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8月8日讯】中国近期暴力事件频发，一股自下而上的暴戾之气在社会积聚升腾：7月17日上午，湖南临武县城管局工作人员在执法过程中，与南强莲塘村村民邓正加发生争执冲突，用称砣把邓正加砸死：7月17日下午北京朝阳门大悦城发生了一起恶性杀人事件，该事件已造成2人当场死亡，其中一名为外国人。7月20日18时24 分，一名山东籍残疾人冀中星在首都机场3号航站楼引爆自制爆炸装置，造成本人受伤。女歌手吴虹飞在7月21日发表“我想炸的地方有北京人才交流中心的居委会，还有建委。”结果被刑拘。
7月22日，北京市马连道发生一起持刀伤人案件，嫌疑人在家乐福内持身份证购刀后，行凶伤人。现场至少4人受伤，均为刀扎伤，其中包括2名儿童，而1名妇女因为伤势过重，经抢救无效身亡。7月22日，汉寿县教育局禁止假期补课检查组一行来到汉寿县生源学校进行工作检查，该校校长何生源，以检查组未经许可进入校园为由，召集数名手持砍刀的社会青年，对检查组进行人身攻击，将一名股长身上撕出道道血痕，手持砍刀的社会青年更是扬言记住了检查的每个人，以后要卸掉他们的手脚，校方更是将检查组带来的价值数万元的摄像机连砸在地上数下，最后摔了个稀巴烂。
7 月23日早上8时左右，广西东兴市一男子持刀闯入广西东兴市计生局，当场行凶，致2死4伤。7月23日，一名青海省西宁民警在执勤时，遭到多名城管暴力殴打并被抢夺枪支。7月23日晚北京首都机场T3航站楼一女旅客在候机楼扬言说要炸飞机,被警察带走。
7月24日早7点30分左右，北京光明楼金凤成祥西饼屋发生爆炸，导致多人受伤。7月24日下午,位于北京朝阳双井的家乐福突发大火,起火位置位于家乐福超市楼顶。警方说人为纵火。7月24 日晚8点50分左右，大兴区庑殿路西侧一公交站旁，两名驾车男子与一手推载有两岁女童的童车的女子发生争执，一男子动手殴打该女子，随后，男子又将女童从推车中抱出，重摔在地，并随后驾车逃离现场。7月26日该被摔女童死亡。
7月25日，河南驻马店、漯河发生杀人连环命案，丁金华在两地连杀5人伤3人。7月25日中午，湖南新田县一位朴实的农民为了卖点小菜和几只鹅，被交警执法人员打死。7月25日，住在什刹海附近的北京一杂志社的副社长为了让9岁的女儿在暑假有个锻炼机会，带女儿在前海东沿练摊卖灯具时，晚9时许遭北京市综治办数名保安员群殴致伤。7月25日在西安徐家湾村口的一条小路上，一男青年骑电动车行走时，嫌一对母女没有及时让路，竟下车殴打母女，而其中年轻女子还怀有3个多月身孕。
7月26日，浙江温岭市双屿镇一老人亭被人放火，有十余人受伤。7月26日1时15分，黑龙江省海伦市联合敬老院发生火灾，造成11死2伤。公安机关通报称，这场火灾是一起人为纵火刑事案件，犯罪嫌疑人王贵已被烧死在现场。2013年7月26日早上8点20分左右。四川省达州万源有一个家庭贫因的17岁在校学生。把自己在山上捡的野山菌拿到街上来卖，遭到城管殴打，送到医院抢救无效死亡。7月26日日15时许，福建漳浦县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古雷分局人员在制止古雷镇港口村村民林丙顺违章抢建房屋过程中，与林丙顺及其亲属发生争执。林丙顺的弟弟林顺利因双方肢体冲突昏倒，亲属将处于昏迷状态的林顺利载至城管古雷分局办公场所。16时 50分左右，林顺利经抢救无效死亡。
7月27日中午12点左右，北京朝阳区劲松九区一家招待所发生命案。据附近居民介绍，一名旅客将老板和服务员扎伤，老板不幸身亡，女服务员送医治疗。。。。。。。此外，在颇受社会关注的“河北宽城百人强征渔场致孕妇流产”、“河北宽城百人强征渔场被指为私企开财路”事件中，尽管包括新华网、人民网等在内的多家媒体已经披露数月，但至今无果，作为受害人家属的媒体人张彦于2013年7月22日12时通过其腾讯微博也杀气腾腾地向当地政府叫板：“我曾经用真诚和坦率去改变你们，我曾经用信仰去改变你们，我发现自己错了；我曾经用道德规劝你们，我发现自己又错了；我将会按我自己的逻辑进行下去。如果所有的尝试都无法改变你们的时候，我不排除自己会成为第二个冀中星！只是方式和他会不相同！”。
