别是以新加坡华侨许雪秋和邓子瑜所领导“负责、联络、发动、财力，与一切供应，均为华侨。”，而1908年广西钦廉起义和云南河口起义，越南、缅甸等地的华侨也起到中坚作用。1908年3月，黄兴以旅越华侨200余人组成中华民国南军，开入钦州发动起义，后因弹尽援绝，退至越南。这些起义虽遭失败，却使民主革命思想在西南各省得到广泛传播，为推翻清王朝的反动统治创造了条件。
1906年，60岁高龄的福清人黄乃裳由同盟会派遣为组织者，冒险把5000册邹容所着《革命军》（后改名《图存篇》）输入漳泉一带。在厦门期间，黄氏受聘为同文书院教习，他利用自己的声望，对学生做了大量宣传鼓动工作，介绍多人加入同盟会，其效果不可小觑，正如郑祖荫所说“厦门革命种子之散播，实由黄乃裳先主教同文书院始”。1907年他在福州养病时，“仍向绅学工商各界散布革命种子，不遗余力，所携之《图存篇》几乎人手一编。闽中青年为之感化者，大不乏人”。此后，同盟会又派华侨黄锡山、庄玉、王振邦等人赴闽南活动。黄锡山曾任同盟会闽南部会长，他竭尽全力在厦门组织群众，联络各方力量，并且在当地警察部队中发展革命力量。王振邦回厦门后，以挂着外籍招牌的万成客栈为秘密据点，建立同盟会组织，发展会员。为扩大革命力量，他曾经设法联合厦门水口、乌里山、盘石各炮台以及营盘等地的防勇，在驻厦清军中进行策反活动，不少人在他的影响下参加了革命。
有些革命志士激于义愤，曾多次采取暗杀手段，刺杀清朝王公大吏，藉以打击清政府的统治。1910年11月，旧金山华侨邝佐治行刺清朝赴美考察的海军军务大臣载洵；1911年4月，马来西亚华侨温生才刺杀署理广州将军孚琦。
1911年4月27日（旧历辛亥年三月二十九）“三*二九”广州起义，从东南亚回国参加这次起义的华侨就不下500人，他们无不明白，这一去可能是赴死，但都没有退缩，共有86位勇士为之英勇献身，其中华侨就占31人，不妨简要选录一下他们其中几位的事迹：
南洋华侨工人杜玉兴，随黄兴进攻督署，踊跃争先，击毙清军防营10余人，后与两广总督张鸣歧左翼金邦振交战，金被击毙，杜身中数弹殉难。
南洋侨商陈文褒负责在城外发难，当听到城内枪声，便主动冲入城内，猛攻督署，不幸殉难。
新加坡华侨李文楷在这次战斗中，率领众人奋力直前，与清军展开巷战，击毙敌人数十人，虽身中数弹，血流如注，仍然奋力直前，最后终因伤重倒地殉难。
河内华侨罗联，战斗中担任先锋，转战至小北门时被捕，在狱中，他对前去探视的族弟表示：“吾必舍生取义，望弟能继吾志”。临刑时他高呼：“中国非革命无以救亡，望后起者努力前进！”。
在马来西亚当传教士的李炳辉，1911年4月27日，当辛亥革命在城市的第一枪在广州城打响时，他随黄兴进攻两广督署，踊跃争先，与敌力战，最后至高第街战死。回国参加起义的那天正是他的20岁生日，这位年青轻人给母亲一封信，附诗一首：“回头二十年前事，此日呱呱坠地时。惭愧劬劳恩未报，只缘报国误鸟私。”
华侨烈士方声洞，在起义前写给父亲的绝笔书中表示：“是以满政府一日不去，中国一日不免于危亡。故欲保全国土，必自驱满始……儿虽死亦乐也。”
曾在印尼苏门答腊担任南洋中学校长的罗仲霍，在攻打总督署时受伤在广州旗人街被抓。清警审讯时，他侃侃而谈，并向狱警宣传革命。他最后英勇就义，实践了自己的誓言：“愿将铁血造世界”。
武昌起义的消息传到海外，更多侨胞回国参战。仅马来西亚霹雳州华侨矿工回国的就有2000多人；美国华侨购置六架寇蒂（Curtis）式飞机，组成飞机队抵达上海、南京，声援革命军；暹罗振兴书报社社员200多人返国参战，其中80余人组成华侨炸弹敢死队；澳门华侨卢怡若、冯百砺等人组成香军，响应武昌义举；越南华侨石锦泉组成民军2000人，参加光复广州之役；新加坡华侨许雪秋组织民军，光复潮汕；印尼华侨近千人返国参战。此外，广东普宁、惠州、新宁、四邑、新安、雷州，及福建福州、厦门等地的光复起义，都是华侨同盟会成员直接发动和领导的。
在广州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的左侧，埋葬着一位为发展祖国航空事业而献出生命的勇士，他就是集飞行家、科学家、企业家于一身、被誉为“中国始创飞行大家”的冯如。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不久广东光复，成立了广东军政府。为报效祖国，支持革命，冯如带着自己制造的飞机回国， 组织飞机侦察队，准备配合革命军作战，冯如被广东军政府任命为广东革命军飞机长。冯如在广州燕塘陆军（冯如飞机队属陆军建制）军营内，设立广东飞行器公司广州飞机制造厂，加紧制造飞机。广州飞机制造厂是当时中国第一间民办飞机制造厂，其设备在当时国内是第一流的，于1912年3月制成飞机一架。这是冯如为革命政权制造的第一架、也是中国人在国内制造成功的第一架飞机。1912年8月25日，冯如在广州燕塘大操场表演飞行时牺牲，年仅卅岁。
