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4年4月21日讯】一九九九年四月二十五日，上万法轮功学员陆续汇集在北京的国家信访局府右街和西安门大街附近。事件的发生地点紧邻中共政治中心──中南海，所以这个后来被称作“四•二五”的事件，也被称作“中南海事件”。这一事件并被认为是中共迫害法轮功的导火索。
法轮功学员为什么要聚集在中共的政治心脏附近？这是挑战中共吗？“四•二五事件”是促使中共下决心铲除法轮功的根本原因吗？亲爱的读者朋友，如今整整十年过去了。今天，让我们围绕“四•二五”事件发生的前前后后，回顾一下这一事件的历史背景，通过当时的历史记录，以及当事人的亲身经历，拨开迷雾，还原历史真相，并进一步解读这一事件的发生，对于当时和今天的中国社会，又意味着什么？
一九九九年之前政府、媒体对法轮功的正面了解
您能想像，以下的新闻内容出自于上海电视台吗？
“今天一大早，上海体育中心人头攒动，本市近万名爱好法轮大法的炼功者会聚一处进行推广表演。法轮大法创始人李洪志师父于一九九二年向社会公开传功讲法，受到广大群众的欢迎。六年来，功法以炼功时不受场地时间的限制以及无需意念引导等不同于其他气功的全新内容令人耳目一新，独树一帜，到目前为止，包括港、澳、台在内的全国各地都有自发性的群众炼功组织，并传遍欧、美、澳、亚四大洲，全世界约有一亿人在学法轮大法。这是本台记者报导的。”
这是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大法之前，上海电视台一九九八年十二月播出的一段新闻。今天很多人看到这一段新闻节目，会大吃一惊。事实上，直到一九九九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大法之前，法轮大法不但在中国大陆广受欢迎，中共政府部门、甚至政治局高层也对法轮功早有了正面的了解──尽管这其中有一部分中共官员一直想利用法轮功制造事端，从而为自己捞政治资本。
法轮功是一九九二年向社会公开传出的。一九九二年五月十三日，李洪志先生在长春开办第一期法轮功学习班。随后，中国气功科学研究会向李洪志先生颁发了气功师证书，一九九三年又向北京的法轮功研究会颁发了“中国气功科学研究会直属功法登记证”，正式表明法轮功研究会的类别为“学术性团体”，业务范围为“理论研究，普及功法，咨询服务”三大项，活动地域为全中国。李洪志先生在一九九四年底停止在中国大陆办传功学习班，一九九五年七月，停止在海外办传功学习班，并于一九九六年初正式退出了中国气功科学研究会。所以此后被“取缔”的法轮功研究会，早在一九九六年就不存在了。
需要指出的是，这个中国气功科学研究会，是一九八五年底经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批准成立的，并由原国防科工委副主任张震寰担任理事长，所以它并非单纯民间学术组织。九十年代开始，该会直接由国务院“人体科学工作小组”管辖（注﹕“人体科学工作小组”，即所谓“九人小组”，是在一九八九年六四事件之后，中共杯弓蛇影，为了将气功和人体特异功能研究的所有组织纳入监督管辖范围而扩充组成的一个九人工作小组。这个小组成员来自国家体委、国家科委、卫生部、安全部、中宣部、财政部、公安部、总政联络部、武警总部等正副部级官员。）小组的一个主要任务就是监督气功组织里的“政治苗头”，从这一点来讲，法轮功有没有所谓“政治企图”，当时的中共是非常清楚的。
一九九三年八月三十一日，公安部所属中华见义勇为基金会致信中国气功科学研究会对李洪志大师表示感谢，感谢李洪志先生为全国第三届见义勇为先进分子表彰大会代表免费提供康复治疗。一九九三年九月二十一日，中国公安部主办的《人民公安报》刊登报导《法轮功为见义勇为先进分子提供康复治疗》，称公安部见义勇为先进分子“经调治后普遍收到了非常好的效果”。一九九三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公安部所属中华见义勇为基金会授予李洪志先生的荣誉证书。一九九三年十二月在一九九三年北京东方健康博览会上，李洪志先生获博览会最高奖“边缘科学进步奖”，和大会的“特别金奖”，以及“受欢迎的气功师”称号，在该届博览会上李洪志先生是荣获奖励最多的气功师。
国家体育总局于一九九八年五月对法轮功进行了全面调查了解。九月由医学专家组成的小组为配合此次调查，对广东一万二千五百五十三名法轮功学员进行表格抽样调查，结果表明祛病健身总有效率为百分之九十七点九。十月二十日，国家体总派到长春和哈尔滨的调研组组长发表讲话说：“我们认为法轮功的功法功效都不错，对于社会的稳定，对于精神文明建设，效果是很显着的，这个要充份肯定的。”其间，大连、北京等地对法轮功功效的民间调查也得出了一致的结果。
一九九九年二月，美国一家权威性杂志《US News and World Report》发表文章谈到了法轮功在健身方面的好处：“国家体育总局局长说：‘法轮功和其他气功可以使每人每年节省医药费一千元。如果炼功人是一亿，就可以节省一千亿元。朱镕基对此非常高兴。国家可以更好地使用这笔钱。’”