频发的极端恶性事件经媒体报导后，引起社会公众对公共安全形势的极大担忧！不少人不禁反思：中国社会的个人极端暴力事件是否在呈上升趋势？现象背后究竟存在哪些社会问题？中国今天的个人极端暴力事件特别，它们都有极端意识形态作为支撑。频频的个人极端暴力事件暴露了整个中国社会健康方面的出现了严重问题。有学者把这类加害无辜、报复社会这种的极端行为谓之“随机的暴怒”。
一些中外媒体也纷纷质疑中国处于“民怨上升，戾气弥散”之中。对此，我们无需过度阐释，但也必须警醒。既然每个人都不可避免地成为社会的一部分，“随机的暴怒”自然也是一种社会病。社会戾气的来源，可以找到很多的分析角度，比如个性的变异、贪官的恶劣示范，腐败的日益猖獗，个体权利的不彰，财富分配的不公，社会保障的羸弱，兜底机制的阙如……但真正重要的是，我们要想达成认识暴力和反对暴力的共识，从制度上设计一条杜绝此类暴力行为再度发生的途径，我们不仅要分析施暴者个体的罪因，更要从社会中找出罪恶的根源。
有一句法学俗语很经典：一切犯罪的根源在于社会。诚然城管、警察滥用公器殴打、滥杀弱势群体的“随机的暴怒”在中国已不是新闻。可是，因为停车发生争吵，竟将在童车中熟睡的无辜幼儿重摔在地、北京电影学院学生因停车纠纷将清洁工打死一案、长春周喜军盗车将婴儿杀死案等如此暴戾的行为不仅令人们心冷齿寒，更令人们对此“随机的暴怒”无法理解。为什么？为什么我们这个社会人们的脾气越来越坏？为什么人们越来越如此崇尚暴力？
几乎同一时间，中美鬼使神差居然发生两起类似的案件，差异极其震撼。周喜军盗车发现后坐有婴儿，将其掐死埋在雪中；而美国盗贼发现SUV有婴儿后，立即停车报警并逃跑。中美两国差距的并不是犯罪率，而是撕裂的中国现实早已使人沦丧基本道德，成了毫无人性，毫无底线的国度。纽约偷车嫌犯发现车内有婴儿 报警后弃车离开。如果单从个性来分析，是无法得出满意的答案。当然，一个再完美的社会，也会有矛盾，也会有暴力，任何国家的公民都会有脾气，但是在当今世界，如此无底线的“随机的暴怒”是极为罕见的，恐怕只有中国这个社会才会发生。
一旦一个社会能够把多数人都变成鬼而又获得成功，那么这个社会也就成了一个鬼的社会。也就被颠倒了。今天，不论几乎全体中国人都喜欢说假话也好，还是一年要发生多少万起“群体事件”也罢，其根源，就因为我们不是一个正常的社会，不是人的社会，不是别的什么原因。所谓西方，所谓阴谋，所谓颠覆，所谓国内外敌对势力，这一切都只不过是有些人在遮掩自己的专制统治而已。
我们不幸生在这样一个不正常的社会，这一切就被打乱了，乱到不知道自己真正需要什么，乱到以为社会给再怎么暴戾都认为是最好的，乱到自己原本生活在“水深火热”，却还在想着如何去“解救”比自己生活也不知好多少倍的人们。事后想想，这是多么可笑，也是何等悲哀。
在一个不正常的社会，一个人活得越正常，你就越是错的，越会遭到某些人乃至代表政府的机构指责；若是在有些方面你再执着地坚持按正常的去做，这时候，即使全人类大多数人都以为你是对的，并且支持你，甚至感觉你很伟大，你依然逃脱不了囹圄之灾，甚至要付出生命代价。
我们必须敏锐地认识到反映出来的中国当前的社会问题。目前，改革开放已进入深水区，普遍受益已成为“昨天的故事”，贫富分化、官员腐败等现象触动人们仇官、仇富的神经。一些弱势群体的利益诉求得不到有效的表达，信访渠道不畅，诉讼成本过高，极易引发挫折—攻击行为，引爆个人极端暴力事件。另外，长期以来，中国百姓都被培养成了工具，从小只接受虚假的教育（他长大后的有一天会恍然大悟的）而没有良好的道德教育，对真善美和假恶丑没有判断力，没有信仰，没有尊严，等于社会在一天天积累一颗颗“随机的暴怒”的定时炸弹，随时可能因为一点小矛盾也会使人按下“引爆装置”。而中国政府对社会秩序的关注几近痴迷，但实际上社会不稳定加上政府内部贪污腐败之后，才是最致命的炸弹。
