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书】张戎《鸿:三代中国女人的故事》(六十五)

【新唐人2013年2月21日讯】【导读】《鸿:三代中国女人的故事》(Wild Swans: Three Daughters of China)是旅英华裔女作家张戎的处女作。该作品讲述了作者的外祖母,母亲和作者本人三代人的故事,时间跨度从清末民初至上世纪九十年代。该作品的原版是用英文写成,于一九九一年在英国出版。此书是英国出版史上非小说类最畅销的书籍,被读者评选为二十世纪最佳书籍之一。此书还荣获:一九九二 NCR Book Award 和一九九三 British Book of the Year,该书自出版以来已经被翻译成三十多种文字。

二十八 “长上翅膀飞”
(一九七六-一九七八)

(接上期)

归来时,我听说系里真有一个名额,让一名青年或中年都是到西方去留学。系里已确定了一个人。这个惊人的消息是罗教授告诉我的,她七十岁出头,走路不太稳,柱着根拐杖。除此以外,她十分精干,做起事来急急忙忙,说英语也非常快,好像是要把所有她知道的都一下子说出来。她在美国生活了大约三十年。她的父亲是一位国民党高级法院的法官,希望女儿受西方教育。在美国她取名露西,爱上了一位名叫路克的美国学生。他们计划结婚,但是路克的母亲说:“露西。我很喜欢你,只是我不敢想象你们的孩子将来面孔是什么样子?我很为难……”

露西和路克断绝了关系,她的自尊心强,不愿在对方家庭不欢迎她的情况下嫁给他。五十年代初,共产党掌权后,她回到中国,心想中国人的尊严终于会恢复了。但是她忘不了路克,年龄很大才和一位教英语的教授结了婚,她并不爱这个人,夫妇俩总是吵个不停。在文革期间,他俩被赶出了自己的家,挤在一间十尺长、八尺宽的小屋子里度日,屋子里塞满了褪色发黄的旧期刊和满是灰尘的书。这对白发苍苍的老夫妻一个坐在双人床边,一个坐在唯一的一张椅子上,那种无法忍受对方的光景,看到就叫我伤心。
  
罗教授很喜欢我,说从我身上看到了她自己的青年时代。五十年前,她也像我一样,急于从生活里寻求幸福。她最终没有得到,她告诉我她希望我能如愿以偿,听说有出国留学名额,还可能是到美国时,她又兴奋,又焦急,怕我在出差,没法提出要求。这个名额系里给了易小姐,她比我早一年毕业,当了干部。当我在乡下时,她和系里文革期间毕业的青年教师都参加一个培训班以提高英语水平,罗教授是他们的教师之一,她的教材摘自原版英文刊物,是她从在北京、上海等比较开放的城市朋友那里要来的。当时四川仍然完全对外国人关闭。每当我从乡下回成都,都去听她的课。
  
一天,她的教材是一篇关于美国工业使用原子能的文章。罗教授解释了这篇文章后,易小姐从书上抬起头来,挺直了腰,以义愤填膺的口吻说:“这篇文章只能以批判眼光来看!美帝国主义怎么可能和平利用原子能呢?”听到易小姐这样鹦鹉学舌似的照搬官方宣传,我的不耐烦一下子冒了上来,冲口说:“你怎么知道他们不可能呢?”易小姐和班上大多数人都以一种难以置信的眼光转过脸来看我,对他们来说,我这样的反问简直不可思议,甚至够格“反动”了。我心一悬,但就在这里,我看到罗教授眼里闪烁的一星火花,一丝只有我能看出来的赏识笑容。我感到被理解、受到了鼓励。
  
除了罗教授外,别的老教授、老讲师也都希望是我、而不是易小姐去留学。但是,虽然在新的政治气候里他们开始受到尊重,他们说话还是不顶用。除了我母亲,谁也帮不了我。我听从她的建议,去见主管大学的父亲以前的同事。我告诉他们我有一点意见:邓小平同志说大学入学必须看考试成绩,而不能走后门,为什么留学生选择不这样做呢?我恳求他们给我一次公平竞争的机会,让我们大家考试。
  
正当我和母亲努力争取时,一道命令突然自北京下来——自一九四九年以来第一次,留学生的选拔取决于全国统一考试的成绩,首次全国统考将很快在北京、上海、西安同时举行。


  
我们系上奉命送三名候选人赴兵马俑的出土地古都西安应考。系里撤消了易小姐,改派两名中年教师,一名青年都是做候选人。两名中年教师是指定的,都是非常出色的四十出头的讲师,文革前一直在教英语。部分是因为北京要求注重学术水平,部分是因为我母亲的争取,系里决定第三名年轻候选人须通过笔试、口试,从二十几个文革期间毕业的学生中选择,考试时间定在三月十八日。
  
这两门考试我都得了最高分,虽然我口试赢得有点不寻常。我们是每次一个人进到一间教室,面对两名主考官:罗教授和另一位老教授。他们坐在一张大桌子后面,桌上散放着一些纸团,进去的人随意拿一个打开,用英语回答上面的问题。
  
我打开了一个,只见上面写着:“最近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二中全会的新闻公报的重点是什么?”我当然一点也不知道,只站在那里拚命搜索枯肠想找出什么话来说。罗教授看了看我的脸,伸出手来接过那张条子。她瞥了一眼,递给另外那位教授看。然后她默默把纸条放进口袋,用眼神示意我另外拣一个,这次的问题是:“说一说社会主义祖国的大好形势。”多年来的强制性讴歌社会主义祖国大好形势早巳使我厌烦得要死,可这一次我有满肚子话要说,我甚至还刚写了一首诗讴歌一九七八年的春天。邓小平的左右手胡耀邦当时担任了共产党中央组织部长,开始替各种各样的“阶级敌人”平反。中国显然正从文革的阴影里挣脱出来。工业正在全面复苏,商店的货架上多了商品,学校、医院和服务行业都恢复正常工作。长期受禁的书籍也纷纷出版了,人们等在书店外面排队购买,有时要排上两天。街道上是笑脸,家庭里也有了笑声。
  
