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记：在那个灾难的年代，不但直言是罪、出身是罪，爱好也是罪。老人黄绍甫就因喜欢拉小提琴，结果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而毁灭了一生。
他的人生悲剧是两条主线：“青年军”，“小提琴”。尽管青年军在民族存亡关头远走印度，打开后方补给线滇缅公路，抗击数十万凶恶的日军，大小战事百数次，谱写了多少惊天地，泣鬼神的，中华民族面对强暴不屈不挠的英雄事迹！因为它不是共产党领导的，所以是一支“反动的军队”。自然，在这个军队里为民族拼杀的人，无论官大官小，还是普通士兵，必然是“反革命分子”。若不信，可以去翻查中共五十年代“定性反革命”的文件；“小提琴”是任何一个乐队离不开的演奏乐器，但要看它掌握在谁的手里？在无产阶级手里就为无产阶级服务，在资产阶级手里就为资产阶级服务。
他，黄绍甫，出身有钱人家，父亲是李家钰将军驻南京军事代表，所以无论他小提琴拉得多么好，都是资产阶级的有害之音。有什么办法？他是个热血青年，酷爱音乐，拥抱国家，投笔从戎，当青年军是为了救国；热衷于拉小提琴，是母体中带来的天性。为此，铸就他一生必然是“右派”和“反革命”，只能劳改、坐监，坐监、劳改。而今八十岁的他，无妻无子，无住屋、无单位，成天还在为生活奔忙，无论春夏秋冬，还是刮风下雨，骑着部很旧的电动自行车满城跑，以教琴谋生。
那天，他骑着那部很旧的电动自行车来我家串门，外面下雨，一身是水。可以进来吗？他问。欢迎，欢迎！他个儿不高，一脸皱折，精神不错，腰板直挺。听说你每天东跑西跑还在挣钱？他坐下，无可奈何地笑笑：要吃饭呀！我的心一阵疼痛，象被什么东西撕裂了。静了好一会儿，我才问起他为什么与小提琴结下不解之缘？他品着茶陷入往事的回忆里……
1939年大后方的重庆人才汇聚，一晚马思聪为抗日募捐，在市中心“精神堡垒”（今重庆解放碑）举办个人小提琴独奏，是露天义演，街道挤满人群，去晚了的他只好选了一根粗壮的树桠爬上去，安静地聆听小提琴发出扣人心弦的乐曲。在回来的路上，他好象还躺在小提的共鸣箱里，回味那不绝于耳的乐声。
不久，东方交响乐团的首席小提琴家黎国权，在重庆市广播电台礼堂举办小提琴独奏会，他竟用一笔不菲的零花钱（五个大洋）买了张甲座票，坐在头排近距离细听演奏，在聚光灯照耀下的小提琴弓子，象一条银色的飘带在琴弦上飞舞、闪烁，发出金属般的声浪萦回在他心中，使他永生难忘。从此，他把从九岁就学会吹口琴的复音打节拍，这套玩儿法搁置一旁，一心想着应该有一把小提琴。功夫不负有心人。
一天，妈妈带他去逛商场，不觉走到一家拍卖行门前，发现厨窗里挂着一把小提琴，拚命的拽着妈妈要进去看那把琴。那是一位意大利传教士要回国了，准备便卖一些家产，开价三根金条。寄卖行老板约定次日将这传教士请来面讲。母亲说，这把琴这么旧，怎么能卖这样贵？意大利人说：这是一把有近百年历史的老琴，琴是旧的好，弦要用新的。后讲成两根金条。意大利人还教他如何定音、调弦。后来才知道，这把琴是是1856年出厂的名琴。不久，他从师当时最负盛名的小提琴家费末尔，在那里学完《霍曼》小提琴教程，打下良好的基础。自此，只要一有时间他就面壁演奏，不拉两三支精典曲子就过不得日子。