外界认为中共在一九九九年四•二五万人上访之前，并不了解法轮功。这其实是中共为了开脱责任故意造成的一种误解。前述事实清楚表明了中共一直对法轮功有着调查和监控。一九九四年五月十四、十五日，当时由中华见义勇为基金会主办，李洪志先生在北京公安大学礼堂举办两场带功报告会，下面听课的人中就有公安部的高层人士。李洪志先生一九九五年开始在海外传功讲法。李先生在海外的第一次讲法学习班，就是应中国驻法国大使馆邀请，于一九九五年三月十三日在使馆文化处举办的，大使馆的人也有不少在下面听。那时候从上到下大家都觉得这功法很好，而且是在海外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大家都很高兴。在江泽民发动政治运动之前，没人觉得不正常。
“四•二五”之前中共高层对法轮功早已知情
中共的高层，包括政治局成员，在一九九九年之前也对法轮功都有了解。
李洪志先生在一九九二年五月开始传法，当时在北京紫竹院有一个相当大的炼功点。紫竹院附近有许多退休中共老干部，有的是部队的退役将军，也有的是国务院或中央机关的退休高干。这些人中有的在中共党内的资历比江泽民、朱镕基、罗干、李岚清等人老得多，有的人甚至是参加过长征的。中共十五大的这些常委有些是他们过去的下属。
这些退休中共老干部在学炼了法轮功并从中受益之后，自然而然的想到向身居高位的昔日同僚们介绍法轮功。
至少在一九九六年以前，紫竹院就有一位法轮功学员亲自到江泽民的家里教江的夫人王冶坪学法轮功。
李岚清原来在外经贸部当部长，他是另一位法轮功学员的顶头上司，两人原来关系不错。早在一九九五年，这位学员也说起过向老部长李岚清介绍法轮功的事，还给了李岚清一本《转法轮》。
江泽民原来在武汉热工所的上级也炼法轮功，江泽民和武汉热工所的人聚会时，老同事也给他当面介绍过法轮功。江泽民后来说他一九九九年四月二十五日才第一次听说法轮功，这是公然撒谎。一九九六年，江泽民去视察中央电视台，看见一个工作人员桌子上有一本《转法轮》，还对这位工作人员说“《转法轮》，这本书挺不错。”
罗干也是在一九九五年就知道法轮功的，是他原来在机械科学院的老上级和老同事介绍的。
从一九九六年开始，北京修炼法轮功的人数迅速增长，中共各大部委也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炼功，甚至有的在任副部长也炼，很多人都看过《转法轮》。因法轮功对人身体和精神道德的改善作用巨大，人传人，速度远远超过一般人的想像。到一九九九年，中国大陆学炼法轮功的已达一亿人。
法轮功在祛病健身方面的奇效，在提升社会道德水准的巨大作用，以及在修炼其他方面超越人们常规思维的事实，让许多人改变了固有的观念，甚至跳出原有意识形态的框框重新看待宇宙人生。然而，中共毕竟是一个依靠严厉控制全民意识形态而维持的政党，绝对的唯物主义是中共意识形态的根本；法轮功在中国大陆的迅速传播，也引起了中共的高度警觉，从而被中共视为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可能挑战力量，这为日后的大规模迫害埋下了导火索。
风云突变 山雨欲来
一九九六年，中宣部副部长徐光春召集十个中央大报总编开会，要《光明日报》刊登诋毁法轮功的文章，并要其它各大报转载。随后，中宣部管辖的新闻出版署向全国各省市新闻出版局下发内部文件，以“宣扬迷信”为由，禁止出版发行当时名列北京十大畅销书的《转法轮》、《中国法轮功》等法轮功书籍。徐光春这么做实际上违反了中共自己的“三不”（对气功和特异功能“不干涉、不宣传、不打棍子”）政策，想通过打击法轮功捞取政治资本，当时就想给法轮功扣一个“初级简陋邪教”的帽子。
但是各大报都有许多人修炼法轮功，真正执行镇压的国家机器──公安部中炼功的人就更多。前面说的中华见义勇为基金会感谢信中还专门提到为当时的公安部长王芳治病，效果非常好。因而当时公安部里了解法轮功的人相当多，很多人本来就是气功爱好者。一些司长、局长、处长一级官员，还有很多外地公安局或公安厅的厅局长就是法轮功学员。原法轮大法研究会成员叶浩和李昌原来都是公安部的副局长、处长。
一九九六年的镇压根本没来得及开始，就收到了几十万封群众来信，澄清法轮功的真相，后来不了了之。
一九九七年初，罗干指示公安部在全国进行调查，网罗罪证欲定法轮功为“邪教”。全国各地公安局经充份调查后均上报反映“尚未发现问题”，调查不了了之。一九九八年七月公安部一局发出公政[1998]第555号《关于对法轮功开展调查的通知》。《通知》中先把法轮功定罪为“邪教”，紧接着又提出：要掌握活动内幕情况，发现其违法犯罪的证据，各地公安政保部门要深入开展调查。
罗干当时发的文件明显带有构陷的性质，先是声称法轮功是“邪教”，然后让各地公安去搜集证据，等于“先定罪，后调查”。当时陆续有公安、统战部和特工到法轮功的炼功点上学功，并和学员一起学习《转法轮》，其实都是去卧底。但是法轮功无底可卧，因为法轮功学员的一切活动都是公开的，而且来去自由，谁愿意来炼都行，不愿意了就走，既没有人员登记，也没有会费。很多卧底人员倒因此机缘而对法轮功有了深刻了解，反而成为坚定的学员。令罗干吃惊的是，在全国各地，一条法轮功的罪证都没有搜集到。
