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7月12日讯】【导读】中国知青是一个极为特殊的群体，动荡的年代把他们的青春一卷而去，留下的只是创伤、磨难、迷茫和痛苦的回忆。人生的苦难和挫折似乎过于偏爱他们了，他们的经历就是一部历史。
当北大荒的知青从黑土地满身创痍地归来后，世人为之震惊、为之流泪。然而，在遥远的云南边陲，中缅边境上，更有一群拥抱“战神”的孩子们被炽热的理想和信仰所驱使，他们义无返顾地钻入密林、扑向战火，参加到缅共反政府的武装斗争中。他们是“轰轰烈烈”的，没有任何一地的中国知青像他们那样拿起武器在枪林弹雨中成为真正的“杀敌”战士。然而他们又是“默默无闻”的，他们中的许多人已无踪可寻，死于何次战役的何时何地，或是流落何方已无人知晓，归来的人无言地回到内地，不愿向任何人谈起那段丛林中战斗的日子。
1968年至1970年，正值“中国文化大革命”进入高峰时期，年青的红卫兵们没有经过任何思考，抱着充满热情的情怀，打着红旗奔赴各地。
上海、北京、四川、昆明的“老三届”们，在中缅边境地区的乡镇、山寨“扎下了根”。尽管，很快他们发现自已仿佛被人愚弄了，从一个红色的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许多人当时都认为是一种个人的悲剧。
云南境外，缅共武装如火如荼的发展，给了这批青年中的活动分子以极大的启示。当时被认为，缅甸的革命是“世界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义不容辞的“国际主义义务”。在那样极“左”的年代，出境加入缅共人民军，政策也就定为是参加“革命工作”，有了与生产建设兵团战士截然不同的待遇。在七十年代的云南边疆，兵团战士与后来“农场工人”的户口，是最低一级。这种户口还不如农村户口。因为，农村户口还有“农转非”的可能，然而，兵团与“农场”户口，意为着一辈子在这里“扎根”，没有一点希望。
于是，从1970年底至1971年，数百名抱着找出路的“知青”们跨出的国界。在“国内”，他们被有关文件规定确定为“正式参加革命”。
这一批中国人进入缅甸北部，很快参加了果敢地区的“滚弄战役”，在与缅军对峙冲突的42天里，刚学会打枪的“知青”们真正尝到的战争的苦头。许多人在这一战斗中牺牲。少数失散的女知青，流落缅北，有的走投无路，唯有靠肉体出卖维持生计。这一仗后，跑出去“革命”的知青，部分又回到了兵团，并且阻止了更大量的知青们出境“革命”。沉绽在缅共队伍中的知青，许多终于熬过了“吃苦关”，一些人走上了“领导岗位”。
到1989年3月缅共瓦解，已经有一批“知青”在重要的岗位上。云南知青罗常保升任中央警卫旅政委，云南知青蒋志明升任东北军区副参谋长，李自如升任中部军区司令员，车炬升任中部军区旅长。这些人，至今绝大部分仍然活跃在缅北的各支武装之中。
用历史客观的态度看问题，在整个70年代，缅甸国内最大的一支反政府武装就是缅甸共产党与人民军。至1975年与缅政府军处于对峙胶着状态时，缅共已经控制了萨尔温江以东的大块土地，在萨尔温江以西，也建立了根据地。它的势力范围，北边是几乎所有的缅中边界地带，除了云南瑞丽对面的木姐县形式上还在政府军手中外，其它的国境线上，全是缅共被人民军占据。往南走，它的势力范围已达缅老边境，在缅泰边境的莱朗等地，也有缅共的正规武装与游击队。其鼎盛时期，缅共控制了近1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150－200万人口，武装力量达到近3万人。中国派出了一个由某著名将军领导的编号为八零八团的参谋团（毛泽东死后撤回）。
缅甸共产党及其武装得以在缅北地区东山再起，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中国的“国际主义援助”与支持，这已是不争的历史事实。中国方面为支援缅甸共产党，投入了大量的人、财、物、力。动员了可能动员的力量。对于中国与缅共的极为密切的关系，引起缅甸政府的高度注意。在两国领导人接触的不同场合，缅方一再向中方提出。搜集中国支援缅共武装以及供给各种物质的情报，成为当时缅甸军事侦探部首要的任务之一。政府军在与缅共武装交火中多次受挫后，采取了僵持对峙，等待时机的策略，待情况变化后，再伺机下手。
转眼已经是70年代中期。中国与缅甸共产党都在发生变化。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已经接近尾声，缅甸共产党也已进入了内部矛盾冲突不断加剧的阶段。1976年毛泽东死亡前后，中国派往缅共人民军的军事“顾问组”，分批分期的撤回了国内。由此，缅共也进入了多事之秋。
1979年，中共大幅度调整外交政策，与缅共的关系，已经发生了微妙的变化。“独立自主，互不干涉”开始付诸实现。由于经济上长期对中国的严重依靠，使得缅共自身几乎没有任何造血的财政收入功能。长时间的打仗，军费与根据地的巨大开支越来越成为了问题。尤其是在被“断奶”之后，更是乱了章法，终于做起了鸦片生意。毒品的巨额利润，反过来又使许多中高级干部私欲膨胀，成为了“拜金主义”者。最终由腐败走向了崩溃。