孙中山先生所说的“国外同志捐钱，国内同志捐命”、“披坚执锐血战千里者，内地同志之责也；合力筹款以济革命者，海外同志之任也。”是有失偏颇的，实际上华侨为推翻帝制实现共和的革命，与国内的革命党人一样在抛头颅，洒鲜血，为中国近代史上留下了光辉灿烂、永不磨灭的壮丽诗篇。
五、华侨是辛亥革命成果的捍卫者
武昌革命胜利的消息传出后， 海外华侨为之振奋，采取各种形式声援和支持新的革命政权。旧金山华侨为庆祝革命胜利及临时政府成立，举行了盛大的游行活动。缅甸华人不仅联合在仰光召开庆祝大会，还选派了三名代表回国参加孙中山的就职盛典。此外，许多海外华侨还纷纷电贺南京临时政府，并支持孙中山“早日北伐，直捣燕京”。
民国临时政府与各省都督府成立后，面临着国力薄弱，国库空虚，连政府的日常开支也面临捉襟见肘的局面，不但在政治上、军事上承受着巨大的压力，而且财政上也极端困难。在这紧急关头，海外侨胞以极大的热情，捐款支持新生政权的建设，如荷属雅加达华侨捐赠和认购的国库券就达12万余元；缅甸华侨则组成“缅甸国民捐总局”，发起劝募“国民捐”、“爱国捐”运动，组织募捐小队，沿街逐户上门劝捐，仅十个月就募捐缅币28万多元；新加坡闽、粤籍侨胞更是踊跃捐助，仅侨商陈嘉庚就独捐5万元。其中最典型的个案是槟榔屿同盟会会员林振正，是宰猪过活的一位华侨工人，在多次的武装起义中，他都慷慨献捐不少血汗钱。武昌起义后，南洋举行“国民捐”，他身边已无捐物，便求朋友担保，向高利贷借贷数百金应捐。据统计，广东省自1911年11月9日至1912年5月21日短短的半年多时间，华侨捐款、借款共达白银一百七十五万多元；福建省光复前后，得到华侨捐款亦“不下二百万元。”这对当时一贫如洗的新政权来说，无疑是久旱中的及时雨。
在国内成立侨团创办侨刊，加强华侨与祖国的联系。1912年3月，在孙中山的赞许与支持下，吴世荣、庄啸园、王少文、白频洲、徐瑞霖等南洋华侨和新加坡归侨吴荫培、谢碧田等发起，在上海成立了国内最早的华侨社团组织──南洋华侨联合会（后名称为华侨联合会），大会通过的章程规定，其宗旨是：“本会对于祖国，则代表华侨、协助实业政治之进行，对于华侨，则联络各界共谋保护之方法”并“联络海外团体，互通声气，以坚华侨向内之心”，“联合国外华侨，共同一致协助祖国政治经济外交之活动”。华侨联合会还出版了国内第一份研究和宣传华侨的月刊《华侨杂志》（1913年11月创刊，1920年3月停刊）。不久，吴世荣、王少文赴南洋组织华侨分会，作为华侨联合会在南洋的分支机构。吴世荣等人在新马一带先后组建了29个华侨分会，对促进南洋与祖国的联系，支持二次革命、东征北伐，起了积极的作用。
马来西亚槟榔屿华侨吴世荣常说“中国欲富强，不外‘才’与‘财’二字。才出自教育，而财必从商业、矿业取得”，以推动华侨投资和参加国内的实业建设。大量华侨回国投身实业，修筑铁路和开采矿产，有力地支援了民国初年的经济复苏、发展了民生事业，涌现出不少“实业救国”的典范。致力办理民国政府采办事业，吴世荣成立了“上海荣公司”，其业务量“爪哇各埠来糖每月到申（上海）数七、八万担”；1912年初孙中山亲自发起筹组“中华实业银行”，吴世荣积极响应，本人认股10万元，同时致函南洋各埠商界友好踊跃参股，募集资金300多万元，与上海银行家沈缦云共同组建“中华实业银行”，于1913年5月15日开张，这是中国与海外华侨合资兴办的第一家银行；又如华侨实业家陈宜禧是中国第一条侨资铁路──新宁铁路的创办人；华侨赵仕北曾任粤汉铁路管理局局长，唐山路矿学校校长，孙中山对他的才干十分欣赏，赠联“大道之行，天下为公”；华侨陈少白、李自重、李煜堂、伍耀廷、马应彪等1902年在江门创办四邑轮船公司，1916年增置安利、大利两艘客货轮船，航行江门至香港航线；1913年2月旅日本（一说美国）华侨余觉之、余干甫等人集股银12.6万元，在江门文昌沙创办“江门造纸股份有限公司造纸厂”，这是江门市第一家机械化造纸厂，也是华南3大造纸厂之一，开创了广东近代造纸业和采用股份制发展工业的先河。1919年华侨、侨眷伍俊庭、伍于郁、伍时修等人在台城创办了台山第一家发电厂──永明电力公司。
