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2月9日讯】【编者的话】1957年“反右运动”中，北大共有589名学生被打成右派，其中有五人先后在“文革”中被处决，他们是：中文系的林昭；外语系的顾文选；历史系的沈元；哲学系的黄中奇，化学系的张锡琨。 这五位遇难的“北大才子”中，林昭遇难最早（1968年4月29日于上海），如今的知名度也最大。其次要数1970年3月至4月“一打三反”运动中在北京被处决的顾文选和沈元，目前已有海内外学者撰文著述研讨其人其事。而黄中奇和张锡琨的情况，至今鲜见披露。此文是海外“文革”研究学者王友琴有关顾文选和周铎的研究文章。
（接上期）
“右派分子”在文革中遭到更重的迫害
顾文选在文革前就服完了他的徒刑。丁抒书中说的“永不能回到社会”，意思之一是，服完徒刑之后，他不能回到社会上和别人一起工作，而是必须留在劳改农场。这种情况，当时的专门说法叫作“留场就业”。也就是说，虽然已经不是在押的“犯人”了，但是仍然留在原来的地方，不得离开。其他方面，也和普通人不一样。
文革开始的时候，“反右派”运动已经过去九年了。文革中，“揪出”了一大批新的“牛鬼蛇神”。这些新的“牛鬼蛇神”中，有一大批就是在1957年“反右派运动”中的领导者。1966年,所有大学的中共党委负责人都被“打倒”，就是在1957年把一大批教授和学生划成“右派分子”的人，也都变成了“敌人”。他们遭到毒打和侮辱，有的被打死，有的在饱受折磨后自杀身死。但是，他们被“打倒”，丝毫不意味着9年前被他们“打倒”的人有翻案的可能。在当时的政策下，任何替自己辩护的行为都可能被叫做“翻案”，而“翻案”就被当作“反革命”行为。
在文革中，不但“右派分子”是“运动”打击的“牛鬼蛇神”的主要类别之一，连那些已经“摘了帽子”的“右派”，仍然被叫做“摘帽右派”，而一些没有被划成右派分子的人，则被叫做“漏网右派”，都遭到各种残酷打击。“地富反坏右”成为一个人人能流利使用的新汉语词语。
在１９５７年被送到“劳改农场”去的“右派分子”，文革开始后受到的惩罚也往往升级。复旦大学物理系的李梧龄老师，１９５６年毕业留校任教，１９５７年被划成“右派分子”,被送到安徽省南部的白茅岭农场“劳动教养”。１９６５年底解除了“劳动教养”，留在农场。１９６６年文革开始，他又遭到“斗争”，并在１９６９年被作为“反革命犯”判刑１２年。直到１９７８年底，他才恢复了自由。他写有《泣血年华》一书（香港博思出版社，２００２年），这是现在仍然非常少见的一本“右派分子”出版的关于所受迫害的自传。这本书真实记录了他从１９５７年开始的２２年苦难生活，其中包括文革时期。文革前他所受到的虐待就非常严重，文革时期所遭受的，又超过了文革之前。
在一篇题为“劳改纪实”的文章里（收入《我亲历过的政治运动》，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66－141页），作者梦波，1957年时是北京师范大学化学系四年级学生，“戴上右派帽子”后，被送到清河农场劳改。他和顾文选的情况类似。他的文章里，描述了在1966年夏天，红卫兵到劳改农场“造反”，毒打了在那里被“劳改”的人。紧接着，劳改农场内部也组织了对那里的“右派分子”的大规模的残酷殴打。那个夏天在北京有数千人被红卫兵活活打死。劳改农场中的暴行和北京城里不但时间上同步，残酷程度也类似。