1941年日军从仰光登陆，截断盟军通往抗日大后方的物资补给线滇缅公路，时局的变化，让英、美国家十分担忧，立即邀请中国军队出兵缅甸，成立中印缅战区盟军最高司令部，蒋介石出任最高统帅。接着，中国以极其落后的军事装备组建成一支闻名中外的远征军开赴缅甸。蒋介石亲临曼德里，任命38师师长孙立人为曼德里卫戍司令。这是中国近代史上唯一次展示民族气概的大事，因为它不再只是抗日，而是参加到一场反法西斯的世界大战中。
国家命运，大于个人追求。日军逼近贵州独山，后方民众惊谔不已。骤然从课堂里掀起一股从军热，十万热血青年一夜间从课堂走上战场，这也是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辉煌。1943年秋天，他毅然离开学校到重庆江北鸳鸯桥远征兵招兵点报名参加了远征军。
不几天，一千多人的学生兵队伍，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礼堂聆听了蒋介石先生的时政报告。说到这里，他一脸兴奋，灰暗的眼眶里红光照人。他说，这是我第一次看到名噪一时的伟人。那天，蒋介石委员长身穿毕挺的将校呢军服，体形虽单薄，但非常有精神，一双炯炯发光极其严肃的眼神，一口浙江普通话。他首先介绍了当前形势，然后讲道：“日本人说，三个月就要并吞中国。我们全国一致，不分男女老少齐心抗战，付出了极大的牺牲，坚持了整整六年。敌人一筹莫展，又在缅甸开辟战场，切断我滇缅公路，现在情况十分危急。你们能认识到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投笔从戎，是我国人的骄傲。我要求同学们出国后要奋勇杀敌，收复失地，为国争光！”
听讲人热血沸腾，报以一片经久不息的雷鸣掌声。
此后，他去到印度密支那，在孙立人将军麾下谍报队工作。抗战胜利后他拒绝参加“中国人打中国”的内战，回到成都考进四川大学继续读书，又才从琴盒里取出阔别三年的小提琴，兴趣昂然地拉了起来，自此学校宁静的上空，常常飘起动人的琴音。
很快，解放军渡江南进，成都被“和平解放”了！他不关心政治，只知读书习琴。一天，他在宿舍里拉得正上劲，突然A弦断裂，骤然发现后面有人，转头一看是两个解放军。他们笑容可掬向他打招呼，其中一人是个老同学，经相互介绍后，才知道他们是解放军18军53师文工队的。他们邀请他参加解放军，他拒绝，最后不欢而散。没料到在这之前，两位解放军已去过他家。等他一回家，父亲主动提出：“既然别人是那么看上了你，你就去吧！为人民服务，是件好事。去吧，去吧！”他不愿违抗父命，只有顺从。
以后怎样呢？我被他讲述的精彩情节迷住，惟恐故事终断。他凄然地一笑，有种受骗的感觉。
他说，我又穿上军装了，在别人眼里敬慕不已，在我心里总感到土里土气。参军后碰上的第一个难题，指导员喊我填一张干部登记表，填完交给他，他又拿着表回来问我：你参加的远征军是谁领导的呀？我如实回答：是国民党。他很叼酸地又问一句：那国民党反不反动呀？这时，我想必须挺起胸膛捍卫我的尊严，毫不客气地说：你要怎么，就明说了吧，何必拐弯磨抹角呢？可能是从来没人这么顶闯过，他把我喊到办公室去，语重心长地教诲一番，坚特要在“远征军”的前面加上“反动’”二字。从此，我的人生就和“反动”捆绑在一起了。
不久，军文工团要扩大，宣布调我到军文工团去。奇怪的是到了军政治部没有叫我去文工团，而是把我安顿在直属部队政治工作部（简称，直工部）的一间空办公室里，成天写历史交代材料，开始受到软禁“待遇”。写呀写呀，不知写了多少时间，一个月后他们看我实在没有写的东西了，才准出去活动。这是我人生第一次尝试到不自由，被人篾视羞辱的对待。
