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屠杀”一直没有被遗忘。到今年六月，发生在天安门广场上及周边地区的屠杀已经过去二十五年了，亲历者及死难者的亲友不会忘，那些曾经站在且现在仍然站在屠杀者一边的人也不会忘。邓小平，这个下令向成千上万为民主和平抗议的人们开枪的人已经死去。然而，在这个屠杀民众的政权中或是与这个政权有利益关系的人却对这场屠杀的记忆一直保持高度警觉。
当然，他们不会将这种警觉表达出来；他们一直压制对六四屠杀的记忆。他们派便衣跟踪、监控那些曾公开谈论六四屠杀的人；他们养着几十万网路监督员，这些网路监督员的任务之一便是从网站、邮件里清除任何与六四相关的内容。每年到六月四号这个“敏感日”，他们会派几十名或穿警服或着便衣的警察在天安门广场四周守卫，以防“作乱分子”进行任何纪念活动。他们给的官方辞令是“中国人民早已对这场反革命暴乱做出了正确的历史裁决。”如果中国当局真的相信所谓的“中国人民”认为屠杀有理，那么它应当在六月四号那天开放天安门广场让民众汇聚一处，一齐痛斥“反革命暴乱分子”。可是它没有这样做，这个事实能告诉我们他们心里真正想的是什么。
当年中国政府大开杀戒并非意外，它是经过精心谋算之后的决定，从当时以及现在的当局者看来这都是一个“正确决定”。从《六四真相》中我们知道，在1989年的春天，中共最高层已意识到自己面临生死存亡的命运。当时席卷全国的抗议运动（不仅在北京，各省省会城市的人民都走上街头进行抗议）令当时的中国国家副主席王震，总理李鹏以及最高决策圈中其他成员得出结论：中共政权岌岌可危。
“清场”本可用催泪弹、高压水枪或者木棒。（在1976年4月5日天安门广场由于人们对文革不满而爆发的另一场示威活动中，当局者选择的清场工具便是木棒。清场后来也完成了，死伤的人数较少。）之所以1989年没有用木棒而是开出坦克，架起机枪是因为当局者希望借此震慑人民，不仅是对全国，也是对将来的反对者产生威慑作用。这的确奏效了，全国三十多个省会城市为争取民主而进行抗争的民众被吓退了。这之后很多年，中国人也的确时时被提醒“你们最好规规矩矩的，否则就没好果子吃！”制造屠杀的根本目的便是维持并延续中共的统治，这，当然也实现了。
然而，命令军队镇压人民严重损毁了中共政权的形象。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大多数中国人都接受了“为人民服务”这一共产主义口号背后的理想，这种理想赋予了中共及其统治阶层某种“合法性”（借用一个政治学术语）。文革中毛主义所制造的灾难使该“合法性”大大受损，但1976年毛死后一直到八十年代，许多中国人对中共满怀希望，认为中国可以在其领导下走向美好明天。（在没有其他选择的情况下，不对中共抱有希望又能对什么抱希望呢？）但随后六四屠杀让这个希望彻底破碎。用当年的学生领袖易丹轩（他因为89年在广州组织和平示威被捕，现在流亡海外）的话说，“随着六四枪声响起，政府一直以来所编织的谎言与伪装也被彻底戳穿。”易丹轩现在认为对于中共而言，保住权力从来是它唯一的目标。
最高层的那些人肯定想，现在不能再从社会主义理想中获得“合法性”，那能去哪里获得呢？屠杀之后没过几周，邓小平宣布中国需要接受“教育”。大学生被逼着参加各种活动接受教育，“坦白”自己离经叛道的思想，谴责天安门广场上的“反革命暴徒”。这些都还是很浅显的方式。邓的长期工程是要通过激起中国人的民族主义来“教育”他们，这一方式收效甚好。不论在教科书、博物馆还是所有官方媒体，“党”和“国”被糅合在一起，爱国主义则是要去热爱“党”与“国”的合体。中国举办2008年奥运会是“党的伟大胜利”。外国对北京政府的批评不再是“反共”，而是“反华”。中国与日本、美国以及台湾、西藏的所谓“分裂势力”之前与现在的矛盾、冲突都统统被夸大，借此证明需要在“反华势力”与敬爱的党国之间划清界限。这一切令中共政权在“教育”民众上取得成功，民族主义成为了其重获合法性的工具之一。
另外便是通过钱，挣钱，致富，炫富慢慢成了人们追求的全部。（有关社会主义理想的语言还在用，但只是用来粉饰现实而已。）许多人的物质生活水平显着提高，西方分析家正确地指出民众生活水平的提升巩固了1989年之后的中共政权。可这些分析家重复中共号称自己“让亿万中国人脱贫”的话就错了。
