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逃 跑
1
“下次劳教如果知道是去马三家，在路上我就一头撞死。”
劳教们经常这样说，“否则，在马三家想死太难了。”
一所一大队的“小四川”想方设法藏了一把尖嘴镊子。终于有一天，他在厕所捅了自己的肚子。伤口很深，但他没死成，被送到马三医院包扎了一下。不久，“小四川”又回到原来的座位上，继续搓二级管了。二极管是沈阳一家金属公司的产品，是一大队比较稳定的手工活儿。
没人记得“小四川”姓什么，他总是挨打，怎么拚命干都不行。因为偷一辆自行车进来的，他怎么可能有钱“喂”警察、“喂”“四防”避免挨打呢？
“小四川”是在卫生所偷的镊子，属于“所内偷盗”，吃个“黑旗”加期五天，就算便宜他了。
倒楣的是，因为没钱才自伤自残以逃避苦役，没想到这回不仅没达到目的，反而还欠了一笔医疗费。
警察逼“小四川”向家里要钱，医疗费他是必须还给马三家的，“你自己捅了肚子，劳教所凭什么给你掏钱？”
2
“自伤自残”是反改造行为，严重触犯23号令，但自从建院以来，马三家的自伤自残屡禁不止。因为在监禁中，只有自己的身体是最方便利用和支配的资源了。用警察的话讲，“身体是革命的本钱，也是反革命的本钱。”
《院志》记载：
1986年2月23日，劳教人员中喝火碱自制伤残问题连续发生。23—25日三天内全院有6名劳教吞食火碱。
9月26日，教养院成立劳教自伤自残人员特管队。
1986年9月根据省人大常委会的决定，针对劳教人员中出现少数顽固分子采取自伤自残手段企图达到院外就医、逃避改造的目的，一方面严肃法纪，对凡是自伤自残的劳教人员，一律不许院外治疗，另一方面实行革命人道主义，把他们集中起来成立专管队，采取积极措施进行治疗，一切医疗费用自理，后果自负。在特管期间不计劳动教养期。
1988年，向劳教人员家属发信3700封，希望他们劝阻自己的亲属不要喝火碱自残，同干警一道，共同做好思想教育工作。
就算是下了决心，吞火碱也没那么容易，吞的太少，不起作用，被发现后不仅出不去，还会被加期，还要参加学习班反省，一遍遍的写认识，最后还要自己负担医疗费；吞的太多呢，就可能躺着回家了！据说有个劳教吞了一大块火碱，医生赶到的时候，人已经死了。
适量吞火碱才可能被保外就医。有人侥幸回了家，但喉咙被烧坏，食管和胃被灼伤，从此也是体弱多病、早衰早亡，或者终生残疾。
尽管只有不到三年的劳教期，尽管要冒着失去终生吃饭能力的风险，还是有很多家属搞火碱给自己的亲人去吞，毕竟还有出来的希望呵。成功闯出的劳教，大多脖子上就挂着一根管子吃饭了。
家属还有想办法搞病菌的。肝炎的、肺结核的，各种传染病菌被家属接见时偷偷带给亲人。还有人贿赂医生或警察，让他们把病菌送给自己的亲人去感染，让亲人成功患病。
火碱不是经常能搞到和送进去，更多的办法就被想出来。
最常见的是吞食异物：牙签、钉子、铁丝、指甲刀、缝衣针、铁撑子……凡是吃下去能造成生命危险的东西，都是好东西，都要想办法搞到手，都会被吞到自己的体内，虽然痛苦不堪，却有可能达到出去的目的。
吞刀片会导致胃被划伤，聪明的人就裹上胶带再吞，这样透视时能看到刀片，却看不到塑料胶带。
有人往身体里拍钢针，钢针在身体里游走，可以造成各种想像不到的危险。