１９５７年被划的“右派分子”，如果幸运未被送去劳改农场而留在了城里的单位，文革中至少都进了本单位的“劳改队”和“牛棚”，受到长期的关押和“斗争”。而且，在体力虐待的残酷方面，远远超过了1957年。章乃器是前粮食部长，1957年被划成“右派分子”。1966年8月24日被红卫兵抓进北京王府井大街东侧的“吉祥戏院”。那个戏院里，当时每日有被打死的人的尸体运出。章乃器在那里被打成重伤。他没有被打死，因为他是名人，有民警到那里把他要了出来。国务院行政机关把他一家从原来的大房子里赶了出来，另外分配了小的住房。前《光明日报》总编辑储安平被抄家和殴打后，到北京颐和园附近青龙桥投河自杀，因水浅未死。后来他失踪。可能是被打死或者自杀了。
顾文选逃离劳改农场，就发生在这样的背景上。如果他不偷越国境，也许不至于被枪毙;但是毫无疑问，他一定会被“斗争”，被折磨、殴打、关押和侮辱。他也可能像很多人一样，在饱受侮辱和折磨后自杀。
横断面 III： 顾文选被划成“右派分子”
划成“右派分子”是凭什么？
顾文选在１９５７年被划成“右派分子”。
1998年，为纪念北京大学建校100周年，北京大学编辑出版了一些校史方面的书籍，其中篇幅最长也最为正式的，是两卷本的《北京大学纪事（1898－1997）》（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其中有一段关于顾文选的记载，现照录如下(见该书517页)：
（1957年）5月25日
下午，一些学生以西语系英三班和团支部的名义在办公楼礼堂召开了一个“反三害”的控诉大会。该系学生顾文选和周铎捏造了许多耸人听闻的“事实”，控诉“党的三害的罪过”。当晚，校党委书记、副校长江隆基在东操场电影晚会后向全校同学讲话，谴责了这个“控诉会”，并警告这些人，不要越出整风的范围。
这就是顾文选被划成“右派分子”的根据。
这段文字中的“三害”是指“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之害”。1957年，毛泽东号召“整风”，要人们批评这“三害”。但是听从这一指令提出批评者，如顾文选，很快就被说成是“控诉‘党的三害的罪过’”，对“三害”的批评反而成为一种罪过，批评者并且因此受到严厉惩罚。
1957年5月19日，北京大学的一些学生贴出大字报质问校团委关于出席共青团“三大”的代表是怎么产生的，然后学生开始贴大字报批评别的事情，并且出现了几个学生社团，其中之一叫做“百花学社”。
这个阶段非常短促。一个月之后，6月21日，《人民日报》就宣布北京大学的“百花学社”是“反动组织”。参加贴大字报的学生遭到全校大会的“批判”，组织也解散。
顾文选的讲话出现在这一短促的阶段中。北京大学的学生的活动只延续了很短一段时间。除了这个讲话，顾文选在那一时期没有别的更重大的活动。但是由于这个发言，顾文选被定为“右派分子”，并且为之付出了一生的代价。
预定人数比例划取“右派分子”
顾文选在会上“控诉”，发生在１９５７年５月２５日。
但是，实际上，早在5月15日，毛泽东就写出了《事情正在起变化》这篇文章。这篇文章当时在共产党高级干部中间传阅，普通老百姓和中下层干部却对此一无所知。毛泽东在这篇文章里，已经明确提出了要抓“右派”，比例可以达百分之十。
显然，这个比例将造成数字巨大的受害者。
这篇文章在２０年后，１９７７年才在《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中公开发表。公布的时候，不但是“右派分子”，连那些在1957年积极参与迫害“右派分子”的一部分共产党干部，也已经在文革中间被整得死去活来，成了按比例整人模式的新一轮受害者。
