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8月29日讯】最近一段时间以来，中国的经济持续的下滑，这种下滑造成了巨大的社会矛盾和形成了中共党内高层的斗争。斗争的原因在于经济下滑的原因如何而来？以及如何去处理这个经济危机？这就突显出了共产党内在十八大之前的党内斗争。这就涉及到政治斗争、人事安排和经济发展路线的斗争。那么同时突显出中共当局和中国民众之间的巨大矛盾，这场斗争还会持续到十八大之后。
我们现在看看中国的经济现状如何？8月23日汇丰银行公布了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PMI跌到了47.8，那上个月呢49.3。50是个中间点，超过于50经济是发展的，低过于50经济是收缩的。这一个8月份的数字，已经表明中国的经济已经连续10个月处于萎缩状态，显示出中国的制造业持续面临着困境。
同时，汇丰银行还公布了8月份出口订单指数降到了44.7，低过于于7月份的46.7，这创造了2009年3月份以来最低的水平。这就表明欧美等主要市场的经济困境，继续给予中国出口带来压力。8月份的就业指数是持平到47.7，连续6个月低过于50的分水岭，这个报告表示，一些迹象显示越来越多表明中国的沿海企业开始裁员和关闭工厂。所以这个报告说，现在是中共当局更加密切的关注就业市场的时后了。
对中国的经济持续的这样10个月的下滑究竟是什么性质的呢？清华大学管理学院的副教授程致宇表示，一些很有说服力的证据表明，按照有其他的经济指标构成的指数计算，现阶段的中国经济实际增长仅仅是4%到5%，并不是中共所讲的7%到8%。
在2011年，中国9.2%的GDP增幅当中，有5个百分点是来自于投资，这就意味着如果中国今年要修的道路、桥梁、公寓以及别墅、高楼大厦，仅仅和上一年持平的话，那么今年中国GDP增幅将会下降5个百分点。在投资不能创造足够回报的情况下，中国经济增长倚赖投资水平就要越来越不断的上升，也就说不断的加大投资才能把GDP往上升。而这个中间实实在在因为中国的投资效率非常的低，所以造成中国的GDP实实在在的每年只有4%到5%，并不是8%到9%。
在过去一周，有两个非常显着的事情，表明中国的失业率在增加，并且扩散到白领。第一个中国阿迪达斯（adidas）宣布，在今年10月31日，正式要关闭他们在中国的唯一的一家直属工厂，也就是阿迪达斯苏州有限公司。第二个就是美国的摩托罗拉(Motorola)移动公司开始大规模的裁员，在北京地区就裁员裁到700人，涉及到软件设计、测试和维护、硬件设计等各个部门，有的甚至整个部门全部裁掉了。这些被裁掉的员工已经拉起横幅提出抗议。
在当前的情况下，中国经济持续下滑，制造加工业不景气，有三个明显的特征。第一，所涉及的行业相当普遍，涉及到汽车、电子、纺织、衣服制造、制鞋、玩具等行业。第二，企业关闭的数量成倍的增加，2012年上半年，企业倒闭率从过去的3%到5%上升到8%到10%。有的专家预测， 明年的企业倒闭率将达到15%到20%，按照每一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平均有50万家企业评估的话，那么试算20%倒闭率，那就有300万家企业明年要倒闭。而明年真正倒闭数字实际上远远要超过300万家，这将可能是中国企业倒闭的一个高峰。
第三，行成区域性危机。中国广东东莞是世界工厂的一个样板，它是珠江三角洲很重要的一个城市群，专门在做加工生产出口，但是2012年上半年它的经济增长只有2.5%，是全省倒数第一。其中东莞沙田镇这一个镇里面经济增长是负11.6%，根据这样的推算，珠江三角洲这些企业会继续的、不断的倒闭下去，整个珠江三角洲将会变成空三角，很可能珠江三角洲面临制造业的大逃荒。但是要知道中国的民营企业在全国超过4千万家，是占了中国企业的90%，而它吸纳的就业人口也超过80%以上，那么大批的企业倒闭的话，也就涉及到中国大量的失业人口增加。
可是我们从另外一方面来看，中国的库存率又非常的高，也就是说过去8年以来所急遽扩大生产的产品没有卖出去。经过30年发展之后，中国经济正遭遇到一个非常陌生的问题，就是说没有卖出去的产品大量积压，积压在哪里呢？商店、销售商、工厂的仓库里边。
