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6月20日讯】少儿时代，我最反感我们邻县大方县的人说“红军”二字，因为大方人口语里红和黄的发音是颠倒过来的，红说黄，黄说红。因此，我“奉若神明”的“红军”在大方人的嘴里，就成了“臭名昭著”的“皇军”；而我“恨之入骨”的“皇军”，在他们的嘴里却成了“红军”。
是啊，不是人家红军“抛妻别子丢父母，爬雪山过草地吃树皮吃皮带，被国民党围追也要北上赶走日寇，遭‘蒋匪帮’堵截尤须南下‘解放全中国’”，那，别说我今天“满嘴满肚满身的幸福生活”，就连我这个人，也是笃定不会来到这个世界上的。你说，对这样军队你不“敬佩得五体投地”，那，你还是李元龙吗？
具体些说，除了“身经百战、战无不胜、胜无不武”之外，书上的红军最令我“瞳孔收束、肃然起敬、五体投地”的，就是他们恪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不拿群众一针一线，拿了也要打借条、借了哪怕过了几十年也要归还的风范”。
成年之后，我不相信有关红军的种种“鬼话”了，但对于红军有借有还的“美德”，仍然没感到有什么不对劲。直到2006年，身陷当年的“红军”们的文字大狱，并在监室里读到《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一书，我才如梦方醒。
我在这本书里读到的故事，令我大跌眼镜。该书是美国佬——不，应该是，也只能是美国友人写的。该书从第349页到355页，多与我们贵州有关，甚至还有我居住的城市毕节。
1934年11月，在贵州的黄平县城，贺龙、肖克的红军抓到了两个英国传教士鲁道夫•博萨哈特和海曼，以及他们的妻子或孩子。外国传教士被红军绑起来，“像牵狗一样”被红军牵着走，共有560天之多。为什么要把他们扣押这样长的时间？一个“相貌堂堂、留着黑胡子”的红军对博萨哈特和另一个中国富人俘虏“廖胖子”呵斥：“嗨，胖子，你最好赶快多交点赎金，否则，我们就要砍掉你的脑袋！”天哪，这不就是绑匪行径吗？我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接下来这段引自博萨哈特后来回忆录的话，更加详细：和他一起的俘虏被扣着不放，红军要从他们身上索取赎金来资助长征。向传教团索要的赎金是七十万美元（“天哪，天文数字！”——我心里惊呼）。结果，海曼付了一万块银元，博萨哈特则一文未付。但是，从那些被俘的中国人身上的确榨出了不少所谓“罚金”。……这种为索取罚金而俘虏的有几百甚至几千。红军逼近时，地主一般都闻风而逃了，但常常留下一个上了年纪的亲戚或信得过的仆人在家照看财产。红军就把这些人逮起来，直到地主交了一笔适当的罚金才放人。如果不交罚金，人质有时就会被处死（媒体词汇：撕票）。如果人质年纪太大，或病弱得跟不上长征队伍，他们也会被杀掉。
书中还有一个情节。1936年，这帮红军在贵州石阡“俘虏”了一个德国籍传教士凯尔纳，而凯尔纳的教会却没有采取任何行动来使他获得自由。最后，他丧失了生命。书中记载的外国传教士受害的事件，不止一桩。如一个叫约翰•斯塔姆的美国传教士夫妇“连同他们三个月的女儿一起在安徽被俘。斯塔姆夫妇被处死，孩子被丢在一边，无人照管，二十四小时后才被人发现。”这些，在博萨哈特写的《神灵之手》中亦有大同小异的记载。
吴法宪在回忆录里写到长征进入藏民区时，这样写道：有人说，那个时候吃了藏民百姓的东西，有的留了钱，有的留了借条。不过据我所知，绝大多数情况都不是这样的，因为即使想留钱，我们那时候也没多少钱。有的人倒是留了条子，说是以后还，可谁都明白，这是“老虎借猪，一借不还”。以后，那是什么时候啊！后来有的干脆连条子也不留了。哪里还还，不可能还了。所有的部队都一样，见到了就吃，找到了就拿，把藏民家里的东西吃光，既不给钱，也不留条子。