北京大学学生贴大字报鸣放开始于１９５７年５月１９日，顾文选发言“控诉”更在６天之后。所以，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当北京大学学生响应号召起来“帮助党整风”的时候，陷阱已经为他们准备好了，“右派分子”的 “帽子”和要划取的比例及人数，就已经制定好了。
如果顾文选不出来“控诉”，那么别的人，即使说的话没有顾文选激烈，也会被戴上同样的“右派分子帽子”，以凑够人数。
据《北京大学纪事（1898－1997）》1958年1月31日的记载，在1957年“反右派运动”和1958年初的“反右补课”中，北京大学把589个学生和110名教职员，一共699人，划成了“右派分子”。在同书的1982年部分（那时“右派分子”回到学校办理“改正”即恢复名誉）说，北京大学反右派时划了716个右派分子（890页）。716个和699个是两个不同的数位。这显然是因为前一次统计数少了。
应该注意到，当时北京大学全校学生人数是8983人，教职员人数是1399人。北京大学被划成“右派分子”的人，不但数位大，而且比例高。
关于制定比例抓“右派分子”，除了上引毛泽东５月１５日的文章以外，我们可以看到，在毛泽东１９５７年７月９日在上海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他说：“右派只有极少数，像刚才讲的北京大学，只有百分之一、二、三。这是讲学生。讲到教授、副教授，那就不同一些，大概有百分之十左右的右派。”（《毛泽东选集第五卷》，“打退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
作为印证，还可以看到，中共中央转发的中共北京市委《关于反右派斗争情况的报告》说，“到1957年8月7日止，全市已经发现高校教授右派分子192人，占教授总数1390人的13。8％。”（转引自《大逆转》一书，365页）
这也就是说，在毛泽东作７月９日讲话一个月后，８月７日中共北京市委划取的学生和教授中右派分子人数已经超过了这个比例。这可能是毛增加了比例，也可能是下面的干部积极奉迎上级意图的结果。
文革后，官方公布在1957年划为“右派分子”的人数是50万，而1957年时毛泽东讲话中说的“知识份子”人数是500万。有学者经过仔细研究后认为实际上“右派分子”人数超过50万，但是仅仅这个数字，就说明毛泽东把百分之十的“知识份子”划成了“右派分子”。（这样计算，是因为工人中间有“右派言论”的人被划成“反社会主义分子”，有不同的名称。）
毛泽东后来很得意地将此称为“阳谋”，也就是说，一种公然玩弄的诡计。在强权压迫之下，甚至直到文革后，也仍然没有人能够发表文章公开质疑这种把上百万人戴上“右派分子”的“帽子”并且加以严厉惩罚的作法，没有质疑这种 “阳谋”策略，没有质疑根据比例制定打击迫害的做法。
这种制定比例和数位来杀人以及进行迫害的做法，并不是毛泽东从１９５７年才开始的。这种做法在更早的年代就已经执行。
害人者也成为被害者
这段记载中说到的那天谴责和警告了学生的江隆基，是当时的北京大学中共党委书记、副校长。北京大学716人成为“右派分子”，应该是江隆基主持决定的。当时各个单位的“右派分子”，都是由各单位的中共党委或者总支决定，然后报上一级党委批准。这在1957年10月15日的“中共中央通知”里写得非常清楚。早在文革之前，这种“一元化”就已经如此严重，不是通过司法系统（那个司法系统也是在共产党的绝对领导之下的）审理，而是共产党的各级基层组织有权直接惩罚普通人民，也无须以法律为量刑准则。