这些生产过多的商品就包括钢材、家用电器、汽车、公寓、高楼大厦，这个就已经非常严重的阻碍了中国的经济增长，导致了中国经济下滑。所以最近为什么在中国发生一系列的家电价格战，把家电推上市，削价，希望能够卖出去获得一点成本收回来。这场战争已经延伸到了美国，美国不久前就在洛杉矶地区，在《世界日报》上登了大广告，说中国的太阳能板，放在屋顶上的太阳能板，可以免费的给你家庭安装，不收一分钱，并且还给你25年的保障。我想为什么呢？因为中国的生产太多了，卖不出去了，那不如拿到美国来打开市场，为今后的太阳能板市场在美国建立一个品牌和一个市场，所以对美国来推销。
现在中国的产品已经积压到有这么样的大量的产品卖不出去，而同时呢，工厂慢慢一个一个倒闭，这些又促使了中国的经济不断的下滑。那么下滑的这种程度应该怎么解决呢？这种下滑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性质？它是一个投入不够下滑，还是因为结构性的矛盾制造成了这个经济下滑呢？清华大学的教授他认为，现阶段的中国经济增速放缓是倾向于结构性的放缓，而不是周期性的放缓，中共政权即使有主观意愿也可能没有力量来推动经济再往上升，采取投入无法改变结构性的矛盾。
很明显，你产品这么多卖不出去，你再去投入制造更大的生产能力制造更多的产品，你还是找不到市场，所以这是一个结构性的矛盾，并不是因为你投入不够而造成的。
8月14日到15日，温家宝到浙江杭州、湖州、嘉兴等地区进行调研经济运行状况。上面地区我们称之为“杭嘉湖平原”，是历史上最大的皇粮来源地，生产粮食供应北京皇朝的，现在是成为全国最有名的民间企业的生产基地，可是现在这个地区面临了经济崩溃的危机。
温家宝到那里调查以后，发现杭嘉湖平原，包括长江三角洲这一带，已经出现了这么样一个经济状况，民营经济遇到了“三荒两高”，哪“三荒”呢？就是用工荒、钱荒和电荒；“两高”是高税费、高成本。
用工荒就是请不到工人，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都有这个问题；钱荒就是贷不到款，货币流到制造业中间是微乎其微；电荒就是用电紧张，但这还不是全局的问题，是局部地区的问题。三荒可以使企业经营困难，两高可以让企业一刀毙命，特别是经济下滑，房地产困局，中共当局拐弯抹角的去增加收费、收税，使得原料价格和工资长得更高，那企业变成就要关门了。
这“三荒两高”究竟是怎么造成的？我们来看看。东部沿海以及珠江三角洲工厂企业的工人，绝大部分是农民工，第一代和第二代，到现在将近有30年了，而这些农民工他们至今还没有办法在工作的城市里边生根留下来；而第二代农民工他们再也不愿意做没有前途的奴工了，为什么？我们首先看看，中国几乎所有的市长反对户籍改革，这是一个原因之一。中国发改委主管城镇化（工作）的副主任徐宪平，最近到浙江、广东、江西、贵州，8个有代表性的省分进行调研，并且向国务院提交了调研报告，这报告显示几乎所有城市的市长都强烈反对去年国务院推行的户籍改革措施。
在2011年，国务院下发了《关于积极稳妥推进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的通知》，里面提到地级市以下的市区，全部开放户籍，取消城市和农村的户籍区别。但是一直无法落实，什么原因呢？这些地方官员们主要的借口就是地方财政没有办法负担，由于城市户籍开放之后，对教育、社保、医疗等等福利无法负担。中共政权不愿意把资金扩大投入到社保、医疗、教育，受惠于农民工，他们只让受惠于中共的官员和家属以及市民。所以这样的话，农民工他们就觉得我生活没有尊严，他们就不愿意再来做工了：这就是造成当地就业难和招工难，这现象就会变成常态化，并且有从沿海向内地延伸的趋势，2012年情况更加加剧。
对农民工而言，有尊严的生活那具体的指标就包括什么呢？城市的医疗、住房保障，以及孩子能够就近入学，而不是去上所谓的农民工子弟的学校，因为他觉得我的小孩，我的这一代，以及我未来几代，都没有尊严的在这里生活，而他们要像奴工般的为城市服务，他们不愿意了，所以他们就大批的离开了城市。中国无论是东部沿海和珠江三角洲的工厂找不到年轻工人，找不到农民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第二个原因，中国的人口出生率急遽下降，新生的年轻人减少，人口红利减少，英国《经济学人杂志》登过一篇文章，题目叫“中国人口问题要成为中国致命的弱点”。过去30年间，中国的生育率从2.6%下降到显然不能维持人口稳定的1.56%。
