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9月19日讯】我，李天天，是上海国保员警的眼中钉肉中刺，被他们说成是其黑名单里的NO.1，而胡军也是新疆国保的眼中钉肉中刺，新疆政府黑名单上的NO.1。中国政府对我们的迫害，其方法之毒辣，几乎可以申请世界吉尼斯记录了。上海员警6次绑架我，1次送去深圳，5次送到户籍地新疆；他们无故抓捕我，让我无法进行律师工作，以此斩断我的经济来源；他们囚禁我在没有窗户的房间里95天，不给放风，几乎把人折磨得要疯；国保查了几乎40年来，我与所有异性床上、床下的关系，其详细的程度乃至到做爱的方式。为搞臭我的名誉，他们真是煞费苦心，费尽周折。
胡军，新疆政府为阻止他上访（他因事故造成高位瘫痪，政府却不给赔偿），打掉他坚持维权的天不怕地不怕的勇气，将坐轮椅的他关入大牢13年，其间用尽各种闻所未闻的酷刑。但政府对我们超级迫害的结果，只是把我们变成了争取民主的更坚定更坚强的斗士。正是因此，我们有机会从网上相识，而走入现实生活，深深相爱，终于缔结连理。
胡军是个坐轮椅的二级伤残人，他高位瘫痪，下半身完全没有感觉，哪怕是刀砍下去，他也没有丝毫的痛感。是的，他的脊椎神经断得非常彻底，如同他推翻专制制度的决心一样彻底而决绝。我们相爱的速度也快了点——闪爱，目前蛮流行的，我们算赶了一次时髦。
2
2011年12月17日，我被上海国保抓去，送回新疆昌吉，而胡军也住昌吉。我们同是痛恨专制，在网上简单地聊过一两次，算是网友。我们在12月19日终于见面了。几天的相处，我们就决定要一辈子在一起生活了。2012年2月16号，因为国保的干涉，我们只好在网上向记者公开了我们的关系。
清楚地记得2011年12月19号，我被国保绑架送回新疆才两天，住母亲家，母亲去深圳了，家里连个说话的人也没有，加之我在火车上站了45个小时，才从上海到了新疆，身体非常疲劳，心情也很低落。当日上午，我就早早来到网吧，上了QQ，一个网名叫“MZ小子”的人与我聊，他说也在昌吉，叫胡军。我很快想起来了，今年5月下旬，我因为“中国茉莉花”的事，被囚95天，被强迫送回新疆时，在网上认识了他，知道他搞维权，政府以他涉嫌“煽动颠覆罪”对他进行监视居住。他提议我去他家，我爽快地答应了。
门开了，让我震惊的是，开门的中年男人坐着轮椅。他就是胡军？他有一种很男人的气质，虽然坐着轮椅，也掩饰不了这一点；或许他还有一种脆弱与坚韧共存的东西交织在他的表情里，这引起了我内心深处的同情。家中没有他人，房间很暖和，布置得清雅整洁，让人身心感觉到很舒适。
还没有聊几句，甚至还没有坐下，他就说“你做饭吧”。是呀，他坐轮椅，又是吃饭时间。我做饭，他在旁边有一句没一句地聊着，而我头脑里一直被他坐轮椅搞维权的事震惊着，仿佛看一本小说，刚看了个非常特别的开头，很想继续看下去。
3
他1965年出生，在新疆农六师105团长大，高中毕业后，上过新疆的商业学校；我是农八师142团长大的，然后上过护校当过护士，后来做律师，目前是“宁妓不律”了。他与86岁的父亲、75岁的母亲共同生活，最近几天父母去四川老家了，要过完春节才回来，所以家里就他一个人。
1992年，他在昌吉市一家汽车配件公司当销售员，因为得罪领导被构陷为诈骗犯罪。他在新疆昌吉监狱服刑期间，被安排下煤矿工作，出事故，脊椎骨折，造成高位瘫痪。一次，司法厅一位领导到他的病房，说了些很难听的话，他非常愤怒，坐在轮椅上扇了他一记耳光，此事可见他的性格。1994年，他服刑期满，但监狱只给他3万元了结他的事故伤残问题。按法律，他的情况应该按工伤对待，如果一次性赔偿，至少也应在30万以上。他出狱后，因为不停地上访，监狱不给他释放证，因此他落不了户口，办不了身份证，甚至去法院都不容易立上案。他因此去北京上访，但没有几天就被新疆国保员警抓回来。
1995年，他因为上访，被再次关入监狱。在监狱，他受了不少酷刑，下半身多处褥疮溃烂，被关入一间羊圈边的小房子里，苍蝇到处飞，能听到的就是羊叫，有时一天都没有人去给他送饭吃。他感觉自己就是一堆烂肉。他的床就是一块竹夹板，类似建筑工地上那种竹跳板，竹板之间有夹缝，就是健康人，皮肉也会被压破磨烂的。这简直就是刑床。半瘫的胡军被放在为他特制的粗糙的竹夹板床上，溃烂的褥疮被磨得血肉模糊。还有一种叫“捆绳”的酷刑，将双手反剪到背后用细绳捆住，双手因为淤血而疼痛到无法形容。中国的酷刑就是这样，不动声色，却能让你痛不欲生。说这些的时候，他还带着笑意，好像在说电影里的情节，我也没有流露出过多的震惊和难过。经历多了，好像大家都很会掩饰自己。有什么可哭的？有什么痛苦的？一切都云淡风轻，有泪，在心里流吧。