但罗干的两次“调查”还是在一些地区造成了严重后果。
如：辽宁省朝阳市公安局，向所属公安部门发出了朝公发（1998）37号《关于禁止法轮功非法活动的通知》，有的辅导员被数次罚款，累计金额达四千多元。有的不给收据单，有的只给白条。由此引起四十余人到公安部上访；一千余人联名投诉朝阳公安局侵害公民合法权益的违法行为。
一九九八年七月二十一日，公安部一局又向全国公安部门发出《通知》，再度引发新疆、黑龙江、河北、福建等地基层公安部门强行驱散炼功群众，非法抄家，私闯民宅，没收属于个人的私有财产等违法乱纪问题。
罗干在一九九七、一九九八年两次想把法轮功定为“邪教”进行镇压。这倒不是因为法轮功做错了什么，而是罗干那时当了中央政法委书记，官儿坐到头了，要想继续往上升，就必须做出大动作来。这个和军人不到战争时期很难立大功晋升将军一样。罗干也想把水搅浑，这样他这个政法委书记才能成为政治焦点。
罗干搜集不到资料也很着急。他发现公安部这些负责气功的人都很懂气功，很多人自己也练气功。罗干在一九九六年开始为此特意改组公安部，不但把编制改了，原来管气功和懂气功的人一律调走，为下一步打压法轮功铺路。
一九九八年下半年，以乔石为首的部分全国人大离退休老干部，根据大量群众来信反映公安非法对待法轮功炼功群众的问题，对法轮功进行了一段时间的详细调查、研究，得出“法轮功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的结论，并于年底向江泽民为首的政治局提交了调查报告。
科痞开道 颠倒是非
因为罗干等执意想通过打压法轮功来搅浑水，围绕法轮功的政治空气也越来越敏感。在这期间，既有敢讲真话、正面支持法轮功的媒体记者、政府官员，也有见风使舵、乘机大捞政治资本的小人利用各种机会诽谤、诬蔑法轮功，为日后的全面迫害制造事端。
一九九八年五月，罗干的连襟何祚庥挑起了北京电视台事件。事情的起因是何祚庥对北京电视台《北京特快》节目的一个记者造谣，说中科院一个孙姓的研究生，因练法轮功导致精神病。实际上孙当时表现的不正常状态和法轮功毫无关系。孙的室友和孙的同学都多次以详细具体事实向何讲清了。可何祚庥在十分清楚事实的情况下，在电台竟仍用同一假证栽赃法轮功，纯属故意。许多从法轮功中受益的人自发去北京电视台澄清事实真相。北京电视台的一个副台长看到法轮功学员的祥和，在了解真相后决定制作关于法轮功学员户外炼功的新闻以挽回错误宣传的影响（但是没有公开道歉）。事情得以初步解决。
何祚庥号称是“两栖院士”，实为政治投机分子。他善于在科学家面前冒充哲学家，在政治家面前冒充科学家，尤其善于从意识形态领域批判真正的科学。一九五零年十一月，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处副处长于光远来到清华大学，找青年学生召开了理论学习座谈会。何柞庥在会上提出探讨与众不同的问题：“自然科学有没有阶级性？”何祚庥因此而被于光远看中，五一年毕业时，何被分配到中共中央宣传部，在于手下工作。从此，何开始在科技界到处挥舞大棒。
比如说，一九五二年五月二十一日，何祚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苏联科学界批判量子力学中的唯心主义观点》，提倡把当时国内政治斗争中对所谓唯心主义的批判应用到物理学。一九五五年，围绕北京市古建筑的拆留问题，正当以毛泽东为首的“主拆派”和以著名建筑学家、清华大学教授梁思成为首的“主留派”之间的争论不休时，当时在中宣部的何祚庥抓住机遇，在《学习》上率先抛出一篇批判文章，《论梁思成对建筑问题的若干错误见解》，攻击梁思成的建筑风格是“中国人的脑袋，外国人的身子”，是“阶级调和的变种”，“梁思成的建筑理论是直接违反总路线的错误理论”。于是，梁思成被迫做检讨，一场大拆大毁北京古建筑的狂潮同时掀起，从而根本改变了北京城的面貌，也改变了何自己的政治命运。据一九九八年《人民日报》一篇题为“‘两栖学者’─何祚庥”的报导，何迄今为止仍然对这段经历津津乐道，认为使他“逐渐领会到什么是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此外何祚庥还抡起意识形态的棍子批判过摩尔根的遗传学说、用马列主义批判盖尔曼获得诺贝尔奖的“夸克模型”，一直到晚年转而批判气功，声称是“伪科学”。
因为何祚庥打击科学、维护中共意识形态有功，《红旗》杂志力荐他当了中科院的院士。何则继续利用他的院士头衔拍中共、特别是最高领导人的马屁。二零零一年，江泽民的“三个代表”宣传正火，何祚庥在中科院的一次量子力学研讨会上发言说“量子力学的发展规律符合江泽民的‘三个代表’的理论”，当即有几位正直的学者拂袖而去；何同时不知耻地将其“理论”整理成“论文”发表（何祚庥二零零一，“量子力学的建立与科技创新的评价体系”，《昆明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二零零一年一期）。
因为罗干想藉打压法轮功向江泽民邀功请赏，罗的连襟何祚庥也就一次次不遗余力地披着科学的外衣诋毁法轮功。但何祚庥的名声实在太差，北京市的一位副市长亲自指示，今后北京市的媒体不得刊登何祚庥的欺骗言论，对气功仍旧执行中央“三不”的政策。