还有人用冰水长时间冲洗自己右臂上的某个穴位，多次之后，手臂的肌肉就萎缩了，不能拿铁锹干活儿了，当然也不能拿勺子吃饭了。
有人打稻谷熬不住，干脆自己把胳膊伸进稻谷机……胳膊是废了，但明天就不用再打稻谷了啊。
3
2007年，“老大”和老郑从北京调遣处给卖到了马三家一所一大队。
进门三棍子，是一大队的规矩，没有理由。
五六个人在厕所站成一排，然后“四防”指使一个哑巴，拿起在洗脸池里泡过的木棍，挨个打屁股和腰，打完之后靠墙站，再打下一拨。
泡过水的木棍就变沉了，打人狠，所以被打过后，屁股坐在小凳子上还会疼很长时间。
“老大”知道，这不是个讲理的地方。
车间里，响起来噼啪的声音，又有人挨电了，“老大”抬头一看，又是那个五十多岁的“老湖北”。警察认为他“抗工”，总也完不成定额。
“小保安”从不抬头看，抬头是多余动作，多一个动作就少搓一个二极管，一个多余动作都不能有，上厕所就是多余动作，上一次厕所就少搓很多二极管，白天“小保安”连水都不喝。
坐在两个塑料筐中间，“小保安”只有一个动作：左手从箱子里抓一把弯曲的二极管，撒在胶皮桌面上，右手同时就把二极管搓直成一条直线了。除了吃饭、放茅、睡觉，“小保安”的这一个动作，每天要重复几万下。如同计算时间的沙漏，一根根的二极管从左面的箱子，经过他的手，再撒到右面的箱子里，细细的二极管要填满一塑料筐，需要几十公斤。
“我们一筐才挣十块钱啊！”警察说，“和下大地相比，搓二级管多清闲啊。”
天气热，手出汗出的发痒，那也不能停下，“小保安”的手好像通了电的机器手，但机器不会肿，“小保安”的手指圆鼓隆咚，早就肿的像胡萝卜了。
4
很少人知道“小保安”的真名，但都记得“小保安”疯了的事儿，和“小四川”一样，大家只知道他的外号叫“小保安”。
刚刚二十岁出头的“小保安”，是2008年从北京调遣处给卖过来的，甘肃人。
“小保安”和“老大”说过几句话。他在北京一家物业公司当保安，每个月发工资的时候，物业老板都说下月给钱，“小保安”多次要工资都没拿到。一天晚上，“小保安”出去就砸了物业老板的车玻璃，结果不但工资没要回来，倒赔了几百块钱，最后还被劳教了。
“小保安”和“老大”说，那天是喝了一瓶啤酒，自己才壮起胆儿来的，要不然他哪敢砸老板的车。
“多干活儿就能少挨打”，“小保安”就是这么认为的。从不多说一句话，他就是闷声不语的干活儿，一干就到夜里十二点，凌晨三点不用人叫，“小保安”就自己起床干活儿了，他非常自觉。那时还没有车间，就在监舍里干活儿。
但他还是挨打，完不成任务挨打，完成任务有时也会挨打。每个箱子都有标号，如果厂家把搓不直的二极管返回来，也是要挨打的。家里穷，没钱上贡，警察、“四防”全打他。在一大队，没钱的老实巴交的就只能挨打，越老实的就越受欺负，这是硬道理。
5
有天夜里，一个响亮的声音把大家喊醒了：
“报告！是！报告！是！报告！是！……”
居然是“小保安”发出的！这个平时说话声音都非常小的农村孩子，闭着眼睛，半夜三更躺在床上不断的喊，而且一声比一声高，几乎声嘶力竭，其他监舍的人都被他喊醒了。
嘘了嘘他，不醒，还是没完没了的喊。
“别喊了！”
有人大喝一声，然后没声了，一会儿他又喊起来：
“报告！是！报告！是！……”
他喊什么呢？什么意思啊？
老郑叹了一口气，想起了北京调遣处。
只有从北京调遣处来的人才知道“小保安”喊的是什么。