就昔日红军，有人在网上发帖说道：我老家江西，老一辈说红的白的一个球样，老百姓遭红抢就骂红，遭白抢就骂白，有的红抢得多，有的白抢的多。红的走了白的来了杀一批，白的走了红的来了也杀一批。全他妈不是好东西！
如此“借款”的光荣传统到了国共内战时期，被叫做了“就地筹措”。“就地筹措”搞得最多的，就是所谓的打土豪分浮财。最典型的勒索案例，要数张辉瓒。共军活捉了张，漫天要价，国军只好筹款力救。眼看赎金已经谈成，共方急派代表去拿钱，没料到己方有手下人不听管教，杀了张辉瓒，并将张人头割下用木排顺赣江漂下。已派出的代表还兴冲冲提着口袋准备装钱，路上却看到张辉瓒人头落地的报道。眼看要吃到嘴里的肥肉没有了，没得到赎金的人懊悔得直拍大腿直骂娘。
据陈再道回忆：1947年刘邓跃进大别山，无法依靠后方长途运送冬装，“从商城南下时就开始筹措布匹，见到布店和有布的富家就借布，留下字据把布拿走，说明以后凭借条如数付款。粮食也开借条，有的用打土豪的方法开仓取粮。部队抽出不少干部去借布、借粮。”
2005年4月27日的《金华日报》的一篇报道说：湖南汝城胡运海在维修其祖父胡四德遗留下来的三间老土坯房时，发现屋角的墙缝里有个銹迹斑斑的铁皮盒，很感好奇，打开一看，里面有张发了黄的字条，经仔细辨认，是一张70年前红军写的借条，写借条的是红军第三军团事务长叶祖令，时间是1934年冬，内容是“向胡四德借稻谷103担，生猪3头，约503市斤，鸡12只”。据官郭村年逾古稀的老人回忆，1934年冬，红三军团“长征”时，路经廷寿官郭村，由于正在同国民党军队打仗，官郭村不少百姓逃到了山上，红三军团在缺乏粮草供给的情况下，不得不通过该村胡四德筹集了这些稻谷和肉类食品。……于是，市、县两级老区办在官郭村举行了一个替当年红军兑现借条的仪式。按现价折算，由县民政局老区办向胡四德的唯一继承人、58岁的单身汉胡运海归还1.5万元人民币。
各位，一旦谷子，按照标准计量，可是一百斤。别说还有生猪三头等其他东西，时隔整整七十年之久，只还给人家一万五千元钱，亏心不亏心是一回事，最令人大跌眼镜的是下面这句党媒体认为是“画龙点睛”、我等认为是“化腐朽为神奇”的话：胡运海当场拿出1万元捐给村小学办学，以表示对党和政府的“感激”之情。这句“感恩”的话，鬼知道是如何“启发”出来的。
难怪有人对此讥讽到：党军所谓的秋毫无犯，就是白吃白喝以后给老百姓留下党军自己印的钱票子——借条，实是变相地抢。不仅收借条的人不知什么时候可以兑现，连写条子的都不知道。……大别山就有商人在八十年代以当年解放军开的借条作为革命文物献给政府，而被政府“按现价”付账“奖励”。
此类事件有一个细节，是所有党媒体讳莫如深的，那就是：被“借”者，当时是否心甘情愿借给你？回答当然是否定的。在党剧《白毛女》里，黄世仁这个债权人，成了“逼人为鬼的恶魔”；杨白劳这个逃债人，却成了“可怜”的“受害”者。可是，有关无数红军的有借不还的“借条”，该怎么解释呢？最后，我要大问三声：一、天天都要吃要喝要穿的“人民军队”从1927年8月1日诞生，到1949年10月1日这22年又2个月的时间里，到底打了多少张这样的“借条”？二、有借有还的借条有多少张，占全部借条的万分之几？三、都当家作主60年了，借了还没有还的那部分钱粮，不说归还计划了，有了归还的念头没有？
文章来源：《中国人权双周刊》
中共红军绑票手册
—— 中共工农红军四方面军政治部《筹款须知》
中共在初创阶段的财政状况一直是一个谜团，我们可以从“中国工农红军四方面军政治部”主编的《筹款须知》的小册子中，窥见冰山之一角。宣传手册中《筹款》部分长达两万多字，现节录其中“筹款技术”部分，供读者参考。
筹款技术是能否筹得更多，筹得更快的实际问题及有效的技术。若徒有正确的策略而没有好的技术，是不能得到好的结果的。十二军的筹款成功，技术好也是个很大原因。故筹款技术的要求是非常必要的。主持筹款工作必须了解他们的实际情形与政治常识，还要把交际手腕和筹款的实际经验相结合。筹款技术很多，总的说起来可分为：
1．一网散开，精密调查