1957年11月1日，中共北京市委通知调陆平到北京大学任党委第一书记，江隆基由第一书记改任第二书记。陆平比江隆基更为严厉地抓“右派分子”。相比之下，江隆基倒显得温和了。1958年2月1日，新的第一书记陆平向全校师生员工作关于“处理右派分子”的报告。1959年1月江隆基被调离北京大学，调任兰州大学校长和党委书记。
1966年6月1日晚，由毛泽东命令广播的北京大学聂元梓等写的大字报攻击陆平是“黑帮份子”。这张大字报的广播开始了全国攻击教育界人士的高潮，陆平也因此在全国变得人人都知道。文革中陆平遭到了长时期的残酷的“斗争”。除了在“斗争会”被“斗争”之外，他被长期关押，还曾经被用绳子捆住双手吊起来进行审讯、逼供。
江隆基在兰州大学，也被中共西北局和甘肃省委确定为文革的重点攻击对象。从１９６６年６月２日开始，江隆基遭到学生大字报的攻击，他被说成有“诋毁毛泽东思想”等等“罪行”。1966年6月17日，江隆基被一些学生从家中揪出，拖到操场。学生用桌子板凳层层相叠，强迫江隆基跪在上面，头上套了一个十多斤重的铁笼子。这一天“揪斗”了70多人，操场上跪满了被“揪”出来的人。第二天又继续“揪斗”了100多人。6月23日，中共甘肃省委作出决定说江隆基是“反党反社会主义份子”，同日，在兰州大学开大会“斗争”江隆基，再次对他使用罚跪、戴高帽子、拳打脚踢、游街等方式。6月25日上午，甘肃省委召开万人大会，宣布“撤销江隆基的党内外一切职务”。当天下午，江隆基自杀。
在兰州大学，从１９６６年６月到８月，还有６个人被“批斗”自杀身亡，１４人自杀未死，有的留下终身残废。
江隆基，1905年生，陕西人，1924年考入北京大学，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0年代初开始担任北京大学中共党委书记和副校长。没有材料显示他反对共产党中央或者反对毛泽东。事实上，他代表共产党统治大学十多年。因为毛泽东要进一步改变大学，就“打倒”当时所有的大学领导人。江隆基的被“打倒”，是文革中各大学共产党党委负责人的共同命运。他在死前遭到那么残暴的对待，则部分是当年他也参与过的反对“温情主义”的结果。他的死，是共产党人被共产党吞噬的典型例子之一。
上引《北京大学纪事（1898－1997）》说：“学生顾文选和周铎捏造了许多耸人听闻的‘事实’”。这显然是当年江隆基和北京大学当局的说法。这本《北京大学纪事》没有记载顾文选讲话的具体内容。但是，尽管江隆基和北京大学当局说顾文选“捏造”事实，他们自己显然都没有调查过顾文选所说是否真实，因为顾文选和周铎下午在会上说话，当晚江隆基就提出谴责和警告。当江隆基这样说的时候，当然根本不可能有时间对顾文选所说的事情作过任何调查。也就是说，江隆基知道，顾文选所说的是不是事实，根本不是他需要考虑的。
文革中江隆基遭到攻击并遭受折磨和侮辱的时候，他很快就自杀了。这不但是因为他遭受的“斗争”太野蛮太残酷，也因为他不抱希望，不会指望上级最后会调查清楚他的“问题”――他确实并没有“反对毛泽东思想”。他早就清楚地知道“运动”是不讲道理不讲逻辑不讲事实的，他自己在北京大学就对７００多个“右派分子”这样做过了。
引人发问的是，当江隆基1957年在北京大学把顾文选这样的年轻学生划成“右派分子”的时候，他是否意识到，这样把一群年轻人从社会的肌体上无情地撕扯下去的做法，有一天也可能应用到他自己身上？希望他当时只是由于智力不够而没有意识到也不能预测可能发生这样的事情，而不是他明确把对他人的无情攻击作为他的人生战斗理想和目标；希望他在文革中自杀时，不是仅仅因为作了这场残酷“革命”中的失败者和失意者才绝望，还否定了他自己也曾经参与的这种残酷的斗争方式本身。