进北京调遣处第一件事，就是练习喊“报告！是！”。进任何一个门，都必须高声喊“报告！”，门里的警察回答“进来！”后，必须在门外喊“是!”，然后才可以进门。“报告！”和“是！”连在一起喊，是一种强化劳教身份的练习：假设房间里有警察，在门口对其喊“报告！”，但通常是没有警察的，那就假设警察已经回答了“进来！”，自己再接着喊“是！”。
喊的不响亮不行，再大声，嗓子必须喊破，能发多大声就发多大声，把所有的力量都使出来，当身体和思想深处都有了绝对服从的意识，喊声才会合格。通常是对着一面白墙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然后再对着白墙喊：“是！是！是！是！是！……”
老郑是因为办公室抽屉里有一本《转法轮》而被劳教的，他是个商人。
在北京调遣处，一切活动都必须喊“报告”之后才能进行，按照已经输入的程序，劳教们像机器人一样机械的做着每一个动作，而且要整齐划一：上厕所撒尿，三个数就结束，一、二、三，大便也是一、二、三就必须结束，吃饭也是一、二、三，时间紧的就像催命。
其实并不是没有时间，经常一整天什么事儿都不干，一直在小凳上干坐着，熬你。用警察的话说：“不是旱就是涝，反正就不能让你舒服了！”
“调遣处是‘人性化管理’，每周还到小树林里散步，而且给每个人都检查身体。”
检查身体时，老郑看见一队光头男人，肩膀夹着脖子，两手五指并拢紧贴裤线，像小脚女人一样，一溜碎步，低头贴着墙根就拐进了调遣处医院。
“真是花园别墅一样漂亮啊！”老郑感叹着调遣处医院，旁边一个警察突然说：
“这不是花园，这不是别墅，这是人间地狱！”
…………
他又想起来，在调遣处有个学员向警察抱怨，“调遣处没有人权！”警察也不理他，笑着说了这样一句话：“有没有人权，等你到马三家就知道了。”
…………
终于静下来，“小保安”可能是喊累了，睡了，老郑却睡不着了。
6
警察警告“小保安”：不许影响他人睡眠！《劳教人员生活规范》就有这一条。
“小保安”一脸惶恐，不知道自己晚上怎么影响他人睡眠了，但他答应一定遵守规范。然而到了半夜，他又大声喊报告了。
“再装疯卖傻，就给你加期！”
“小保安”被关在黑屋里电击，电的嗷嗷叫，他保证以后再也不违反规范了，他真想遵守规范啊。
电了几次后，本来白天还算正常的“小保安”，一见警察就慌了神儿。
远远的，警察过来了，“小保安”突然蹲下，喊：“报告！是！”然后站起来，又蹲下，再起来，再蹲下，旁若无人的喊“报告！是！”，神情动作都像机器人。
“装疯卖傻，逃避劳动！”警察还是这么认为。
七厘米长的“二极管”，中间是一厘米长的金属，两头各是三厘米长的金属丝，“小保安”愣把这个东西给吃下去了。
吃二级管太危险了，警察带他去了沈阳精神病医院，确诊是精神病后，“小保安”住院了。这回“小保安”挺有福气，新分配来的大学生警察郝三平陪着他。
郝队长总是很和气，微胖的脸颊一边一块红晕，说起话来腼腆的像大姑娘。“他实在不太像警察，劳教们从没听他说过一个脏字，也从没见他打过人。”
住院半个月回来，“小保安”神情呆滞，说话牛头不对马嘴，还是生活不能自理，但警察说现在不能放他回老家，“北京要开奥运会了”。
7
要开奥运了。
为了保证奥运会期间的空气质量，北京周边的小加工厂全部关门，所有工地暂停施工，宣传“仁义礼智信”的塑料布遮住了杂乱的工地；到处休假，“庆祝奥运，暂时歇业”的牌子随处可见。