筹款部队的布置，与筹款的成败有直接关系。在决定筹款的时候，就要计划到经济的中心地在哪里，筹款的指挥中心就设在那里（师有师的中心地，团有团的中心地）。在敌情许可下，所属部队应尽量以连或排为单位，散布在周围地区。（如果有敌情，便要以主力位置于近敌接近的那一面设立。）这样如网打开，越收越拢，易散易收，既便于指挥督促，土豪一个也跑不脱身，而且敌人赶来也可以应付自如。部队已经布置，便立即精密调查一切情况。进行的办法要靠自己调查，绝勿依赖商会或土豪代表。调查人员要具备耐烦（即热心）、精密（即细心）两个条件，能耐烦，才能在豪绅、地主压迫欺骗之下，话语不通的白色地区群众中有所获得﹔能精密细心，方能查得准确，百筹百中，不要听“有”“大”“多”而高兴马虎，或听“无”“小”“少”而丧气算了。要能在群众的无意闲谈中、言语矛盾中和行动中有所查得。
调查内容：A、地主、商家姓名﹔B、所有田地、财产、资本、做什么生意及此地现有情形﹔C、所在地点，本人家属现在地方，以及房屋的大小、方向、前后形式，门头远近﹔D、平日在群众中有无恶感、好感、剥削手段等。
进行调查的时候要找到贫苦勇敢的工农份子或流氓份子﹔A、先由普通的说话闲谈入门去宣传（能用宣传的方法启发群众的阶级觉悟为最上策），不要问：这里有土豪没有，姓甚名谁……（这最呆笨），只要从侧面：表面是普通的说话，在群众无意中去侦察判断。如问：“你忙得很，禾插完了么？作了几亩田？每年吃谷够不够？不够到哪里买谷？某家有几多谷卖出？”或装着买米的样子去问，或帮着他做事，在说家常话中组织些特别痛苦的去处）去探讨﹔B、找些土豪的财物或鸦片烟、酒肉等，秘密分给那些贫苦工农、小孩或流氓份子，甚至许诺事成后赏他们金钱以引诱他们说实话﹔C、在红区的街上、巷头、部队驻地附近设意见箱，宣传广泛的征求秘密揭发豪绅地主财产、罪恶、丑行、及对红军的批评、要求与一切工作意见。（这次总政治部在黎川城设意见箱取得了很多成绩。除达到调查目的外，还将有些群众意见书照原文公布，一方面能扩大意见箱的影响，更借此扩充革命宣传，一方面可得到群众意见为工作借鉴。）D、一方面的调查若不准确，要有几方面的调查，尤其是要发动部队官兵全体动员，深入群众，有组织的（分出区域、部门）进行调查，直至准确为止。
2．迅速捉人，适当待遇
人是活宝，只有捉到人，筹款就容易。在周密调查结束后就要迅速捉人。捉人的方法要注意运用便衣队，而部队中要注意找本地人参加组织。队员出发时要化装成各色土民（每次化装要不同），暗藏手枪，分途出发。特别注意趁黑夜、半夜、雨夜、雪夜，以及拂晓、黄昏这两个时候。要不怕路远，不怕困难，要非常迅速以免被捉之人逃避，有些虽逃，但走不太远。（如果是地主、富农，最舍不得出远门多用钱，而且部队网散开了，那些人必走不远。）要做个里应外合，就是说要埋伏二个以上的人拿手枪在土豪屋内，其余的都出来，做个没找到人失望的样子，再埋伏几个人在屋外面，等土豪回时（要注意土豪常先派走狗打探然后才回家，这个情况便不要行动），外面围着，并派人进去协同里面的人捉人，如果这样已为土豪知道，便可以完全撤回来，暗中侦探，以便回头再捉。捉了本人当然好，就是当家的独生子甚至家属以及走狗也都可以。（在行动了，必须迅速的捉其余的人，以免惊动而逃跑。）如果许多土豪潜伏城乡附近，经细密调查后，必须尽可能的先准备相当的群众条件。（有工农会、纠察队、游击队等组织更好，如没有，也要组织少数工农份子或利用流氓组织密缉队），实行有计划、规定日期时间，由所驻各地部队骤然戒严（要以肃反为名出布告），城内城外，街前街后……到处把守。除群众有革命团体的符号外，一律禁止活动。然后挨户检查，不单“活宝”可捉到，即一切反动首领都可一网打尽。对于已捉到的人要有相适应的待遇，同时要利用他们报告土豪的情况。特别对其走狗（雇的工人、邻人等）、小孩、老人、妇女，按当地人情风俗及其家庭情形，分别被捉人的轻重，普通以当家的、父母、独生子以及上有父母，下有儿女的为最重要，同时未嫁的女子，且只有一个，或媳妇怀孕，娘家又厉害的，也为重要对像。轻的可以放回办款，重的必须收押分别筹款（即来了好多款才放某人，最重要的要最后放）。收押的人必须常用宣传与恐吓的手段分轻重对付。并让其与代表及其家属见面，使他们能共商筹款及使悲伤情绪影响家属以便紧急筹措（但在特别情况下，没开始交涉，未缴分文时，也不许见面。）