天津事件 序幕拉开
何祚庥因为无法继续在北京刊登诬蔑法轮功的文章，就到天津教育学院的杂志上，于1999年4月11日发表了《我不赞成青少年练气功》一文，将明显违背法轮功原则的表现归罪在法轮功头上，暗示读者修炼法轮功会出大问题，甚至导致亡国。许多法轮功学员感到，如果不能澄清事实，不但学员们的合法炼功权利会受到威胁，炼功群众还可能被别有用心的政客硬拉入肮脏的政治斗争中去。
于是数千名法轮功学员自发陆续前往编辑部澄清事实。在双方和平理性的会谈即将结束，出版社方面准备发声明更正之际，4月23日天津市突然出动防暴警察300多名，驱散自发前往编辑部澄清事实的法轮功学员，殴打并逮捕了45名法轮功学员。天津市政府也对去请愿的法轮功学员说，镇压是北京的命令，并鼓励他们去北京反映情况。
从各种迹象看来，这不是一起单纯的杂志和读者之间的事件。天津方面显然是接受到来自北京方面的指挥和压力。海外媒体直指罗干是此次暴力行动的直接指挥。
中南海万人大上访
消息传到北京，当时北京的许多法轮大法学员，包括当时北京的原法轮大法研究会负责人决定4月25日去国家信访局上访。得知这一行动的外地法轮功学员也相互联络，结果那天紧邻中南海的国家信访局外请愿人群达到一万余人，这就是震惊中外的“四．二五事件”。
在文革后，面对历次中共政治运动中造成的大量民怨，中国建立了上访制度。个人或集体上访受到中国宪法和法律的保护。上访不需要预先向公安机关申请，也不需要得到事先批准。
当时前去上访的法轮功学员的想法都很简单，那就是到更高一级国家机构去反映情况。原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博士石采东参加上访的想法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4月24日晚上，因为加班完成实验，我很晚才去学员家参加通常的集体交流和读书。辅导员李阿姨见我来晚了，简单地介绍天津事件的经过，并说了部分学员决定明天去上访。李阿姨说大家自己决定是否去。我说上次写信反映新闻出版署禁止出版《转法轮》的事情至今没有进展，这次上访也正好反映一下，所以当然要去。国家新闻出版署早在1996以“传播迷信”为由，用行政手段非法查封了法轮功有关书籍。许多学员曾经写信给新闻出版署和中央领导反映过这些政府部门的非法行为。但长时间没有回音，情况也没有改善。直接向中央领导反映情况，是当时唯一的选择。”
如果我们今天以一个局外人的眼光，在10年后来看这件事情。很多人可能会觉得这些人的想法多少有点一厢情愿，或者天真，也许他们不了解政治的复杂。果真如此吗？
*放下生死 君子坦荡
其实，上访的法轮功学员中有许多中老年人，他们都经历了中共历次政治斗争的风风雨雨，他们中也有亲身经历了1989年64事件的年轻人，还有些人和甚至有渠道获得中共高层内部消息，他们并非不了解自己面临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当权者。
2005年5月4日明慧网刊登了一位参加上访的学员写的经历，其中这样写道：
就在当天晚上11点半左右，我一连接到几个电话，我才知道事情已非常复杂。电话是我的一个姐夫打来的，他郑重其事地说：“明天你们姐妹三个千万不能去北京，我有在警察局工作的好朋友，人家特地告诉我，上边全安排好了，明天可不客气！”（我们姐妹三个都修炼法轮功）。过了一会儿又来电话，再一次警告：“中南海 附近已驻有大量的军队，我朋友说，‘我知道嫂子可是好人，你就是把嫂子绑在家里，锁在家里，也不能让嫂子去中南海，上头要我们明天不认人，见一个抓一个……’（意思是明天讲不了情面）你们一定要去，我也要先告诉你们！”我的一个姐姐也来电话说：“某某给我儿子打电话，让他无论如何要看住我不能出门，外面全布置好了……。”我问姐姐们是否改变主意，她们都笑了。就这样，我们姐妹三人堂堂正正地各自走上“4.25”的行程。
那么究竟是什么样的动力，使他们义无反顾的去上访？难道不知道小胳膊拧不过大腿？直到今天，还有很多人无法理解他们：坚持要上访，是不是没做到忍？为了社会稳定，难道不可以牺牲一下“小我”，不要去上访吗？
我们还是来听一听法轮功学员们的真实想法。一位法轮功学员针对这样的疑问写道：
•善良不是懦弱，宽容不是苟且，也不是对行恶的纵容。我们不懂也不参与政治，但是我们懂得善与恶，是与非。
从96年禁止出版转法轮，到北京电视台事件、光明日报事件，到罗干的调查，到天津事件，虽然政治“风声”越来越紧，但作为中国社会的一员，一方面我们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经验，中国的事情一旦涉及到政治，一旦涉及“上面的决定”，那就没有什么对和错，是与非可言；而另一方面，作为修炼人，我们只是炼功，我们的原则只有一个，那就是按真善忍修自己这颗心。我们不懂也不参与政治，但是我们懂得善与恶，是与非。“忍”不是苟且，忍中还要有善、有真。如果人人都认同小胳膊拧不过大腿，那这个社会就失去了基本的善恶、是非标准，没有基本的公义和社会良知，最终受害的是每一个人。