文革后，在非正式的谈话中，有人把江隆基这类人在文革中的悲惨遭遇，看作他们在早年以同样方式对待别人的行为的“报应”。这只能当作被害者无处表达冤屈也不能指责害人者时采用的一种说法，而不能当作事实，因为比江隆基在迫害人方面起更大作用的负责干部，并没有遭到类似惩罚。
江隆基在文革开始后遭到粗暴攻击，也根本不意味着他曾经害过的人得到了伸冤的机会，更不意味着他对别人的迫害被否定，而是在被称之为“继续革命”的文革中，被迫害的圈子大大扩大了，于是原来的害人者，很可能转化为被害者。
江隆基的悲剧，是与顾文选的悲剧相关联的另一类悲剧。革命的车轮用人血来润滑。一度在车上领导革命的人，也会被抛下车去碾死。江隆基在这方面不是唯一的例子。在文革中，这样的人为数甚多。
但是，在江隆基的死和顾文选的死之间，仍然有逻辑上的强烈联系。是从1957年的迫害出发，才走到文革的更大的迫害的。是在1957年把“一丝丝”的“温情”都痛加批判之后，暴力迫害才能愈演愈烈的。也是在那些迫害人的人在1957年后得到提升，才有更多的人充当迫害人的先锋。在1957年的大学，就为文革准备好了迫害人的思想以及进行迫害的一类人。正因为如此，1966年6月，文革的一切都好像水到渠成那样开始了。尽管文革如此反文明反传统，但是文革启动的时候并没有遇到阻力和反抗。
周铎的悲惨遭遇
周铎是在１９５７年５月２５日和顾文选一起在“控诉会”上讲话的人。笔者虽然没有能找到认识顾文选的人，但是采访到多位知道周铎的人。周铎的故事也十分悲惨。
周铎出身于南方乡村，１９４９年考入清华大学外文系，学习英语。１９５１年，周铎还没有毕业，就被调到公安部门当翻译。因为当时公安部门抓了一批外侨，指控他们是“外国特务”，审讯这些人需要英文翻译。从清华大学外文系调去了两个学生，周铎是其中之一。在公安部门工作的时候，他看到了审讯中打骂和用刑等黑暗现象。
周铎不喜欢在公安部门作这样的工作，要求复学以学完大学的课程。但是，清华大学的文理法专业已经在１９５２年“院系调整”的时候被取消了。他当然不可能回到清华大学外文系，于是在１９５４或１９５５年，到了北京大学西语系继续读书。
周铎曾经私下告诉他的同学和老师，他看不惯公安部门打骂侨民和对他们用刑的做法，所以离开了公安部门。上面提到的西语系的黄继忠老师听说了以后，认为国家机关这样无法无天，是严重的问题，请当时的北大西语系主任冯至先生往上反映。冯至先生是著名诗人和翻译家，当时也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据说冯至先生让周写成书面材料。他写了，后来又在会上讲了这些。
５月２５日的会是在北大办公楼的礼堂开的。听的人很多。顾文选和周铎的讲话内容在听众中引起了很大的震动。没有去参加会的人，也听说了这个会议。
因为和顾文选一起讲话，周铎被划成“右派分子”中的“极右分子”。对他的处罚是“监督劳动”。他被“监督劳动”四年后，在１９６１年恢复学籍，回到北京大学西语系，和１９５７年入学的学生一起继续学完功课。１９６２年毕业后没有分配到工作，在北京大学的工厂劳动。
文革开始后，北京大学在北京最先建立了校园劳改队。他一直在那里“劳改”。他被强迫缝了一个黑袖套戴在衣服袖子上，上面写有白字“右派周铎”。
1968年，周铎被关进了北京大学的“监改大院”，也叫“黑帮大院”。那是北京大学文革当局建立的校园监狱，位于现在的塞克勒考古博物馆的位置上。这个监狱关押过２００多人，是那个时代典型的所谓“牛棚”之一。在那里发生了大量残酷而丑恶的事情。
曾经被关在那里的一位教授告诉笔者，在“监改大院”里，周铎挨打最多。他的裤子上总是沾满鲜血，非常可怜。看守的红卫兵经常用竹片子打他。竹片子打人是最疼的。