联合国预测2015年到2020年，中国的生育率会降到1.51%，而这个数字告诉我们2050年前，中国的人口将从13.4亿人口下降到不到13亿，2060年将就低过于10亿；而相反的，美国的人口未来40年会增长30%。2010年到2050年，中国的劳动力人口比重将从72%下降到61%，到那个时候，受过良好教育并且具有生产力的20岁出头的年轻人数量仅仅是目前的一半。
所以不解决人口问题，中国就难以实现经济增长，因为人口不仅仅是生产力，它还是一个消费力，没有消费力，你生产的东西如何消化，如何把它卖出去？卖不出去，库存多了，那工厂只有关门，那就增加更多的失业率，这就变成恶性循环。
第二个钱荒。钱荒的原因有四个，第一个，出口减少，关税减少，企业的增值税和营业税也就减少，甚至于企业倒闭关门，到时候政府没税可收。现在浙江省已经产生了拼命的把过去贷出去的款把它赶快收回来，这样一收回来就造成什么？造成了金融风暴。因为中国现在贷出去给民营企业里边有个制度，叫作“贷款联保”，贷款给你一家公司，要有两家公司，甚至于更多的十家、八家公司连保，你这家公司一旦还不出钱，那别的公司和企业要帮你代还款，这是当局不相信民间企业的这种贷款，它的责任制。
那么浙江最近就发生了，由于四家公司没有能够及时的还款，加上中共银行提前要他们还款，就造成了600家公司联保，一起要负责承担这四家公司的债务，逼得这600家公司联名写信给浙江政府要求解决这个问题。因为如果这个问题不能解决的话，那这600家公司只有停摆，减少营业，最后造成关门。这是中国的特有的银行贷款民间企业的这个制度。
第二，资金外逃加剧。资金外逃有两种，一种是外资不看好中国的经济，所以热钱外逃；第二个，直接在中国投资的工厂、公司现在不断的往外迁，美国的、德国的，包括台湾的、香港的往外迁，台湾现在已经叫作“回巢”，大批的资金回到台湾去了，因为它们觉得在中国经营非常困难，高税费、高工资、高成本，结果它们承担不起。这是资金往外逃。
第三，从7月份以来，外商直接投资到中国的同比下降了8.7%，7月份直接投资到中国的只有75.8亿元，比去年下降了8.7%，所以直接投资也减少了。再一个，中共的银行贷款给民间的企业没有落实，不但没有落实，并且加快的要收回过去的贷款。所以这样一搞，就变成了中国的资金，特别对民间企业的资金造成了钱荒，资金链断裂，最后的结果企业关门，工厂倒闭，工人失业。
第三点电荒。现在煤的价格已经往下降了，还会有4,000万千瓦的电力供应不上，什么原因？因为中国的发电以火力发电为主，煤炭价格是市场化，而中国的电价是行政化，电的价格是由政府控制，把它压得很低，所以电厂觉得我发电我就是赔本，变成我不愿意发电，我少发电，也不增加新的发电厂，这是一个根本的原因。在这个发电和供电之间的矛盾，以及煤炭和电力之间价格的矛盾，不能够得到根本的解决的话，那么中国的电荒这个问题长期存在的。
那么这“两高”指的是高税费、高成本。高税费高到什么程度呢？从1994年实行分税制改革以来，中共当局的税收和财政收入已经保持了十几年的超高速增长，每年增长的差不多是GDP增长的2倍，有时是更高。2009年税收增加是32.2%，2010年中国的宏观税收增加了34.5%，可见税收增加超过了GDP增长的2倍到3倍。这样的话，谁能够维持下去呢？中共政权想维持下去，可是不能维持下去的就是民间企业和老百姓的生活。
2011年，中共政权的财政收入超过10万亿，占GDP的23%，也就是13亿人口，每个人要交8千块。拿一个企业来讲，它一开门要缴17%的增值税，并且每个季度25%的企业所得税。一个企业如果你有10万块的收入，企业在90%的毛利的情况下，你纯收入4万1千块，在这个过程当中，国家税收拿去了3万8千块。可见政府是坐地收税，收多少？收将近50%。你哪一家公司能够有达到90%的毛利啊？有的公司只有10%的毛利就算不错了，那么你缴那么多的税，你怎么能够生活下去呢？这个店怎么能够开得下去呢？
并且中国的税收全世界是第二高，第一高是法国，可是法国是包每个公民的医疗、住房、教育，生老病死都是免费的。而中国呢，全世界收税第二高的，没有劳保、社保、医疗、教育，通通都是要老百姓负担，那么税收收了那么多，都是政府、共产党、军队、官僚贪污拿去了。
而这其中中国的65%的个人所得税来自于工薪阶级，这是比任何一个国家都高。
那高成本，在过去很少听到有这么一个名词，现在到了一个高成本的时代了。改革开放以来，低成本的竞争优势一直是中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最有利的武器，低成本是指土地成本低、劳工费成本低、环保成本低，这些都是把中国人的应该提高的成本都把它压下来了，而现在到了近30年之后，这些成本都提高了。