出行不方便，什么都干不了，王斌先是“宅”在家里“避运”，后来就到爨底下，一个非常偏僻的地方“避运”。没想到村里游人虽少，戴红袖标的村干部却很多，每个游人在路口都要被仔细盘查。
临近奥运时，村头就有武警持枪站岗了。
“把相机里的照片拿出来删掉。”
王斌被武警命令着，不用问为什么，他们都握着枪。
“删掉！”
于是王斌删掉了相机里的照片，他刚刚抓拍的，警察在国道口盘查来往车辆。
2008年8月8日。
下午三四点钟，王斌在村里的小饭馆里正喝着啤酒，突然就听到了熟悉的CCTV解说词，原来是店主人搬出了小电视。一时间，山村所有的电视都打开了，同一个声音在山谷里回响着。
真是没想到，躲到这么偏远的小山村，也“避”不了“运”，不想看奥运，可以听奥运，领导人的讲话，满山村都能听的到。
叽叽喳喳的麻雀闷声不语，壁虎到处窜来窜去，小飞虫一团团的聚在一起飞，腿上患风湿的王斌，关节早就疼了，它预示着晚上肯定有一场雷阵雨。
隐约听到了放炮的声音，村里人说那是人工干预，北京的奥运会开幕式不允许下雨。
雨果然没下来，闷热极了。
城里更是闷热，空气湿度达90%以上，几近饱和。从中午开始，一连串强对流暴雨云带自西南方向顽强地向北京城进发，向“鸟巢”进发。
政府筹划在北京周边地区“翻云为雨”，8日早上就开始了。
8时，驻守在机场的10架飞机进入待命状态，作业人员和空地勤保障人员共计300多人随时准备进行“消雨”作业。13时左右开始，3个多小时内，两架民用飞机分别对张家口南部、东南部地区进行了空中云物理探测，另外两架军用运八飞机在张家口南部和东南部地区播撒膨润土8吨，使部分暴雨在河北保定以北地区提前降下，当时最大雨量达100多毫米。
截至23时40分，历时7个多小时的火箭弹人工消雨作业全部结束，河北13个地面火箭点，北京25个地面火箭点，共进行了20轮116点次人工消雨拦截作业，累计发射火箭弹1110枚，两度成功化解了“鸟巢”上空降雨威胁，也填补了奥运会历史上“人工影响天气”作业的空白。
在北京气象保障等部门的联合作战下，奥运会开幕式历时4个多小时，国家体育场“鸟巢”上空滴雨未下。
北京终于“正式统治了天空”。
“为了保障北京奥运会开幕式的顺利进行，早在2002年北京气象部门就开展了针对奥运会开、闭幕式的人工消（减）雨试验研究，天气预报的精度，已经精确到每个场馆。”
“我国人工影响天气作业规模已居世界第一位，呼风唤雨不再是梦想，不必再去龙王庙烧香叩头求雨了。”
老百姓都说，共产党真是做到了“上管天，下管地，中间管空气”。
奥运会结束后，憋闷多日的北京，终于被允许下了一场雨，暴雨痛苦的，哇哇的。
雨后很久，王斌的膝关节还疼痛着，它失调了。
8
2008年8月8日，六大队。
晚上，劳教们整齐的排坐在大厅，虽然累的直不起腰，但还是仰脖观看着北京的“鸟巢”。观看奥运开幕式是劳教所重要的爱国主义教育活动。
范质彬坐在小凳上，满头的包在光头上尤其显眼，大的有鸡蛋那么大。那是白天被警察打的，因为没有完成劳动定额，范质彬被叫到办公室蹲着。然后警察用直径两厘米的树枝抽打他，打一次树枝断一截，直到树枝太短警察又换一根树枝，一共用了三根树枝。
盼望已久的奥运开幕式终于在满天璀璨的烟花和劳教们的哈欠声中完美落幕，电视关闭，主题教育活动结束了。