后来去到了军部文工团，这是一个由北京、重庆等地的部队及地方调集一些文艺精英组合的单位，我算是迟到的补充兵。政委是这么在队前介绍的：上级党委十分关心我们团的组建，现又调来一个拉小提琴的……他没加“同志”一词，只不过是“一个”罢了。难怪大家对我不热情，在解放军这个特别讲阶级友爱的群体里，来了一位新同志哪个不想亲近亲近，可多数人对我保持谨慎态度，不愿随便与称之为“一个”的人接近。唯有乐队指挥对我很热情，原因是艺术的需要把我们牵扯到一块儿。到了练乐的时候就直接了当给我说：你就坐这。我犹豫：这……他一边摆弄他的谱台，一边跟我说：我早就跟大伙儿说好了，你就坐下吧。
在以后的日子里，我没辜负这个首席坐位，指挥很满意。我在团里逐渐感受到阶级友爱的“温暖”，在首长心目中也属于有一定份量的同志。尤其是每周六为首长组织的舞会，我在乐队、在舞池里都是崭露头角的风云人物。舞会完了，还有首长请我到他家去教TANGO。更使我受宠的是一次偶然机会，我在乐队独奏了一首约翰•斯特劳思的《圆舞曲》，受到首长特别加奖，并规定以后不需要这么庞大的乐队，就指定由我组成五个人的小乐队伴舞就行啦。就在这时候，政委向我发难了。
一天，他作闲聊的方式向我发问：音符有阶级性吗？我感到十分无聊，但又不得不应付他：没有。他好象钓到一条大鱼那么神气：怎么没有？一阵下里巴人似的争辩后，政委才开始触及到问题中心：你平时拉着玩儿的那些曲子是什么人写的？我理直气壮回答：是贝多芬、莫扎特、约翰•施特劳斯。政委听不下去啦：好啰，就别背那些死人的名字吧，我问你，这些人是哪个阶级的？我毫不迟疑地说：是资产阶级呀。政委突然严肃地把一双大眼睛盯着我说：既然你知到是资产阶级的，为什么还要宣扬它？这里是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地方。这些都是为艺术而艺术的颓废、悲观、贵族式的产物，我要禁止你传播这些。我生平有个最坏的德行就是得理不饶人，当时我唯一的选择就是反击。于是，我来个反唇齿相讥：政委同志，您知不知道贝多芬跟马克思是老乡啊，他说过贝多芬的《英雄交响乐》、《命运交响乐》是颓废、悲观的吗？气得政委同志吹胡子瞪眼睛，恼羞成怒之中咆哮起来：反正以后不准拉那些资产阶级情调的东西！说罢扬长而去。
我这人心直口快，很容易得罪人，也容易招惹麻烦，如同每周六给首长举办的舞会，我对游击习气（不正规）的PARTY早就看惯了，但一夜之间舞场上骤然穿大棉袄军服的女同志换上花旗袍，让人感到焕然一新，但我偏说“个个真象旧社会的姨太太”。好啦，小报告立刻飞到政委那儿，这顿批评挨得我心服口服。又一次，后勤部开了一辆崭新的苏联制造嘎斯卡车停在我们八一礼堂门前，恰好碰上我这个车迷，出于好奇，我把这新车开去兜了一圈，回来跟司机说：“这车比老美的差一点儿，它的高速变低速时排挡总要打得响，说明传动部分粗糙。”就这么一句话，又不胫而走到了政委耳里。
这回可没上次那么简单，政委批评我崇洋媚外的根源，就在于“你有个反动远征军的历史，你还经常吹捧孙立人是美国军校出来的，为什么会给我们人民解放军打垮了？你呀，受毒太深！我实在忍无可忍，反问他：苏联是不是外国，为什么要称他是“老大哥”？马克思是不是外国人？为啥叫他导师……还没等我说完，政委就按捺不住了，“啪”一声，手掌重重地猛击桌上：混蛋，你胆敢攻击我们无产阶级领袖？！不久，又惹来更大的麻烦。文工团本是党的形象大使，当然少不了首长们经常来关心关心。一天，骑兵团团长来巡视文工团，他走后一位女同志对我说：政委把我喊到他办公室去，闹了半天才是他在那儿等我，要我周六到他们团去参加晚会，你说我去不去？就这样引起我破口大骂：你们这些美女成了政委升官进爵的垫脚石，你怎能不去？不料，这个男高音的嗓门儿穿透力这么强，又钻进了政委的耳里，从此，政委对我疾恶如仇！