缅甸共产党干脆在1980年8月29日成立由中央直属的进行毒品贸易的机构，代号“8.19”。 “8.19”的总负责人就是缅共中央副主席德钦佩丁。“8.19”的成立，不仅标志着缅共进行鸦片贸易与毒品加工合法化，同时，鸦片贸易的利润成为其各种经费的直接来源。
在1985年以前，中国与缅甸接壤的云南边境地区，几乎并没有出现过精制毒品海洛因。边疆乡镇中少数50年代遗留下的瘾君子们，多以吸食鸦片为主。但是 “8.19”出现之后，整个缅共控制区瞬间一片狼烟起，“海落英”的加工厂，似雨后春笋，遍地开花。据不完全统计，到80年代中期，缅共建立的海落英加工厂多达85家！
在缅共内部，各级干部逐渐认识到了毒品就意味着财富与金钱，于是纷纷卷入这股谋利的浊流之中，最终无法自拔。到80年代中后期，缅共中高级干部，几乎全部卷入了鸦片贸易之中。
进入80年代中后期，世界格局正在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东欧巨变，苏联也在动荡之中，面临解体。国际共运进入了最低潮。缅共内部的人心因此也进一步涣散。从中央到地方，从高层到基层，都在寻找今后的出路。
1989年3月11日，彭家声在果敢发动了兵变，宣布脱离缅甸共产党。成立了“缅甸民族民主同盟党”和“缅甸民族民主同盟军”。同时组建了“临时军事委员会”。彭家声出任主席和同盟军总司令。彭家声的队伍迅速接管了果敢县大队、缅共果敢县委员会，以及各种机构与仓库。13日，彭部兵发勐洪，缅共东北军区1 旅的4个营全部加入彭部。14日，未放一弹一枪，占领了缅共北方分局所在地勐固。除2旅政委高良退入中国境内外，其余大部人马投降彭部。
缅共中央主席德钦巴登顶，在事件发生后的第二三天才知道消息。开始，中央判断是“两兄弟闹分家”，是属于他们兄弟之间的事情。很快，他们发现了这个错误。马上召开了政治局常委会，在这次会上，彭家声的“易帜”，被定为“敌我矛盾”，“是一次精心策划的，有缅甸政府背景的，有组织、目的、有预谋的反革命叛乱。”是缅甸反动政府对革命的又一次挑衅。于是，3月18日，派了两个连的士兵，抄了彭家声在贺岛的老家。接下来，就再也没有下文。当时，缅共已经无力对付自已内部的分裂。
4月11日，在中国云南临沧地区沧源县永和第三生产队当过会计的佤族赵尼来，时任缅共中央后补委员、北佤县长。中国云南思茅地区西盟县佤族头人的后裔鲍友祥，时任缅共人民军中部军区副司令。二人率中部军区全体官兵“起义”。17日，鲍、赵二人在缅共中央警卫旅政委罗常保等人的“内应”下，包围了缅共中央所在地邦桑，扣押了缅共主席德钦巴登顶及其它中央领导人。鲍、赵二人很快“有礼貌”地将这批“领导人”全部送入中国境内的孟连县。4月22日，成立了以赵尼来为总书记的“缅甸民族联合党”和鲍友祥任总司令的“缅甸民族联合军”。
鲍、赵二人正在起事之时，缅共中红极一时的“八一五”军区，也于4月19日宣告脱离缅共领导，率部成立了“缅甸掸邦东部民族民主同盟军军政委员会”。“八一五”军区司令林明贤任“主席”和同盟军“司令”。林部绝大多数领导人是从中国出去的“知青”和“回乡知青”。
失魂落魄的缅共中央领导人在走投无路的情形下，于6月16日在云南召开了秘密会议，决定成立由德钦巴登顶、政治局委员吴觉敏、耶博吞、钦貌基和北方分局书记吴丹组成一个临时中央领导机构。6月26日，中央迁至101军区所在地板瓦。经历了“树倒猢狲散”的缅共中央，十几人寄人篱下地生活在101军区。党的主席与政治局委员们在最后时刻仍然在发号使令，仍在不厌其烦地开会。
1989年9月，他们终于走到了革命的尽头。101军区司令员丁英宣布脱离缅甸共产党，成立了“克钦新民主独立军”。当丁英将最后的决定通知德钦巴登顶主席时，这位戊马一生的领导人落下了眼泪。不得已，德钦等人只有再次离开了101军区。他们的去向也只有一个地方，德钦巴登顶将在中国度过他的余生。
总之到后来还是有许多知青留在缅甸，他们大都是混出了地位的。到1989年脱离缅共时止，中国知青有中部军区副司令鲍有祥（云南思茅人），中央警卫旅政委罗常保(昆明知青)，815军区司令林明贤（广东海南知青）、东北军区副参谋长蒋志明（云南畹町人，曾在中国人民解放军中服役）中部军区司令员李自如（知青），中部军区旅长车炬升（知青）。还有更多的中国知青在第一、二、四特区中担任领导职务。
缅甸共产党及其武装得以在缅北地区东山再起，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中国的“国际主义援助”与支持，这已是不争的历史事实。并且，中国方面为支援缅甸共产党的正义事业，投入了大量的人、财、物、力。动员了可能动员的力量。应该客观地承认，在整个70年代，对于缅甸共产党的援助，是中国对中南半岛其它国家“共产主义事业”支援的一个组成部分。是“文革”极“左”路线的必然产物。
文章来源：《中国知青在缅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