第二天早上还要出工干纸活儿：编网，在网上粘一些小鸟，是出口欧洲的工艺品。
2008年8月8日，八大队。
奥运前“鬼活儿”就结束了，八大队开始做一种像是西方小丑模样的木偶人，也是外贸活儿，每天加班到晚上十一点。
但奥运那天晚上，八大队停了工，全体劳教坐在闪烁的屏幕前，统一接受爱国主义教育。
开幕式直播开始了，出现了一个平躺着的巨大五环。
张良很奇怪，奥运五环应该是五种颜色的吧，怎么成了通体银白色，像五个套一起的不銹钢手铐呢？而且，“鸟巢”活脱脱像个钢筋编成的牢笼啊。
开幕式结束后，“勺儿”跑过来找张良，他想请张良帮他写一篇歌颂奥运的文章。“勺儿”算计好了，写一篇稿子给教养院的小报，如果拿了“院报投稿奖”，有五天减期呢，这样自己就能赶在年前回家了。张良一定有这个写作水平。
没想到，张良一听要写歌颂奥运的文章，就推辞了。
晚上张良在铺上摆弄起小收音机来，老朴说搜到了“希望之声”电台，自己怎么搜不到呢，也许信号太弱、干扰太大？除了奥运直播外什么都收不到。喜气洋洋的播音员一声声赞颂着这场盛大的狂欢，被采访的群众都争着对话筒喊：国家强大了，我们自豪啊！
“干什么呢？”一个声音吼起来，张良戴着耳机都听见了，他一扭头，一双眼睛正对着他，是值班“四防”在铺下巡查，他敲着张良的床栏杆：
“赶快睡觉！”
9
早上第一次点名时，一大队发现少了两个人，警察慌了。
奔到监舍往窗外一看，一条淡绿色床单打成的绳子悠荡在空中，一头系在窗栏杆上，窗栏杆早就被锯开了。
同监舍的人这才想起，昨天这俩人确实一起撕过一条淡绿色的床单。窗子防护栏上，这些天一直晾着一双袜子，可能是掩着那个被锯开的缺口吧。
两个人是凌晨三点多，从二楼的窗子爬出后跑掉的，他们跑得干净利落。
这次逃跑发生在2008年8月11日，在奥运安保期间，“模范单位”马三家劳教所居然跑了人，事情闹大了。
“上面”说，如果不把人抓回来，就撤省长的职。
让警察不能理解的是，其中一个逃跑者张超，差两个月就解教回家了，而且还是个“四防”，居然和法轮功学员马忠良一起逃跑了。张超是吸毒进来的，家里有钱，在一大队上下通吃，混的不错呀，怎么冒着加期的风险跑了呢？
警察们忘了一点，为了不落入马三家，张超在拘留所就吞过牙刷把儿。
三截牙刷把儿在他胃里呆了一年多，也没化掉，马三医院刚刚用微创手术给他取出来，这小子就跑了。
“宁可在外面当乞丐，不愿在里面当皇帝”，劳教们能理解张超的逃跑。如果有机会，谁都想跑，一天都不想呆，混的好的混不好的、受欺压的不受欺压的，都想逃跑。当“四防”也遭罪，花钱、托人、送礼，送礼送不明白还要挨打呢，还有“黑四防”暗中监督打小报告，“四防”的日子也不好过呢。
另一个逃跑的是马忠良，侦察兵出身，原是沈阳军区某部营级干部。据说他姐夫是武警司令，有三个孩子，都在政府部门担当要职。当年马忠良修炼法轮功，不仅自己在部队里断了前程，而且还连累了他姐夫和姐姐的孩子们。姐夫为此动了怒，最后把枪都掏出来了。
他用枪逼着这个弟弟，只要放弃信仰，保证他一路通达。
最后马忠良决定放弃的，是自己的政治前途，这是让管教大队长何宝强不能理解的。
积极要求上进的何宝强毕业于警校，凭着自己的踏实能干，当上了一大队的管教大。他非常好奇，是什么力量使一个前程远大的军官甘愿成为“阶下囚”，甘愿成为“国家的敌人？”