中国经济的繁荣是这么来的：毛时期的中国人生活的几乎全部方面（除了最平常的方面）都不自由。1976年毛死了以后情况开始有了变化，1989年屠杀之后变化则更明显，邓小平放松了管控，他给中国人传递的信息基本是这样的：在政治、宗教以及与“思想“有关的事情上他们仍受到严密控制，但在挣钱上面他们可以放开手脚。中国人也便这么去做了。对于任何人而言，如果他只能在一件事上去发挥自己的能力，他都会这么去做。中国人工作地很辛苦，他们的报酬低，工时长，他们没有工会，没有工人赔偿法律，没有新闻自由和独立法院的保护，他们在自己所工作的城市甚至没有合法地位。这样的中国人有数亿，他们就如此年复一年地工作。这么多人在这样的工作条件下创造出巨大财富真的是一件怪事吗？中国能够取得经济上繁荣之细节肯定比我在这里的描述复杂许多，但它不是一件多么神秘的事情，更不是“奇迹”。
1985年邓小平开始讲“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部分人的确富起来了，先富起来的人几乎总是那些跟政府有关系的人。有权力意味着有资源，也意味着可以更好地行贿受贿，于是这些有权力的人的财富在九十年代中期开始急遽上升。中国的收入不平等迅速扩大，超过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水平，仅仅低于非洲和南美的一些欠发达国家的水平。在中国流行的口头文化里（后来在网路上），人们用各种笑话、小曲、顺口溜表达对权力阶层所拥有财富以及人们认为他们获得财富的不义手段的强烈愤恨。但是这些观点与其他对公民价值的自由讨论一样不能在官方媒体出现，过去如此，现在依旧如此；在这样的一种讨论中不可避免会提到平等、民主、宪政、不被官方认可的宗教以及其他话题，围绕这些话题进行的讨论会受到监控，经常的情况是不允许谈论这些话题。
天安门大屠杀如同有自己的意愿一般，它回到当下，一一戳穿中共政权统治合法性的说辞。1989年中共政权彻底地毁掉了“社会主义理想”这个说辞；屠杀发生之后，邓小平转而用民族主义替代“社会主义理想”，强调中共与人民为一体，但人们无法忘记，正是这个党架起机枪屠杀人民。所以中共政权仍然需要把与大屠杀相关的记忆视为最需要清除的思想之一。为达此目的，它软硬兼施。“硬”的手段包括警告、威胁，“冥顽不灵者”会被没收电脑、手机，不予办理护照，他们还会丢掉工作，银行账户会被冻结；真正的“顽固分子”则面临软禁或拘捕的命运。“软”的手段包括请喝茶，有关部门人员会微笑地提醒你，不再谈论有关屠杀的事情能你生活地更好，他们会建议你现在调整还不迟，告诉你谁谁这么做以后物质生活更好了；他们还会给你吃的，让你出去玩，给你工作机会，还会给你钱（如果你向他们举报其他人则能拿到更多钱）；最后会忠告你最好不要将这个“友好的茶话”内容透露给其他人。
“软”策略在当前弥漫着发财致富和物质主义文化的中国社会尤其有效。对金钱的重视加上专制社会对其他原则公开讨论的限制导致了这个社会公共价值的贫瘠。哈维尔曾写道，在“后极权社会”中，由官方编造的谎言无所不在，形成了人们日常生活的“第二种版本”。八九民运学生领袖沈彤的看法呼应了哈维尔的观点，他认为，“生活在一个警察国家的现实便是你生活在一个巨大的公开的谎言之中”。同是学生领袖现在是学者的王丹观察到人们会“下意识地撒谎”，他的解释是，人们之所以会这样并非出于自己的错误，而是因为他们逐渐习惯了谎言。对发财致富大加颂扬的中国的确与哈维尔的捷克斯洛伐克不同，但是这样的中国并不比天鹅绒革命前的捷克斯洛伐克更好。西方政治家曾经乐观地认为追逐金钱会销蚀谎言，但是在现在的中国，对金钱的狂热在一些方面令谎言得到加固。
从中国的新有产阶级现在的做法来看，他们似乎在摸索着，想去找到“新有产阶级”应当怎样表现。在毛时代的中国，人们通过漫画来了解资产阶级肆意挥霍的生活，这样的漫画中会出现食物、饮品、性、锃亮的皮鞋、漂亮的手表、光滑的车等等，这些统统都是邪恶的东西。毛时代之后，人们迎来了“致富光荣”的时代，人们想知道有了钱该干什么，于是拿过来揭露资产阶级腐朽生活的漫画来指导自己，漫画里锃亮的皮鞋、漂亮的手表、光滑的车现在都成了好东西，不再是邪恶的了。中国的富人们在巴厘岛和巴黎纵情玩乐，在这些地方他们购买的香奈儿香水和路易威登手袋等奢侈品总价值领先于世界其他地方。
