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5年12月10日讯】（新唐人记者李慧心报导）扶贫，被习近平称之为“40多年来，自己花费精力最多的事”。前不久，习近平将扶贫列为重大政治任务，要求逐级立下军令状。如何打赢这场脱贫攻坚战？对此，赵紫阳前秘书鲍彤表示，贫困是个社会问题。他向当局建言，解决群体性贫困，根本在于改良社会制度。
自从在11月23日的政治局会议上通过了《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习近平在会上把扶贫开发将作为一项“重大政治任务”，并且要“逐级立下军令状”层层落实责任后，关于“扶贫”、“脱贫”的报导就在官媒上曝光率极高。
中共新华网8日刊发署名徐新的文章，题为《打好精准扶贫“组合拳”》。文章对“在中国绝对贫穷的人到底有多穷”的情形没有避讳，甚至进行详尽的描绘。
文章称，扶贫一直以来是习近平牵挂和担心的事情，也是40多年来让他花费精力最多的事情。
文章描写了一个场景：“贵州一处苗族聚居的贫瘠石山区，孩子们住在山上，上学要爬十几公里的山，经过悬崖峭壁，还要躲避突然滑落的石头。村子里没有洁净的生活用水，也没有干净的厕所，人畜都住在一块……”
文章还引述了一部纪录片：“片中几个场景是，一些贫困地区的孩子，不知道原来要吃中午饭，因为他们长这么大，都没吃过；那些孩子冬天赤脚、衣衫褴褛，手脚全是烂掉的冻疮……”
文章历数了贫困的各种因素：历史条件制约、经济基础落后、自然资源匮乏、生态环境恶化、人口过度增长……
文章提到，一名来自湖南某村村民写的一封“扶贫名单不公平、不精准”的投诉信。信上说，村里的扶贫主要扶领导干部的亲戚，而他自己一家四口常年挤在一个40平米、墙砖大裂漏雨的破烂房子里，却没有被登记和通知。
文章继而表示，这反映了扶贫工作不精不准、大而化之的缺陷，并指称这是中国扶贫的样本。
赵紫阳前秘书鲍彤先生12月8日在自由亚洲电台刊发评论文章。他先是回顾了中共领导下的两场所谓的攻坚站：毛泽东时代的饿死了三千万到四千万中国人的“超英赶美”攻坚战，以及邓小平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不公平的攻坚战。
基于历史教训，对扶贫“攻坚战”能对“脱贫”起什么样的作用，鲍彤先生表示无法预测。
鲍彤认为，扶贫面临的对象不仅是七千万，他根据中国金字塔社会的财产分布图来统计，“低端家庭”涉及的人口有三个亿。
鲍彤还提出，这三亿人如果能安居乐业，中国社会的贫富两极分化危机将解除，则有可能长治久安。此外，这三亿人若口袋有钱了，自然有购买力了，中国也同时可以摆脱“内需不足”的困境了。
鲍彤认为，贫困是个社会问题。群体性的贫困一般是社会制度的产物。因此，鲍彤指出，解决群体性贫困，根本在于改良社会制度。
鲍彤表示，财富的多寡和权力的大小有密切的相关性。金字塔一端积累豪富，另一端积累贫穷。
他提出，以下问题需要探讨清楚：1%的家庭中的大多数，究竟是因近水楼台而先得月，还是因得了月而进入楼台？三亿穷人中的大多数，到底是因贫困而被排斥在主流社会之外，还是因被压在底层而只能在贫困中挣扎？
鲍彤不无忧虑的写道：善于锦上添花的理论、道路和制度，会不会给饥寒交迫者雪中送炭。因此，他希望决策者能对症下药，事情可能就会比较好办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