•修炼人只能在任何情况下，坚守原则做一个好人，人人都这样，那就是社会的希望
修炼的人在哪里都要做一个好人，在对和错、是与非面前的苟且也许能换得暂时的平安，但那是懦弱，绝不是忍。一个社会道德崩溃的开始，正是从社会的每个成员放弃善恶的原则开始，如果人人都认同强权就是真理，或者把现实利益当作行为准则，那这个社会就失去了希望，因为人们都不相信这世间还有个公道，那只有个人利益为大了。在今天的中国，我们看到这个社会的诚信丧失、良知麻木，不都是这个原因吗？！
•人人维护公民的基本权利，才能真正维护社会的稳定
作为一个社会的公民来说，每个人都有义务维护公民基本的合法权利，这个义务，如果不是说大话的话，首先就是维护自己的合法权利，这样做也是维护这个社会每一个公民的权利。如果说为了所谓的“稳定”，人人都在利益或压力面前放弃原则、放弃公民的合法权利，那等于是帮着践踏法律，这个社会真的能稳定吗？
的确，中国过去六十年的风风雨雨中，这样的教训太多了。在历次由中共发起，全民参与的政治大动荡中，如果社会中多一些这样坚持原则，不畏强权的人群，那些混淆善恶、颠倒是非的荒唐悲剧也许可以少发生一些。这一群看似平凡的人，却坚持着不平凡的原则。
*祥和理性 高度自律
一九九九年四月二十五日当天，上万法轮功群众汇集到国家信访局所在的府右街附近。尽管人数众多，人群却出奇的安静，并且秩序井然。而维持治安的警察这时候也觉得没什么事可做而开始闲聊。我们从当时的中央电视台新闻画面和现场照片都可以看到，上访群众的身后，并不是中南海特有的红色围墙（见图）；而和上访群众隔街相望的才是中南海的红色围墙，以及中南海西门。众所周知，中南海的正门是面向长安街上的新华门。事实上，四月二十五日在长安街上并没有上访群众聚集。人群主要分布于府右街和西安门大街，并且无人聚集在中南海红色围墙的一侧。也就是说，民众没有“围”住中南海，更没有发生所谓“冲击”事件。事实上，如果发生了“冲击中南海”这样的政治大事，警察绝不会如此悠闲的在一边闲聊。
和上访群众隔街相望的是中南海西门（这里可以看到紫禁城的红色围墙）
即使在几个月前对法轮功的迫害开始后，中央电视台播出的现场录像中，也并没有出现示威中常见的情绪激动的人群以及斑驳的标语、喧嚣的口号等。很明显，上访群众没有“围”住中南海，更没有发生所谓“冲击”事件。
据在当时的现场的法轮功学员回忆，上访的人群秩序井然：
“路口有学员在自动维持秩序，疏通道路，一遍遍地重复：请自行车和行人不要在此停留！不要在此停留！看得出来，许多学员是从外地赶来的，一夜行路，风尘仆仆。”
“大家静立着，微笑而平和。不交谈也不扎堆，也不和路人搭话。有人好奇，会停下来问：这是怎么回事啊？大家只是微笑，友好地劝他不要停留。因为一句两句说不清楚，如果一个人交谈就会围上来一大堆，事情就会起变化……一句说不清楚就容易被坏人利用。”
“大家都站在行人道上，马路上汽车和自行车畅通无阻，只有警察在马路上来回走动，并不时与学员聊天……即使那么多人有两顿饭就地吃，没有一个人乱扔垃圾，全留在自己的包里。有一些学员拎着塑料袋拣大家不慎掉下的垃圾。一天下来，地上真的没有一张纸片，一点脏物。大家这么做，没有人动员，没有人组织，全凭自觉，其实那是炼功人特有的修养和内涵。”
这样的人群，在当时的中国，在今天的中国，都显得如此不同凡响。国际社会事后也对此作了高度的评价。但正因为如此，他们也引起了中共的嫉恨：中共认为，他们的背后一定有严密的组织，他们这样做一定怀有政治企图。
的确，信奉无神论、绝对唯物主义的中共，无法理解有信仰的人真实的想法。对于修炼人来说，受到不公、甚至受到非法对待，法轮功学员作为个人其实并没有怨言、也不仇恨谁。作为有信仰的人，不论怎么样都相信天理公道不灭。但是如果一个人、一个政党做错了，错的太离谱了，错到连基本的信仰自由都要被压制，如果一个国家连信仰“真善忍”都不能允许，那修炼人也有责任告之，不要一错再错，因为修炼人讲劝善。其实在中国，很多人经历了中共的历次政治斗争，经历了“六四”，也清楚中共的残暴声名。虽然最后中共会作出一个什么样的决定，那是它自己的选择──也许是善的，也许是恶的，但这个选择改变不了善恶有报的天理、也改变不了人世间的公道。可是不管是什么党，不管是什么人当政，作为法轮功学员只希望其了解真相，从而作出理智的选择，善的选择，这对国家和民族都有好处。法轮功学员无意改变社会，但是作为修炼人，所做的任何事一定是对这个社会有益无害的。
法轮功学员当时是抱着对政府的希望和信任去上访的，希望它最终作出善的选择。讲究现实的人，可能会把这些修炼人的坦荡当作天真。其实，因为修炼人要看淡的正是人世间的名利，所以他们才能无所畏惧；因为他们不怕失去什么，才能坦坦荡荡。这就是信仰的力量。但是对于信奉无神论的中共来说，对于习惯了各种政治手腕，习惯了用利益可以收买和诱惑、用压力可以胁迫人放弃原则的人来说，这些修炼人的行为是不可思议，无法理解的。信奉斗争哲学的中共，认定这样高度协调、高度自律的人群，即使没有政治企图，也可能被潜在敌人利用而挑战中共政权。
*与政府和平对话