3．多贴条子，少写数目
地主、商人本人虽逃走了，但他走不远，并有走狗随时在打听消息。这时必须用贴条子的办法，指出捉人的理由、要款的数目，限期接头缴款。条子要贴得多，不管地主、大商人、富农，凡在政策允许下可以筹得的，都要贴，以免漏网。但出款的人，一来出款痛心，二来也难办到，故在写条子时要充分估计到出款人的整个财产，以及此地现有财产所值，特别是动产，按照他的能力，只要靠得住，聚少成多，比较实际而容易筹到。故每张条子要少开数目，即留有交涉余地。在自己判断的实际要求上略加一点是可以而需要的，如果数目太大，把他吓翻，或他此地所有动产还不过如此数目，他则索性不理，只要有一个不缴，就会形成困难，即或再减，也失去了威信，这是立三路线的筹款办法，表面要得很多，实得其反。去年一军团在醴陵开价十万，实得四万，三军团在萍乡开价三十万，实得不过二万，这次黎川也是一样犯了同种错误，写四十万，将来八万恐也难收到，这是主要原因之一，以后筹款同志望注意。
4．有软有硬，加紧催款
条子既贴，绝对不要听任土豪延抗不交，或只派代表交涉，企图延期不缴，必须有计划有步骤的派人分头加紧催款。催的手段贵乎厉辣，催了一次又一次，要不使其态度冷淡，而且在必要时，没收一家的财物，烧一家的房子，或杀一个土豪（都是出于筹款无望而又有政治意义且能为大多数群众所认同的，而不宜以杀人烧屋为催款的唯一办法），以及用要烧要杀的形式恐吓（烧房经过宣传，拆开大门，倒洋油）等的阶段，每阶段中都可利用恐吓催缴。杀人也要经宣传，拟罪状，捆绑，写罪状，盖官印的几个阶段。有时为使代表不困难，有余地筹措，催款手段也要有软有硬，特别是对缴款快的要有相当减少，以鼓励其余，而讨好代表（但在软化对方时要能巩固自己原拟实数，或相差不远，特别严防劣绅的代表用酒肉──不吃为好──花言来包围你）。此外，为了更加紧催款，也可以当着代表面用主持筹款人的上级名义下命令严密督促，以便主持筹款人与土豪代表更好地运用软硬手段来周旋，只有这样有软有硬，有声有色，催起来才有效果。
5．做好做歹，雷厉风行
当贴了条子派人催款的时候，还须布置一些人（当地人更好，部队中的也可以）向富豪代表宣传，帮做转弯（实心在要钱）子工作，以探听代表与出款人的意见，并向土豪家属以及群众（群众中有土豪走狗在打听）报凶报吉（时而说这个缴纳到几成就可以了事，时而又说那个一定要缴到某数才了事，不然，到某时要烧屋、杀人﹔时而说已开始磨刀了，要杀土豪某某），做好做歹（即张言某人不出钱就不帮其转弯疏通，其人是可以并实际上也如此进行，打土豪，拿洋油，磨马刀等等），以包围土豪及其家属（特别是妇女）和代表，搅乱他原来心里的把握程度。总之，到了筹款时候，必须动员群众，调查的调查，贴布告条子的贴布告条子，以及向群众宣传的，向代表交涉的和催款的，散布凶吉消息的，做转弯工作的，提洋油的，磨马刀的，打土豪的，没收财物的，散发东西的，督促的，各种工作人员都要雷厉风行，积极去做，只有这样才能动摇土豪及其代表与家属讲价的主要反抗心理，服从我们的罚捐，才能使财宝滚滚而来。
6．优待土豪代表
无论我们筹款如何有理由，无论宣传以及纪律如何好，但是站在其阶级利益上的地主、商人、富农，总把我们当做他们的阶级敌人，不敢当面就同意缴款，而是要旁人，工农份子、亲属或走狗来交涉缴送。又或地主商人不愿缴款，我们单凭硬要，不利用第三者──土豪家属、朋友等去劝说，则筹款更是难有希望。故此，中间人──土豪代表，在筹款中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同时我们还要认识到：当代表的都是些会交际，惯投机的人﹔一部是工农份子，敢来接近，优待土豪代表更不宜忽视了。