要形容这一新富阶层，“物质主义”一词可能并不准确，因为这种亚文化不一定需要实际物品。“外观主义”这个词可能更好。这些人活动的最终目的并不是一个路易威登的手袋，而是向别人展示自己有一个真品手袋（不是许多国内中国人使用的假货）。如果展示的目的达到了，那么这个手袋的功用也就实现了，手袋本身只是手段。外表才是最重要的。随着这种亚文化的流行，对这种亚文化的讽刺也随之盛行起来，在这种讽刺中可以看到中国的希望。近年来，大量在人们口口相传的笑话和网上的段子将炮火对准虚假的一切：假牛奶，假酒，假古董，假照片，假历史，奥运会开幕式上的假唱等等，甚至动物园里的狮子都是假的（由一只大狗假扮）。余华讥讽道，你唯一知道是真东西是假的假东西。
然而，几乎所有的讽刺都是私下进行的，如果公开进行讽刺，那么一定是匿名的。很少人会冒险在公共场合出于原则对政府表达反对意见。中共当局称其为“异议”，人们要为此付出高昂的代价。人们觉得保持低调更聪明，他们也许会在私下愤怒谴责中共，但在公开场合绝不“惹是生非”。人们会把异议者当成怪人看，认为他们是一些为自己利益算计的可怜人，有时他们的家人也会这样去看他们。他们的朋友和邻居会和他们保持距离，其原因并非中共当局所声称的是出于观点不同，而是因为害怕被牵连。王丹作为持不同政见者闻名全国后，有一次他去他父亲的故乡探亲，人们把守村庄入口，不让他靠近。
一些中国人接受中共的谎言，而另一些人则假装接受，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区分变得越来越不重要。无论是真的接受还是假装接受，这些人的自我利益都得到保护，他们是“正常”社会的成员。正如何晓清在《天安门流亡者：中国民主抗争的声音》中所言，到最后，中国现在“这一代人根本无法想像一个年轻人会为自己的理想而牺牲的社会”。
然而，在更深的层面，中国人跟任何国家的人一样，在一个建立在谎言之上的体制中生活让他们没有安全感。富人们将钱存到国外，把自己的孩子也送到国外受教育。2013年，多个调查和报告显示中国人（尤其是富人）全家移民数量剧增，穷人如果有条件也肯定会选择移民。
我们不能说1989年的屠杀是导致今天中国道德滑坡的全部原因。中共官方语言的虚伪导致了犬儒主义，而这种虚伪的官方语言则源于1957年的反右运动和1959至1962年由“大跃进”导致的饥荒岁月。“我们内心深处都有灾难”，这种灾难让人们“瞪着毫无生气的眼睛看着世界，快步往前走”，好像“无处可去，无处可藏”（引号内是艾未未的话）。毛泽东对造成这样的灾难的责任远远超过邓小平。然而，1989年的屠杀是一个转折点。若没有这场屠杀，中国人不会服从于邓小平的“要钱可以，要理想不行“（这个政策奠定了我们今天看到发生在中国的一切的基础）。自1989年以来，中共政权对中国民众的恫吓便是建立在屠杀催生的恐惧之上，这种恐惧在人们内心深处，鲜被明确提及，却已经为人们所习惯。
几个星期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Mario Vargas Llosa）这样写道：
极权主义强加于中国、俄罗斯和古巴之上的落后令人感到莫大的悲伤。较之于共产主义给这些国家在公民社会、文化以及政治上带来的阻碍，再较之于其给它们充分利用自己所有的资源，实现涵盖民主、法治和自由的现代社会带来的至今仍然存在的障碍，共产主义给这些国家可能带来的任何社会进步都不值一提。老的共产主义模式已经死亡并被埋葬，这再清楚不过，但是，这些国家需要很多时间并付出很大牺牲才能摆脱它的阴魂。
邓小平在1989年的屠杀后宣布中国人需要接受“教育“，他的政府随之系统地开展各项工作，扑灭中国人在政治上的热望，将他们塑造成民族主义情绪高涨、热爱金钱的臣民。邓在这样做的时候，他可能是在向布莱希特（Bertolt Brecht）致敬。布莱希特曾这样写道：“人们若对政府失去信心，那么政府则当解散人民，重新任命人民。”从长远来看，中共政权的策略似乎很难成功，但是只要它尝试去做，那么不仅中国，整个世界都要为此付出代价，这个不断增加的代价可能会很可怕。
本文改编自林培瑞为何晓清的《天安门流亡者：中国民主抗争的声音》一书所写的前言，该书将在本周由Palgrave Macmillan出版社出版。
2014年3月31日，下午4时12分
文章来源：《新世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