1952年部队开始大批清洗历史上有问题的和不讨领导欢心的人，无奈，业务上需要，我没清走。1955年，眼看部队军衔鉴定了，突然宣布我转业。转业与清放的区别是：前者下地方后仍是国家职工，有永久吃不烂的铁饭碗；后者则属于有历史问题或其它问题，不够判处的，下地方后便成无业游民。在回乡的路上我盘算一番，根据自己的业务水平至少应该分配到一个市级文工团。
没料到竟把我分到丘陵地区的峨嵋县，再由峨嵋县的文教局分到双福场文化站，幸好下面再没有机构了，否则，我还要背着背包往下走。是不是就走到尽头呢？否，魔鬼般的日子还在后面。文化站设在一个与临县接壤的偏僻小镇上，只有一条不足一公里五公尺宽的正街，文化站就设在区公所斜对门，它的隔壁是乡公所。文化站是一个单间铺面，仅有30平方米，内设图书阅览室，室内右角隔了一个小间，只能放下一个单人床，屋里很黑。我见到此景，全身每一个细胞都涌出无限辛酸，难道我就只配拥有这样一个铁饭碗？
他品口茶，接上说：清晨7点，准时到区公所用早餐，馒头稀饭加咸菜，过时不候；中午和晚饭八人一桌，等齐（站着）围拢就干，筷子的周转速度决不能懈怠，否则，桌上一片狼籍的空碗就要讥笑你太斯文。每逢场（赶集）天，街上拥挤不堪，农民们听说县上调来一个转业军人，很多人都议论：这么帅气的转业军人，怎么会放在这儿？区、乡干部们更是用一种怀疑的眼光盯住我，男女老少纷至沓来议论不休，总想从表看里，能看出个什么样的问题出来？我真成了一个怪物，都怕跟我接触。在这个陌生而偏僻的山村小镇上，其孤独心情至今无从找到适度的文笔来表达。
每逢三、六、九赶场，小小阅览室喧嚷声能让你头晕脑胀，农民来这里不是看书，上茶馆要给茶钱，在这儿可以谈生产、谈农事，还有旧杂志可混混眼睛；这就是我来到这个文化站给农民带来的方便。散场后旧杂志撕烂不少。有些农民扯来裹叶子烟，满地是纸削、烟头和绿暇暇的口痰，肮脏不堪。这个时侯我才体会到“为人民服务”的艰苦性。寒场天（就是不赶集那天）那日子更难熬，都下地干活了，街上空无一人，只有隔璧还剩下一位老大娘，她主动找我聊天：你是犯的啥错误？我一点也不责难她的唐突：哪个说我犯过错误？她毫不遮掩地说：不犯错误，会调到这里来？她完全表现出不屑跟我谈下去的模样。怎么？我会被人歧视到这个地步，连一个老太婆都对我如此蔑视。怒问苍天：是谁！是谁！！让我如此落泊？
到了晚上我更难熬，隔壁乡公所的猪圈跟我的床仅有一木板相隔，那股臭气熏满我这小天地，“猪八戒”怒吼起来又不分个时辰，常在半夜槽（朝）内无食（事）猪拱猪，打得乒铃乓咙，不得安宁。我的惊恐还没平静，它们又相安无事酣声如雷。我想，那林冲发配的境遇该会比我好些吧？
1955年全国开展了肃反运动，偏僻的小县份不甘落后，县政府的大礼堂四周布满大幅标语：全部、干净、彻底肃清一切暗藏的反革命份子！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县委书记作动员报告，报告后就分组讨论，我当然在文教这个小组。一开始组织会场的就拿了一本《解放军文艺》翻了一番就交给我，要我读给大家听。文章的标题：《一支狐狸尾巴》，不难看出这个小组我就是核心人物了。走过场的花招早已耳濡目染，就加足油门，以小时100公里的速度将其全文读完。