如何优待呢？不外乎：A、与土豪代表来往要有专人，而且要有所谓“官”（筹款主任、政治部主任等）接洽宣传，招待膳宿，言语要吹牛皮，饮食招待都要相当客气，对代表要有尊重的表现，即对不缴款的土豪发脾气，严厉催款，也要注意勿妨害代表。对缴款快的多的，减了款子，要当代表及其家属面前说到：有碍某某代表面子等（如果代表是工农份子还要特别说到），以提高代表的地位，而促其更努力奔走﹔B、对代表，特别是真能努力缴款工作的，我们要相当的许以金钱酬谢，并可用累进的方法，凡缴款越多的酬谢也越多，所筹得实数百分之几为酬谢费（当然在酬谢时要计算总数于我们有益无损的），而且要注意到由我们直接分发酬谢，每个代表均要分到，另外担负缴款较大的数目的代表中的主要代表，还要相当加谢﹔C、有些小的问题，在政治筹款上我们要无损失的能相当满足代表的请求（如保人等，如已有群众革命团体，革命团体才能保人）﹔D、不单对代表如此，即对送款的一切人（挑款的等）都要有相当的优待与宣传准备工作，以引起他们乐于接头交款的兴趣。这样使当代表的既有钱得，又显得有本事，且能与威风凛凛的红军来往而受优待尊敬，自己以为地位提高，很有味道，他便热心而且想多做几回代表。我们同时更可利用他调查土豪，再当代表，扩大筹款工作。
7．挖地窖
封建地主是守财奴，有了钱，放债怕对方没有能力还，营商怕亏本，故无论城乡土豪都喜欢埋窖，只要有好的技术热心挖窖，对于筹款当有绝大帮助。窖常埋伏在人不注意处的厕所、粪缸下、猪池下、隔楼板、瓦罐里、烟囱中，总之凡可以埋藏处都会埋藏，而这些地方都须详详细细地寻找，要检审首先要有精密的调查，特别要找土豪守家的说话，找普通人暗中观察他的行动﹔在那里睡觉，在那里吃饭，常到那里去，他的眼睛注意到那里，特别当你或别人进去东找西看的时候，他的注意力在那里。如果你有了相当把握时，便一面继续宣传侦察，一面便可以正式挖地找窖。（这时可以酌情拘押守家者，恐吓，或不拘捕，暗中监视之，看他着急不着急，看他会守在那里不动。）但主要靠自己用各种方法，如泼水于埋款地上，看水透快慢（快的土松的就有货），挖土看色气，看松紧（新色土松的有），用心量房内外的宽窄，墙壁的厚薄，是否有夹墙，量了楼下要量楼上（有的在楼板以下起隔墙），看了屋檐要开天花板，拆出看是一层还是两层，总之不妨翻天覆地大找一场。万一没找到也不要放弃，还必须按屋大小，派便衣侦探潜伏周围，看白日里有什么人进去，都在那里看了某处有好久时间？神色如何？看了出来之后又怎样了，这时绝勿露形，只报告负责人，到晚上再派侦探，看他准备何时动手挖窖。因为他已挖动了，必定要趁夜里取的，你便在他挖掘时暗中派人监视，只把人围好（防他的外面侦探知道）捉人，再强迫他完全挖出就是了。而且这种取挖人必是土豪亲信走狗甚至是儿子或本人，绝对勿轻易放掉，必要时趁夜迅速找到那些藏起来的肥土豪。
8．拍卖
在政策允许下没收的财物，有时为筹款子，可以廉价拍卖，但要注意：A、能卖到相当钱数的，钱太少不要卖，宁可不取分文散发，以争取更有价值的群众﹔B、谷子特别是义仓等谷，因谷子是群众迫切需要而不可得的（虽名义仓，实豪绅霸占），绝勿拍卖，要尽数散发给当地工农贫苦群众（最好能有计划的由群众革命团体去散发，以扩大革命团体影响，以便他们对我们的革命动机有认识，因为工农贫民得到了利益）。C、拍卖快时，须按货物分开来，要不零卖，须告诉群众几家一联﹔D、货物太多，时间不够，要计算到后几天再减价发卖，以及零卖与散发，绝不要等走了还有留给豪绅的。
9．最后一着
有时各家所罚捐款都缴齐了，而我们还嫌不够，土豪商人还出得起，而时间还来得及，便要来个最后一着，加捐，或加以“重利剥削，高抬时价”的罪名，或以曾控告过革命份子、摧残过工农运动等之政治上所不容的罪名强迫，在必要时，虽以前已罚或捐过款，也可以再杀一个。要杀的必须更加重罚款，但这不是简单的为着筹款来个最后一着，还有政治上的重大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