现在中国的经济所面临的已经是一个高成本的时代，高成本指的是哪些呢？土地成本、原料成本、能源成本、劳动力成本，以及资金周转的成本，还有为了环保，你就要节能减排成本、资源节约成本、环境保护成本、生态建设成本，以及一个产品的交易成本和物流成本，再加上费和税也偏高，它的成本高。所以这些通通加进来了，并且还有知识产权的保护费的成本和购买成本高，所有这一些都在这个时候同时出现了。
那么高成本时代带来了对中国的企业巨大的挑战，中国这个经济结构以及这些官员们的思路，能够迎接这些挑战吗？大量的中小型企业面临着生存压力，许多高消耗、高排放的行业面临着升级压力，出口行业和产品利润的国际竞争压力，现有的发展模式面临着巨大的转型压力。
现在中共的经济发展模式，正如温家宝常常讲的，面临着“不稳定、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发展”这样一个死环节，你要再继续走下，走不下去了，因为中国现在的发展模式是什么？是高出口、高投资、高消耗、高排放；低进口、低消费、低效率、低附加价值。这个模式是建立在低成本竞争优势基础上的，可是现在这个竞争优势已经没有了，现在中国周边的国家越南、印度，他们的成本比中国的还要低，很多工厂转移过去了，如果中国不改变这个生产模式的话，中国的产品卖不出去了。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面临着“三荒两高”这样一个局面，并且又是一个结构性的矛盾，并且是大量的产品积压库存而卖不出去的情况下，中国的经济该怎么走？
所有这些矛盾都体现在中共党内的斗争和巨大的社会矛盾中间。现在中共党内斗争，除了我们常常看到什么薄熙来、谷开来、周永康、江泽民这些政治斗争之外，还有一些无声无息的、激烈的、深刻的长期的斗争，正摆在共产党的面前，那就是经济路线、经济发展模式该往哪条路走？而这一个斗争直接就影响到政治斗争。
因为现在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有利于国营企业，国进民退，大量的资本、投资、资源投入到大国营企业，而这些国营企业都由太子党那些高官们垄断着了，如果你要改变这一个国营企业在中国经济模式中的地位和它的作用的话，必定涉及到这些管理阶层，以及太子党们的利益，这就涉及到人事安排。所以这个在这个斗争中间就跑不掉了，一定会突显出政治斗争，并且还影响到下一届的人事安排、官员们的安排。你要接受目前的这个挑战，改变经济模式呢？还是继续维持“四不”，不稳定、不协调、不平衡、不可持续发展，这四不的这样一个发展模式呢？
那按照现在胡温他们提出来要走科学发展观，希望走到一个新的道路上去，可是这条道路胡锦涛一再讲，他喊了几年了，走不通，有巨大的障碍，那就是中共官员们有非常大的阻力。那在十八大中间，人事安排中间，要把阻碍通通拿掉，要选择一批愿意走科学发展观道路的这批官员上来，这就牵涉到十八大的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委的斗争了。这场斗争绝对不亚于薄熙来、谷开来、江泽民、周永康和胡温之间的斗争。
这场斗争也体现在正如贺国强所讲的，中共组织的危机有三大失控，第一个失控就是中央对省市地方的失控。我想这个失控包括了省市地方官员不服从胡温要求改变经济路线，改变经济生产模式，地方官员不愿意走科学发展观的道路，这就上升到了地方不服从中央的政治斗争了，并且这场斗争又牵涉到和老百姓巨大的矛盾，巨大的就业率低、失业率高、用工荒，再加上环保那些矛盾。
沈阳市全市罢市是地方政府的钱荒造成的，地方政府为了解决钱荒的问题，命令警察和城管来抢民众百姓的钱，他们成了土匪政府了。中共当局和社会的矛盾，和民众的矛盾，也体现在这个经济发展的路线道路。所以这场斗争还远远没有结束，还仅仅刚刚开始一个苗头。
十八大能解决这个矛盾吗？非常困难，因为这是结构性的矛盾，你不从结构上进行开刀，不能把资源能够合理的分配，劳力进行有效的调整、训练、培养，制造出新的产品，产生新的市场，那中国的产品、中国的经济就是没有出路了。你再生产多，再投入地方版的新4万亿，那就是制造新的通货膨胀，那将制造更大的社会矛盾和党内斗争。
文章来源：《希望之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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