在这样的春意里,我开始拚命地准备西安的考试,只剩下不到三周了。几位教师慷慨地帮助我,罗教授整理出一个书目,还给了我十几本英语书。递给我时她又想到我不可能有时间读完它们,于是飞快地在她堆得满满的写字台上清出一个空间,放上她的手提打字机,花了两个星期打出这些读物的大要。她俏皮地眨眨眼说,五十年前路克就是这样帮爱参加酒会、跳舞的她应付考试的。
  
两位讲师和我由系党总支副书记带领乘火车去西安,成都离西安有一天一夜路程,大半时间我都伏在我的硬卧铺位上忙着复习罗教授的笔记。没有人知道究竟有多少名额、去哪个国家。当时在中国绝大多数的资讯都是国家机密。到达西安后,我们听说共有十二人参加这里的考试,多半是来自西部四个省份的中年讲师。密封的试卷临考试前一天才从北京空运来。笔试占一个上午时间,有三道题,一道是翻译《根》的一大段。考试大厅的窗户外面,四月的古城正是“长安无处不飞花”的时节,满天飘舞着杨柳白絮。快到中午时,我们的试卷被收了上去、封好,直接送往北京和北京、上海的试卷一起评分。下午是口试。
  
到了五月底,我得到消息,说这两门考试我都成绩优异。母亲一听到这个消息就加紧活动——为父亲恢复名誉。虽然父亲去世了,但是他的档案仍关系着他孩子们的前途。档案里现有的结论说他犯有“严重的政治错误”。母亲很清楚,即使中国正在变得自由、开明,这样的结论仍然会阻止我出国。她不断去游说现已重新做官的我父亲以前的同事。她拿出周恩来的字条,上面说我父亲有权向毛泽东上书。这张字条曾被我姥姥煞费苦心地藏在她的一个小脚棉鞋里。现在,在周恩来写这张字条的十一年之后,母亲决定把它交给省委的新负责人。当时赵紫阳是省委第一书记,胡耀帮在中央主管平反工作。这是个幸运的时刻。(此处删去一句)。
  
六月十二日,省委组织部一个处长出现在支机石街我家,带来党对我父亲的新结论。他递给我母亲一张薄薄的纸,上面写着:我父亲是好干部、好党员。这表示他正式平反。在这之后,我的奖学金才由教育部批准了。
  
在系里正式通知我之前,兴高采烈的朋友们就告诉了我,到英国留学的消息。甚至不认识我的人都为我高兴。我收到许多贺信和电报,去了一个又一个庆祝聚会,流了一场又一场兴奋的眼泪。到西方去留学在当时可是一件了不得的大事,中国封闭了几十年,每个人都因缺乏新鲜空气而感到窒息。我是我们大学的第一个,而且就我所知,也是整个四川(那时有九千万人口)一九四九年以来的第一个到西方去留学的。并且,我是凭学习成绩争取到的——我连个共产党员都不是。中国开始变了,我能出国表示了人们有希望、有机会了。
  
我没有欢喜得忘乎所以,我的成功对周围的人来说是如此可望而不可及,以至于我对他们感到某种歉意,表现得兴高采烈好像对不起朋友们,甚至会刺伤他们,而把欣喜藏在心里不外露似乎又不诚实,所以不知不觉地我的情绪变得忧虑。
  
我也真感到悲哀:偌大的中国,机会却微乎其微,人们的才华得不到发挥。我明白我很幸运,尽管我的家庭遭受了种种巨大不幸,但毕竟有优越的条件。现在看来中国正在变得更开放和公正,我焦急地希望变化得更快,让全国的人都一样幸运。
  
思绪万千,我走完了那时出国前必须走的过程。首先,我去北京参加一个专门为出国人员办的一个月短训班,接受爱党爱国思想灌输。然后是一个月时间周游中国,目的是使我们爱上祖国的大好河山,而不会打主意“叛逃”。官方为我们办好了一切出国手续,我们还得到一笔置装费:在外国人面前我们得衣冠楚楚。


  
锦江蜿蜒着从校园旁边流过,在成都的最后几天夜里,我总是沿着它的堤岸散步。在夏季傍晚的薄雾里,河面闪着月光,我回想着二十六年走过的路。我享受过特权,也遭受过磨难,有过勇气,也有过恐怖;见过善良、忠诚,也见过人性最丑陋的一面。在痛苦、毁灭和死亡之中,我更认清了爱及人类不可摧毁的求生存、追求幸福的能力。
  
万千滋味在心中翻腾。多年第一次,我特别想念父亲、姥姥和俊英娘娘。在这之前,我一直避免想起他们,因为他们的死是我心里最痛苦的一角。现在我想象着他们该会为我多么高兴、多么骄傲。
  
我飞到北京,和十三名其他大学教师(包括一名政治辅导员)会合,一齐飞离中国。我们飞机于一九七八年九月十二日傍晚八点钟起飞。我差一点误了飞机,因为几个朋友来北京机场向我告别,我觉得不应该老去看表。当我最后靠在飞机座位上时,我才意识到没有好好搂搂母亲。她是在成都机场为我送行的,几乎不动什么声色,没有流眼泪,我去到地球另一端似乎也不过是我们曲折多事的生活中的又一段插曲。


  
中国越离越远了。我从窗户看出去,只见银色的机翼外是一个无边的宇宙。我再看了一眼过去,就开始憧憬未来。我一心想拥抱世界。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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