掌握会场的组长，故弄玄虚地要大家发言，其实大家也心领神会，是在审查我的自觉性。我已经被逼到了这地步，还讲什么脸面，就来个直言不讳：首先我认为这篇文章是凭空捏造的。掌握会场的人敏感到我可能越轨，立刻纠正道：叫你谈感想，知道吗？我向他解释：你不是要我谈读了这篇文章后的感想吗？说话总得有个开场白吧，这个学习又不是三两天就结束的，你还怕我占了大家发言的时间？他无可奈何地向我扬下手，示意我说下去。
我就接着说：解放后隐藏下来的国民党特务有没有？有！但没有象这篇文章写的这么多，这么笨。我就在部队整整呆了六个年头，首先说部队的纪律是很严格的，哪里允许一个新参军的文艺兵在文工团讲恋爱？又在深夜向台湾发电报，更是无稽之谈的还有一台发报机。一台发报机要多大个地方才放得下？大家听得正入神，掌握会场那个同志无法忍耐了，十分严厉给我指出：说我是在有意逃避，怕接触到隐藏多年的反革命历史问题，并动员同志们开始对我批判揭发，还再三交代肃反政策“有反必肃，有错必纠”。我很快成了“过街老鼠，人人喊打”。不久，宣布对我进行隔离反省，关在一个与外界断绝一切往来的地方，整天写材料交代历史。还派出几个人去跑外调，查来查去，不了了之。俗话说的“躲过初一，躲不过初二”。
1957年10月，县上开始动员帮助党整风。大会小会，个别谈心，要大家向党提意见，我自巍然不动。没料到科长找上门来谈心，县委书记请去聊天，再是铁板一张也得软三分。我这人就爱幻想，万一他们真能给我赔礼道歉呢？
于是，我在全文教系统的大会上“畅所欲言”，把胸中多年的怨气通通发泄了出来：一，远征军在印缅杀日本鬼子，是一场反法西斯战争，怎么说是反动的？二，为什么崇洋媚外的帽子非得让我戴，那马克思，斯大林难道是中国人？三，在部队审查一次我的历史，下了地方又遇肃反，国家花了那么多钱去调查我的历史，为什么至今还不给我下结论，无缘无故关了近一年，你们说过“不会关错一个好人”，我现在到底属于好人还是坏人？我一个多小时发言，下面听得鸦雀无声。
次日起床，县政府院坝的墙壁上贴满了揭发批判我的大字报。县政府成立不到两个月的“整风办公室”，一夜之间易名为“整风反右办公室”。我因顽固不化，拒不交代，被叫到“整风反右办公室”去受教育。他们跟我谈话的结果，认为我毫无悔改表现，向我宣布：“请示了上级党委，根据你的反动本质和你的认罪的表现，你已划定为极右分子！”并给我专门做了一个木牌子，上写“极右份子黄绍甫”。
他们给我作了交代：“这个牌子就挂在胸口上，除睡觉外不准随便取下来。”当我挂上这木牌时，不由得让我想到在投笔从戎，离开学校写的一首诗中的一句：“你会看到我佩戴的那枚灿烂夺目的勋章”，哈哈，现在不是有了吗？顿时，我转身就往街上跑，让更多的人参观我胸前这枚“大勋章”。不料，刚好走上街，就被人喊了回去：“谁叫你挂着牌子出去的？你出去干什么？办公室的胖子干事气吁吁地责问我。
我说：“出去买包烟。”并给他解释，“你们不是说过，不准摘下来吗？胖子气得语无伦次：“是不准摘下来呀！噢，上街去要摘下来嘛。事后，我还是不服气，终于躲过门房挂着“勋章”跑出去了，还没走进卖烟的铺内，只听到老板娘看着我来了，就哄她怀里抱着的娃娃说：别哭，你看右派来啦！果然，娃娃嘎然停止了哭闹，抬起头来要看看这红眉毛兰眼珠的右派。我大失所望，烟都不想买转身就走。这也难怪那老板娘，县城里大街小巷孩子们早就编成歌谣唱开啦：右派右派，是个妖怪，大家说好，他要说坏。