从事后CCTV播出的画面看，当时公安部的罗干等对法轮功学员进京之事显然了若指掌，包括从何处开车进京，在何车站下车，经什么路口才能向中南海聚集，并事先安排了摄像机对每个参与者进行扫描。如果认为上访行为违法，当时完全可以采取措施。很显然，罗干等人希望事情发展的更大。
据公安部内部的人说，“四•二五”事发的前三天，公安部门已经掌握讯息并密切监控，却知情不报，甘愿事后被批评。又据报导，事发后有人请求何祚庥发表评论，何说：目前不去评论，因为不想打乱整个部署（五/5/99电子《明报》）。
据当事人证实，一开始，学员们是在府右街附近集结（国务院信访办所在地）。后来，几位武警来告诉学员说：这里不安全，那里不行等等。从而在武警人员的引领下，学员在不知不觉中分为两路，人越来越多了，南北约两公里长的府右街，南口站到了长安街，北口和西安门大街交叉向东快到北海，向西也望不到头。
二十五日清晨六点多，一位目击者来到府右街北口，发现警察已堵在进入中南海的路口。不久出现了一幕惊人之事：警察先把法轮功学员的队伍从马路东口引到西口；然后又指挥着队伍，由北向南缓缓地向中南海西门行进；同时，另一队正由南向北一路而来。两行队伍在警察的指挥下正好在中南海西门相遇会合成一队。据各媒体的报导，汇集人数大约有万名以上。
当天，总理朱镕基接见了学员代表。
据当事的法轮功学员、原中国广东省政协委员、华南理工学院轻工食品学院的院长高大维回忆：“大概十点多吧，就是朱镕基总理到机场去送外宾，那么一下看到那么多学员就叫工作人员下去了解情况，那么朱总理当时带了话，他到送完外宾以后，会回来接见我们的代表，了解详细的情况。法轮功学员的代表提出了我们的三点诉求：第一点是释放在天津被非法抓捕的所有学员；第二点是为广大法轮功群众提供一个合法、合理的修炼环境；第三个就是允许出版法轮功的有关的书籍。”
朱镕基很快下令天津公安局放人，重申了国家不会干涉群众炼功的政策。
另一位当时学员、清华大学炼功点的法轮功学员杨清回忆说，“四•二五的晚上，大约九点多钟呢，进去的代表出来了，出来告诉大家要有什么意见可以向各地的信访部门反映，国务院会把这些意见进行处理，当时听到这些消息以后就觉得呢，领导上能做到这一点我们也就满意了。”
在国务院工作人员和法轮功代表会谈之际，上万名学员一直在外静静等候。到晚上八点多，会谈完毕，在得知天津方面已经释放被捕的法轮功学员后，中南海前的法轮功学员也很快散去，临行时，地上清理的干干净净，一片碎纸都没有留下，连警察扔下的烟头都捡走了。整个过程，平静祥和，秩序井然。一个当时维持秩序的警察对周围的人说，你们看看，这就是德！
现居荷兰的朱女士谈到当年荷兰媒体的报导时说：“我们荷兰有一个记者在四•二五当天亲自到中南海采访法轮功学员。在采访上访法轮功学员的时候他写道：这是一支品德高尚的队伍，并把《转法轮》称为蓝色经书，他在后面写道，他们（法轮功学员）有神的纪律，走后地上没有留下任何脏东西。”
可以说，法轮功学员真诚的善心，以及高度克制、处处为他人考虑的大忍之行，消弭了罗干等人蓄意制造的潜在冲突。四•二五事件在当天的和平解决，开创了中共建政五十年来，平民通过和平理性的方式，与政府通过和平对话解决矛盾的先例，也震动了全世界。国际媒体对此给予了高度评价。不少人由此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新的希望。人们也开始注意到法轮功这个由最基本群众组成的修炼群体是如此的不同凡响。
一位在美国从事科学研究的华人听闻此事后表示，“中国这个民族他是一个顺民暴民的民族，他不当顺民就当暴民。在中国历史上没有和平解决问题的，没有非暴力运动解决问题的事情。所以说事实上这一天的行动已经证明了，就是中国人是愿意走非暴力的道路的。事实上这个法轮功已经改变了中国的民族性……”
事情如果这样落幕无疑是个皆大欢喜的局面，但是却有一个人暴跳如雷，这个人就是江泽民。
小人妒嫉 指鹿为马
众所周知，作为当时中国党政军三位一体的最高统治者，江泽民的上台既不是因为有什么治国的才能，也不是因为有深厚的党内资历或人脉，而是凭借政治投机，在一九八九年的天安门事件中率先积极响应强硬压制手段而获得赏识的。在中共凭出身、讲资历的传统中，江的上台，可以说是一个异数。上台后江泽民也深知，党、政、军中有一大批资历和才能都远胜于他的中共高干，对于他这样一个无德、无才又无资历的政治投机者是很不以为然的。甚至在江上台的同时，胡锦涛已被指定为江的接班人了，这在中共历史上也是罕见的。
在中共内部错综复杂、勾心斗角的政治环境中，江泽民的投机背景和身处的奇特政治环境使其虽然身处高位，却时刻担心自己权位不保。对权力的偏执以及由此发展的对失去权位的极端恐惧，助长了江的妒嫉心理。法轮功及其创始人在国内外的广受欢迎，以及由此体现出道德上的强大凝聚力，让离心离德的江泽民感到极为妒嫉和恐惧；同时，四•二五上访事件的和平结局，使得国际媒体聚焦于当事人朱镕基，这也令当时集党政军最高权力于一身的江泽民倍感尴尬和恼恨。强烈的妒嫉和恐惧使江泽民失去了理智。
按照中共的传统，巩固领导者地位和清除异己的最佳手段，一向是政治运动。这次江泽民看到了毫无政治攻击能力和政治倾向的法轮功修炼群众，一群以真善忍为核心的和平的民间修炼团体，似乎是斗争对像非常合适的候选者：他计划发动一场打击法轮功的政治运动，来强迫全党表态，看看谁在此时会站在他自己这边，这和赵高以“指鹿为马”来考验群臣是否依附自己的方法是一样的。