过去在计划经济背景下，“单位制”社会中的个人权利意识受到压抑，缓慢的生活节奏更能使人心平气和。一些利益主张或矛盾纠纷经过党、政、工、团、群、妇等组织的强行调解或压制而得到“解决”。如今，由“单位人”变成社会人，原有的社会矛盾与纠纷调解组织功能失效。人们的利益意识与维权意识空前强大，但解决利益冲突与权利纠纷的新机制还没有完全形成。一些弱势群体的利益受损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小事拖大，大事拖炸”。一旦情绪失控，就可能发生激情型的暴力犯罪。不仅如此，在快节奏、高压力的现代社会中，精神疾患的发病率呈现上升趋势。然而，这个特殊群体不再面对医院、单位、家庭、邻里结成的多元监护网，不少人被家庭单纯地抛给医院。缺少关爱和生活信心容易使他们成为“暴徒”。
“巨大的贫富差距和快速的社会变化”，韩联社24日以此作为中国近期频发不针对特定人群行凶事件的根本原因。文章称，虽然北京警方称17日和22日持刀杀人事件的案犯有精神病史，但很多人总担忧“背后有隐情”，为安抚民众，中国政府除了加强安保还需要找到根治社会戾气的对策。韩国《亚细亚经济》说，中国接连发生自爆与杀人事件是社会弱者无法自保后铤而走险的典型例子。中国社会贫富差距越大，弱势群体的不平等感和对社会的不满就越强。相关统计表明，中国标志着收入不平等程度的基尼系数2012年已达到0.49，而通常该数据超过0.4就能引发暴动等极端社会矛盾的爆发。
在网络时代，事件经过媒体报导后很容易导致恐怖情绪的广泛传播。这就是风险的放大效应。目前，中国个人极端事件的频发充分说明了总体治安形势的恶化。与此同时，也反映一个事实：伴随随着社会发展，人们对生命价值更加珍视，对政府公共安全服务供给能力的期望值也越来越高。打击个人极端暴力事件要以预防为主，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畅通弱势群体的利益诉求表达渠道，避免形成“言塞湖”。同时，培育注重宽容与理解的社会文化氛围，让人们分享社会和谐，给予精神疾患群体以特殊的关爱。这不是政府的“独角戏”，企业、组织、个人都责无旁贷。基层社区应发挥关键作用，在第一时间及时发现社会矛盾的端倪与个人极端暴力事件的征兆，及时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将其遏止在萌芽状态。此外，与媒体的客观真实性报导也息息相关。媒体舆论屈就政府而做欺骗性的报导和引导，就会造成负面的模仿效应。媒体有责任让公众认识到，应谴责一切形式的个人极端暴力事件，应权衡政府在其中不作为或乱为所起的负作用。
“随机的暴怒”为中国社会敲响了警钟，让人们意识到面对不断扩大的财富鸿沟，当下的中国社会缺乏理想的法律体系和社会安全网络。一些人觉得自己长期受到不公正对待并因此而绝望，进而做出非理性行为。有社会学家认为，上述事件的发生意味着中国社会的法律秩序严重下滑。中国个人极端暴力事件发生突然、出人意料，手段残忍、后果严重，令公共安全部门的防范、打击十分困难。这类事件的风险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而且分布不均衡，很可能会造成人人自危的社会后果。
人们不免提出了这样的疑问：中国能否充分应对那些越来越边缘化的社会人群所积聚的不满和怨气，极端暴力事件还暴露出中国现行司法制度无法向人们提供公平感的缺陷。有人担心，每一个在中国遭受不公平待遇的人都可能变成社会的定时炸弹。
文章来源：《民主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