反右办公室看我还是那么嚣张，又给我加法码，决定在文教系统挑选一批积极分子，组成三个组，不分昼夜24小时轮番对我进行疲劳“轰炸”。第一组，八时上班:“你要老实交代，1943年到1945年这三年，你躲藏到那儿去了？第二组，下午四时接班:“你说远征军不反动，你专门在谍报队抓进步人士、共产党员，你双手沾满人民的鲜血，你是个血债累累的反革命份子，你是……；第三组深夜0时上班：你宣扬八年抗战国民党也有功，那蒋介石跑上峨眉山避暑，待抗日战争胜利，他才下山来摘胜利果实，你们抗战有功吗？说呀！次日，依旧“轰炸”。猛然，只听一声女高音尖叫：“你们看，他都扯起扑鼾来啦！我真想摆脱能让人窒息于死地的、紧张的、厌倦的政治斗争，我没哪分心思去听哪些臭八股，为了解脱现状，我走进爱的宫殿，在心里开始谱写一首歌曲，献给为我付出坚贞爱情的妻子。
此后，开除公职，送到“415”劳教筑路支队去修筑内昆、成昆铁路。二十年后的1979年，时为中共中央组织部长的胡耀邦，为全国百分之九十九点九九的右派分子进行了“改正”。此时，他早已家破人亡，妻离子散，只身一人扛着破烂的被盖卷，回到一别二十一年的峨眉县文化馆。
虽然人事全非，但文化馆仍情况依旧。过去那些整他的“打手”和“极积分子”，不少人高升为局长、部长、书记，他不得不承认这个“阶级斗争”的残酷现实。虽然他不满有积怨，但没有能力去改变它。他总想用百倍努力，千倍热情，去把失去的青春夺回来，为国家多做一点事情。在极端困难的物质条件下，他开办了青少年音乐学习班和合唱团，使没有生气的文化馆不再是门可落雀的地方，成了男女老少尽享文化娱乐活动的乐园。
尽管只有一架音不准的旧钢琴，脚踏的旧风琴和一部风箱都在漏气的手风琴，但把文化馆这几间旧瓦房烘托得那么勃勃生机。他教唱歌，他教小提琴，但那发出和拉出的声音，使他感到惭愧。中国有句俗话“江山易改，秉性难移”，他仍然不停地向领导提意见，见不平的事情仍然放炮，甚而写材料向地区文化局揭发县文局头头们的不法行为。在这个被“阶级斗争”污染了人性的国家，在这个一党独裁专制的黑暗社会，根本无公正、公平、法律可言。当这些恶势力与自身利益结合成一个整体的时候，任何无中生有的坏事，诸栽脏陷害，指鹿为马，颠倒黑白，出卖人格等等，都可以在光天化日之下干得出来，而且会得到法律的支持与认可。想不到1983年的“严打运动”，乐山市法院以“强奸罪”，判处他无期徒刑。奇怪的是他不上诉，而默默地接受，我问他为什么？
他扬起那张饱经风霜、为岁月苦难留下的一道道皱折的苍径和善的险庞，轻蔑地一笑道：你认为上诉有用吗？我本来是个单身男子，她是个单身女子，有书信来往，有爱的承诺，可他们去威胁挑唆那姑娘，要她出面检举我是强奸犯，否则就不给工作。我没法给她工作，她只能这样做，我有力量去改变她吗？我认为我最大的“罪恶”，就是不该生在这个国家。我的一切“罪恶”，都是远征军特定的身份和一生喜爱小提琴的原因造成。不过我不后悔，今天我不是还在依靠小提琴吃饭吗？
我语塞，还有什么说的呢？
他又被关押了十三年，加上原有右派劳教的20年，他一共关押了33年。直到1996年他才被莫明奇妙地放出来，除了心藏还在跳动外，什么也没有，真是个彻彻底底的“无产阶级”……
文章来源：《看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