在“黑帮大院”里，看守的红卫兵学生还常常把周铎当作寻开心的对象。空闲的时候，就大叫“周铎，过来。”周铎走过来后，站着，他们用棍子打他的两只脚。他们打一棍，周铎的脚缩一下，他们又打一下，周又缩一下。他们从中取乐。有一次，骡车拉东西。饮骡子的时候，看守的红卫兵叫周铎和一个法律系的教授，像骡子一样套上车拉着车在院子里来回跑，他们则把这当热闹看。
另一位一起被关的教授说，周铎可能装疯卖傻，也可能是真的。那时候通常只给“牛鬼蛇神”吃窝头，不给吃馒头，但是有一次有馒头的时候，周铎也只吃窝头。有人问他为什么，他说：我有罪，只吃窝头。早上很冷的时候，他起床后拿着一本毛语录，站在门外一个钟头，一页都不翻，发呆。他从地上拣柿子皮吃，拣土块吃。这个人的故事可以写一本叫《狂人》的书。他也可能有一点装。被迫害得没法子了，不能反抗，只好这样。
在“监改大院”里有“监规”：不准互相谈话，走路不准抬头。所以这两位教授都不能和周铎谈话。他们不能确定周铎是装傻，还是长期的折磨已经造成了他严重的精神问题。但是周的健康问题是十分明显的，他失去了几乎全部牙齿和头发，瘦弱不堪，面无血色。
在全校性的“监改大院”被关了１１个月以后，周铎和西语系的其他“牛鬼蛇神”被从那里转押到西语系的“牛棚”中。当时西语系在４１楼关押了一批人，其中大多数是年纪较大的教授，所谓“反动学术权威”，还有两个很年轻就被划成“右派分子”的人。他们睡上下床。周铎睡在进门后右手边的上铺。睡在他下边的，是老教授朱光潜。
当时有一个监管这些“牛鬼蛇神”的西语系学生，非常凶暴。这个人进门，从来不用手推门，而是一脚踢开。他进门后，全部被关的人都要站起来。这个人开门用脚踢，每次进门以后就转向门的右边，甩开膀子狠打周铎几个耳光。
“牛棚”里的人看到周铎天天被打，毫无办法，只是后来按照这个打人者的姓名的谐音，起了个外号叫“暴徒”。很多年后说起这件事情，北大西语系的两位老师气愤难平，说，周铎被折磨死了，“暴徒”现在却活得很好，他半夜的时候不觉得有愧吗？
北京大学物理系的李淑娴老师在１９５７年也被划成右派，她因此被送到北京郊区门头沟区的农村劳动。她说，她在西语系“右派分子”劳动的马兰村看到过周铎。周铎脸虚肿，走路腿瘸，一拐一拐的，头发也快掉完了。那时候正是“大跃进”，农村搞“大深翻”，把土地深翻到有两三铁锨深，不但把生土翻上来盖住了熟土，对庄稼只有坏处没有好处，而且把人累得要死。“右派分子”要想“摘帽”，就要拼命“表现好”，既要劳动表现好，又要政治表现好。因此，甚至在“右派分子”中，也没有人理睬周铎，因为觉得他“问题大”，“控诉”了共产党，对共产党“没有感情”，和自己“不一样”。
文革给被“斗争”的人“定性处理”的时候，周铎从关押中被释放，居然还被称为“宽大处理”。掌管北京大学的“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召开全校的“宽严大会”，以体现他们执行“党的给出路的政策”和“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没有被戴上手铐抓走的人，定上不同的罪名，允许回家，就算是“从宽处理”的。周铎也列在其中。自从被划成“右派分子”，他受尽了各种各样的迫害，他的生活都被“革命”榨取了，最后还不得不扮演一个甘心认罪、感谢被“宽大处理”的可怜角色。这不是黑色幽默，而是彻底的残忍。
周铎当时身体已经非常坏，他在被“从宽处理”后离开了北大，不久后就死去了。他没有结婚，没有家庭。现在无人能提供他死在何时何地。
（待续）
文章来源：《黄花岗杂志》第八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