四月二十五日当晚，江泽民在没有征求任何人意见的情况下，模仿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炮打司令部”的做法，给政治局全体人员写了一封信。据《江泽民文选》，江在信中假装忧心忡忡地说：“难道我们共产党人所具有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所信奉的唯物论、无神论，还战胜不了法轮功所宣扬的那一套东西吗？果真是那样，岂不成了天大的笑话！”这封信随后被中央办公厅作为通知内部印发，并特别注明：请注意中央办公厅的通知要求的是：学习贯彻落实，不是征求意见、或讨论研究。
CNN中国问题高级分析员威利．林在“中国的镇压代价高昂”一文中指出，一些政治局委员并不支持江泽民的镇压，这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文章还引用一个老共产党员的话说，“通过发动政治运动，江泽民正逼迫高级干部向他的路线宣誓效忠，这会提升他的权威。江泽民希望，就算政治局在如何处理法轮功问题上有不同意见，也要表现出对他的公开支持。”
众所周知，无论时代如何变迁，意识形态领域对中共来说，是从来都不愿、也不敢放松的“阵地”。应该说，江泽民把与政治无缘的法轮功修炼团体描绘成中共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敌人”，确实摸准了“党”的脉搏。所以，当这封信明确提出了用共产党的无神论来“战胜”法轮功，政治局中其他常委的“党性”便提醒他们，这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个人的不同意见只能保留。
为了确保在政治局中推动这场计划中的大规模政治迫害，江泽民于六月七日又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就此讲话，该讲话于六月十三日在中共内部秘密传达。（中办发电[1999]30号“中共中央办公厅关于印发《江泽民同志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关于抓紧处理和解决“法轮功”问题的讲话》的通知”）。江在讲话中说：“我们党……有二百五十万人民军队，有六千多万党员，有一大批高中级领导干部，为什么却让‘法轮功’这样的问题冒了出来”，江认为，“显然，”法轮功创始人“不可能有这么大的能耐。‘法轮功’问题有很深的政治社会背景乃至复杂的国际背景。”
就这样，尽管拿不出令人信服的证据，江泽民还是极力把法轮功描绘成有“海外敌对势力”支持的“危险”政治团体，这样就可以轻易使任何党内反对者因为惧怕承担“亡党”的帽子而闭口不言，而且发动迫害法轮功团体的个人决定也具有了特别意义──如果江的决定“在危难时刻挽救了党”，那么无疑他将在党内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江泽民相信，不出三个月一定能迅速消灭法轮功。因为这几十年来政治运动中积累的整人手段，足以使任何一个人生不如死。江泽民盘算，一旦这次毫无风险的迫害成功，从此自己就可以在党内享有傲人的政治资本。
流氓权术 “阳谋”遗臭
在四•二五过后的第二天，四月二十七日，国务院信访局的负责人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并发表谈话，称法轮功学员“聚集”北京，并指出“对各种炼功健身活动，各级政府从未禁止过。有不同看法和意见是允许的”。这也表明四•二五是合法的上访。
四•二五事件两个月后的六月十四日，中央信访办和国务院信访办公告在中国大陆的报纸、电台和电视台同时播出，表示从来都没有禁止任何功派。
同时，大陆党政机关传达江泽民的讲话，规定“共产党员一律不准炼法轮功”。据中国时报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一日报导，当时中共山东省官员在六月下旬就称两办公告是“缓兵之计”。
事实上，这一切都是掩耳盗铃，和中共前党魁毛在五十年代整肃知识份子时发动“反右”迫害时臭名昭著的所谓“阳谋”如出一辙。
自一九九九年五月下旬开始，全国许多地区法轮功学员的日常炼功活动就受到城管、公安部门的驱散。一些地区公安用高压水龙头驱赶炼功人群，并用高音喇叭干扰炼功。各地法轮功辅导站负责人被单位和公安找去谈话、盘查，受到监视、跟踪和电话监听，并被规定不得离开当地。
当代盖世太保“六一零”
一九九九年六月十日，即江泽民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讲话三天后，中共中央成立了“处理法轮功问题领导小组”，由李岚清任组长，罗干、丁关根任副组长，成员单位包括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中宣部、外交部等在内的中央党政各部委。从中共中央到各级党委，都设立了“处理法轮功问题领导小组”，其下设的常设机构叫“处理法轮功问题领导小组办公室”，因其设立时间又叫“六一零办公室”，大部分挂靠党委的政法委员会，少数挂靠党委办公室，属于党务部门。