胡军自杀过。15年过去了，现在大腿根部还有很深的10几釐米长的刀疤。当时，因为双腿肌肉血管萎缩，根本没有流出多少血。他也曾拿铁钎捅自己的腹部，碰巧捅在两个脏器的缝隙间，没致命。总之，他是求生不成，求死不得。他虽然坐轮椅，但一次次去砸监狱的大铁锁。监狱头头最后实在受不了他的折腾，送他去了偏僻的监狱煤矿。矿领导与他达成交易：你别给我们找麻烦，我们也给你在矿区内活动的自由。
就这样，他有机会去网吧，并在网上找到了维权人士，把他的冤情通报出去。在各种压力下，2008年监狱赔偿他10万元，并释放他出狱。他自由后，立刻毫不犹豫地加入了张建平开办的权利运动网站，走上公民维权的道路，一直到今天。
4
第一次见面，吃了饭聊了天，我也该告辞了。他拿出一张自己不用的1000多元的上网卡，希望我能用上。可惜我一般不用这个，他建议我送给需要的朋友，我就留着了，非常感谢他的好意。
准备告辞时，他建议我如果愿意可以住在他家，反正父母的房间空着。他说他坐轮椅，不会对谁构成危险。我犹豫了一下，就爽快地答应了。与人交往，我喜欢大方地付出、大方地接受，人应该这样；可惜专制制度将人性搞坏了，人们多心怀恐惧和猜忌。
第一次见面，他就能慷慨地给朋友这么多帮助，还毫不客气地请我做饭，我相信，这样的人能信任别人，也能被别人信任，能与人建立深厚的关系。总之，我对他有了深深的好感。我同情他的苦难经历，也被他的勇敢和正气深深震撼，而且他有良好的心态，乐观，能与不同素质、不同层次的人进行良好有效的沟通，处理好方方面面的关系。他在没有一分钱收入的情况下，积极投入维权运动，将各项工作做得井然有序，风声水起。这些对一个健康人尚不容易，何况对一个坐轮椅的残疾人。
在一天多的相处之后，我就有一种强烈的很想抱抱他的冲动。是深刻的同情？深深的佩服？深度的理解？深入的好感？或者是我多年来深深的孤独?可能都有点吧。我没问过胡军他是怎么想的，但一定与我的感觉是同步的。他的女朋友在他出事故两年以后离开了他，至今快20年了，他的生活中除了家中的女性，几乎再没有女人介入。他看起来是个开朗的人，生活规律，无不良嗜好。总之，我感觉他是个非常勇敢、非常爱正义、聪明善良的人。我认为的一个好男人的标准他都具备，我还犹豫什么呢？
于是我们的关系有了变化，变成了恋人、情人或者说像夫妻。每天，我负责三顿饭、采购；他会洗洗衣服、床单，拖拖地。吃完饭，他上网，我学习我的英语，晚上聊聊天，享受二人世界。一个多月的相处，平静和谐，没有人来打扰。
5
回到上海才半个月，国保又找借口在3月9号把我绑架回新疆。没有犹豫，我下了火车，没有去母亲家，直接去了胡军家，他的父母还在四川。3月15号，两群国保先后来家里，抓走我们俩分别问话，主要是确认我们到底什么关系。我当然实话实说：想一辈子一起生活的关系。结果国保告诉我我们不能一起生活，除非我在网上不说话，连文章都不要转，否则他们送我回上海。他们让我将之当成政府的迫害、父母干涉婚姻自由，那意思就是：别给我们员警讲法律，我们就这样了。无奈，我都答应了他们。4年来头一次，我对国保投降妥协了，因为他们这次真的捅到了我的软肋——爱情。
我与胡军被抓之间有10几分钟的间隔，就这么会儿的工夫，他把我被抓走的事情写到了权利运动网站。结果，2个多小时后，国保归还了我的扣压物品，我的手机也接到了外媒的电话。这样，我与胡军相爱并准备在一起生活的新闻就被外媒记者发布到了网上。当天从警察局回到家，我们俩就用电脑照了合影，放到了网上，公开了我们生活中的这件大事情，网友们纷纷祝福。
6
3月下旬，胡军的父母回到新疆。二老一定很吃惊，出去3个月，让他们操心流泪的47岁的儿子胡军居然找了个媳妇并住到了家里。生活可真够有戏剧性的了，如果胡军的父母不出远门，他一般也不约网友来家见面；如果上海国保不反复绑架我回新疆，我也没有机会在生活中认识胡军。记得刘晓原律师写推文说我是2011年最倒楣的律师之一，其实他那时候不知道我已经在2011年底认识了胡军，并深爱上了他，这也算是倒楣中的幸运吧。
是的，有了伴儿的路，并不一定就好走，但能找到合适的伴侣确实是幸运。我与胡军算是闪爱闪婚了（在目前这样的社会环境中，我们也无心办什么婚礼）。政府不给胡军办身份证，我们没有办法领结婚证，也不想领这个黑政府的结婚证。在网上我总告诉别人我们是黑夫妻，他是我的黑丈夫。我们这对黑夫妻其实最大的心愿是推翻这个专制政府，在新的民主政府里领到结婚证，做真正的法律意义上的夫妻。我们会努力的！
文章来源：《中国人权双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