多次谈话后，何宝强被这个宽肩膀、方脸膛、总是一脸严峻的军官折服了。
年轻的郝三平对马忠良也充满好感。刚来一大队时，他对这些法轮功学员不理解，这些人平均年龄三四十岁，有大学生、政府干部、工程师、商人、大学教师、医生、军官等，都是些令人羡慕的职业呀，怎么都炼了法轮功？而且，他有一个叫王燕的中学同学，后来上了中央音乐学院，也因为炼法轮功给劳教了！那可是他们中学的校花啊，高不可攀。他打听过，奥运会严打，王燕又被抓了，据说她这次被抓是因为在互联网上公开了她被CCTV逼迫造假新闻的经历，她现在被关押在大连。
慢慢的，跟何宝强一样。他和“老大”、老郑等都成了朋友，尽量不去为难他们。
逃跑事件的当天晚上，何宝强把“老大”、老郑叫到了办公室，“我只能保护你们到这儿了，我再保护不了你们了。”
这次逃跑，正赶上何宝强和郝三平值班，如果人抓不回来，他俩可能就得脱警服回家了。
10
朱阿柯对张良说，过去出外役在街头挖沟，劳教如果请求放茅，“四防”就命令：“就地解决！”于是劳教单膝跪地，脱裤子解手，不许挪窝，连头都不许抬！
为什么连头都不能抬呢？
马三家的很多规矩，其实都是为了防止逃跑。不许抬头，是怕人看清地形和逃跑路线；不许互相说话，是防止串通逃跑；统一穿橘红色的劳教服，为的是逃跑后容易被识别和抓捕，橘红色是最醒目的警告色。
《院志》 记载：
1957年建院当年就发生逃跑57人，占年末在院劳教人员总数的9.8%，
1958年逃跑人数上升到170人，
1960年逃跑258人，
1962年312人，
1980年121人，
1989年设防逃专项奖金及追逃小组。
“过去，谁家来客都要登记，没有介绍信的就属于盲流，就可以给你抓起来，谁家敢藏劳教分子？即使跑回去，多半也能给你抓回来。”
“十年前跑的人多，里面管的严，受不起那罪，一整人就跑了，不管男的女的都跑。”
几十年来，劳教所与周围的乡村、车站、公安局、派出所建立了强大的联防，一旦有人逃跑，就迅速发动群众帮助抓捕。
当地群众都认为，里面关的不是什么好人，协助抓捕“劳教”是义不容辞的责任。
曹老四就协助抓过逃跑的人。有一次半夜他从沈阳市里回来，车大灯照见一个人，正沿着公路走呢，他当时就觉的有些可疑。车到了教养院，警察把他拦住了，“快！抓‘劳教’！”曹老四搭上警察就追，果然那人就是逃犯。曹老四立了功，还得了奖金呢。
奥运期间，教养院的这个脱逃事件，惊动了中央，“上面”要求限期破案。国家安全部、公安部、国保局、省公安厅等全部参与了侦破工作，展开了大搜捕。
三天后，逃跑的两个人就被抓了回来。用警察的话说，以国家资源，没有办不成的事儿。
他俩是在法轮功学员东方昊的亲戚家里被发现的。东方昊被查出在马三医院里策划了这场逃跑，还安排他们住到了沈阳的亲戚家。
东方昊，四十岁，沈阳的企业家，有个服装厂，1999年以后因修炼法轮功多次被抓捕劳教。2007年，他是躺在担架上被送到马三家的，当时在北京调遣处他已绝食十个月，奄奄一息，后来就一直关押在马三医院。
破坏了奥运安保，东方昊、马忠良和张超都遭受了严刑逼供，什么刑都用了，辣椒水、高压水泵、机械劈叉等等，据说，最后连审讯专家都请来了。
三个人都被加期一年。
文章来源：大纪元网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