由于党务部门直接插手行政名不正言不顺，二零零零年九月，由国务院以下的各级政府部门成立了“防范和处理邪教问题办公室”，名义上属政府部门，其实和党委的“处理法轮功问题领导小组办公室”是一个部门两块牌子，就是“六一零办公室”。这个办公室中途几经调整、加强、改名，至今仍拥有超级权力，可以支配巨额专项资金，管辖范围扩大到不信仰共产党的教会、其他宗教信仰团体和气功组织。虽然“六一零办公室”能在早期的新闻报导中见到，但并不见于中共中央一级公开的文件、正式的法律文件和政府文件。其存在即使按照中国的现行法律也是非法的。
按照法律常识，如果真的存在公民违法问题，完全可以交由司法和执法机构处理。从中央到地方建立一套超越于公检法的“六一零”系统，如同文革期间的各级革委会、或者纳粹的盖世太保一样，其目的是便于江泽民、罗干等能够超越法律权限，直接有效调动镇压机器为自己服务。
图穷匕现露狰狞
至此，中共经过几十年经验积累的镇压机器已经准备启动，并随时可以调用十三亿纳税人的庞大国家资源。一场由江泽民发动，旨在铲除法轮功的大规模政治迫害，全部准备就绪。
回顾一九九九年四月二十五日法轮功学员在中南海上访的前前后后，我们看到了“中南海上访事件”，虽然是一个导火索，成为日后中共大规模迫害的借口，但是江泽民决心铲除法轮功的真正原因，却完全出于维持个人的权威和极端的妒嫉心理。另一方面，法轮功的“真善忍”如一面镜子照出了中共的一切阴暗和邪恶，令中共不能容忍；而罗干等一批政治小丑，在这期间起到了煽风点火和催化的作用，最终使共产党在迫害法轮功这件事情上与江泽民一拍即合。
对于共产党来说，在所谓的经济改革、开放国门以后，中共的意识形态已经彻底破产，所谓“共产主义理想”连中共高官们自己都不相信。特别是一九八九年“六四”天安门屠杀，一九九一年八月苏共垮台和随之而来的东欧剧变之后，内外交困的形势给中共带来极大的恐惧和危机感，这时候中共唯一可以聚拢党徒的手段就是腐败，人们愿意成为中共体制内的一员，仅仅是因为可以由此而得到物质上的现实利益。
中共治下的中国社会，问题层出不穷。最严重的其实莫过于这个社会道德的崩溃，这不仅体现在腐败遍及全社会，甚至连昔日被誉为“灵魂工程师”的教师，被誉为“白衣天使”的医生也无法保持清廉，也体现在黄色产业的泛滥，为了经济利益而造成环境资源的无度挥霍与污染，有毒、有害、伪劣的商品横行，更体现在人与人之间彻底失掉了诚信，人心冷漠而不敢彼此关心。不论经济怎样发展，要想解决这些社会问题，都将是万般艰难，因为在道德崩溃的社会里人们看不到希望：当好人、讲真话、讲诚信只能自己吃亏。法轮功的传出，其实是中国社会的一个转机、一个希望。
一九九九年的中南海上访，让许多人初次看到了信仰的力量。也让许多人，特别是饱经政治沧桑，对麻木的民族性失望的人看到了希望。法轮功如浊世的清流，短短几年间引来上亿民众参与修炼。这也就是中共不能容忍的所谓“和党争夺民心”。
二零零四年底，由《大纪元时报》发表的系列社论《九评共产党》中这样评价江泽民与中共相互利用迫害法轮功：“江泽民无德无能，如果没有中共这样一架运转精准、专以杀人和谎言为事的暴力机器相助，他绝没有能力发动一场波及全中国甚至海外的群体灭绝式迫害；同样，中共在当前的开放政策与世界接轨的国际大气候下，如果没有江泽民这样一个刚愎自用、一意孤行的邪恶的独裁者，中共也难以逆历史的潮流而动。正是江泽民与共产邪灵互相呼应、共鸣，恰如攀登雪山者的声音与积雪共振可以发生雪崩式的灾难性后果一样，江泽民和中共相互利用，将镇压之邪恶放大到史无前例的地步。”
结语
江泽民在七月十九日的高层会议中正式宣布定案，二十日全国展开逮捕法轮功学员行动。一场由江泽民直接指挥，发动中共镇压机器对法轮功的全面迫害，就这样开始了。
在红头文件层层传达之后，一亿被划为“一小撮”另类的普通百姓，一夜间就失去了宪法规定的种种权利和自由，而全国各地的人们从此便被迫进行所谓“拥护”和“响应”。这种情形对于经历过历次中共政治斗争的人也许并不陌生。有经验的人们预料，在这样铺天盖地迫害狂飙中，法轮功修炼团体也许最多能坚持三个月，而最终仍会被中共的专制杀人机器而吞噬。
然而，人们意料不到的是，法轮功修炼团体三个月后仍然没有屈服，三年后没有倒下、十年后也没有倒下。“真、善、忍”的信仰力量，有如莲花的温和高洁，却又如梅花般坚毅不拔，在十年的漫漫严寒中傲雪挺立。自一九九九年四月二十五日，与世无争的法轮功修炼团体因为中共的打压而被推向国际舞台，十年来法轮功学员和平的讲真相、不屈的反迫害也赢得全世界所有关注正义与和平的人们的支持。如今，从中国大陆到台湾，从亚洲的日本、韩国到欧洲的瑞典、比利时，从非洲大陆的南非到南美的巴西、阿根廷、到北美的加拿大、美国，到处都是对正义的呼声和对迫害的谴责。四•二五中南海大上访，见证了中共的阴险与狡诈，见证了法轮功学员的坦荡与和平，也呼唤着人世的良知和道义。
—— 转自《明慧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