随着袁世凯帝制自为的阴谋日盗暴露，民国4年（1915年），印尼侨胞韩希琦联络南洋各华侨团体声讨袁世凯，于是年9月15日，发电文痛斥袁贼“变更国体、紊乱国宪，实全国国民之大敌”，之后又连续3次通电，指斥恢复帝制终使“大局瓦解、强邻乘之”。12月，袁世凯称帝后，蔡锷到云南策动成立“护国军”讨伐袁世凯，韩希琦向印尼华侨黄仲涵、郭春秧等筹募巨款，支持讨袁之役。与此相呼应，缅甸仰光华侨亦发起劝募“国民捐”、“爱国捐”，李庆标率先认捐，共筹集28万多缅元。接着，中国革命党缅甸筹饷局成立，李庆标被推举为筹饷委员，在其努力下，又筹得20万元，汇回祖国作为孙中山讨袁斗争的经费。民国21年，因李庆标在辛亥革命及反袁护国运动中，积极办报筹款支持革命，被国民政府侨务委员会聘为顾问。
在袁世凯篡夺政权后，革命党见人心可用，就有意组织华侨讨袁军回国，在加拿大的革命党人组织军事社进行训练。1915年秋，袁世凯在国内用筹安会“劝进”为皇帝，军事社社员纷纷要求回国参加讨袁。以“中华革命党讨袁军美洲华侨敢死先锋队”命名，一时报名参加者约500余人。1916年2月整队到日本横滨集结候命，5月上旬，进入山东潍县，归中华革命军东北军总司令居正指挥，改编为中华革命军东北军华侨义勇团，不久即参加暗袭济南的战斗。1916年6月6日，袁世凯暴毙，黎元洪继任总统。孙中山指示中华革命军东北军停止进攻，等候政治解决；并致电黎元洪提出恢复约法，召开国会的主张。黎元洪表示同意孙的意见。随着袁世凯“南柯一梦”的破灭，华侨义勇团也宣告解散，并发表公告，说：“袁贼无道，窥窃神器，国家濒危，千钧一发”，我们这些海外赤子，“念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之义，于是集合同志，联翩回国，组织华侨义勇团”，现在“袁贼自毙，余孽受诛，国会恢复，大局粗安”，为了“不应苦吾父老昆仲之负担”，并表明我们“并非希荣谋利之徒”，所以决定“解甲归田”，“各自复回本业”。孙中山先生在讨袁军事结束后，发表了《在沪欢迎从军华侨大会上的演说》，高度赞扬海外华侨从军讨袁，万里归来参加革命事业的壮举，“不特为中华革命军之光荣，于国民思想，亦大有关系。”孙中山还专门向归国参加讨袁之役的华侨发了嘉奖电文。
海外华侨还积极地参政议政，回国参与组织临时政府事宜，服务于南京大总统府及各省政府，在革命政权建设中也是一股重要的积极力量，如生于美国旧金山华侨家庭的广东省归善县人廖仲恺（1877－1925），1912年5月任广东军政府财政司长，实行地税换契法、整理财政和税收等措施。宋教仁案发生后，廖仲恺赴北京运动国会议员反袁，1919年10月任中国国民党财政主任，1921年5月任中华民国政府财政部次长、代理总长，支持孙出兵讨桂和北伐。1924协助孙中山筹建陆军军官学校，任该校党代表，为建立革命军而努力，被誉为“黄埔的慈母”，6月任广东省长，7月任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还有，伍廷芳是中华民国缔造者之一，曾任广东军政府外交部长、南京临时政府和大元帅府司法总长、代总统等职。马超俊曾任广东农工厅长、建设厅长、南京市长等职。黄三德曾任中国铁路总公司顾问。黄芸苏曾任大总统特派广东宣慰委员、大本营秘书、大元帅府秘书兼广州市财政局长。马湘、黄湘均是孙中山卫士长、少将副官。孙中山南下护法及成立革命军政府时，多次化险为夷，与黄湘、马湘密不可分，特别是陈炯明叛乱时，两人奋不顾身地保护了孙中山和宋庆龄。也有不少华侨谢绝了孙中山和广东军政府的邀请，没有回国“当官”。如司徒美堂在复电中说：“吾乃不求做官，只图革命成功，建立民国，中华振兴。”岑发琛也复电表示：“窃乃粗人，安敢受禄荫庇乎!”孙中山对华侨“不图丝粟之利，不慕尺寸之位”的高尚品质十分赞赏。
点点滴滴的追忆、一个个“毁家纾难”的义举，讲述着海外华侨与辛亥革命化不开的历史渊源，更揭示出华侨华人与祖国之间血脉相连、荣辱与共。
陈树庆
2011年12月2日完稿于中国杭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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