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6年01月15日讯】（新唐人记者钟离述综合报导）中共在延安时期种罂粟，制卖鸦片的史料，被海外中文媒体再次披露出来。其中陕北的南泥湾就是一个种植鸦片的重要地点。
1月15日，海外中文媒体转载《炎黄春秋》以往文章，介绍中共延安时期的鸦片贸易真相。
文章说，根据现有资料，中共359旅在南泥湾既卖过鸦片，也种过罂粟。直接证据就是中共中央西北局1943年的《南泥湾调查》，其中有一段涉及了“特产”和“收烟”的问题。
据此调查，南泥湾是1940年被发现的。同年末，中共中央财经处开始计划开发。1941年初，仅有4个农场，7月增至14个。全年农场增至30余个。调查中说，中共部队开到南泥湾后，“种特产向老百姓调剂了几千亩川地”。
调查中说，土地分成了三种用途：粮地、特产地、菜地。粮地是种粮食，菜地是种菜，特产地是种什么特产呢？是“烟”，每亩产量仅仅3.3两。从中看出，所谓的“烟”，不是普通的烟草，而是特殊的罂粟。
中共种鸦片的原因
据史料，中华民国从1935年就已开始禁止农民种植鸦片，但中共恰恰相反。
署名高龙的文章2013年指出，中共八路军一再挑衅国军致使发生皖南事变后，国共关系极度恶化。1941年，在陕北立足数年的中共迎来了严重的生存危机。这场危机是中共鸦片经济产生的直接背景。
国民党停止了对中共的财政补贴“协款”。协款是国民党按月发给八路军的军饷粮米。此前数年，国民党的协款在中共年收入中占支配地位。1940年，协款比例仍高达73.54%。
国民党封锁致使边区物资奇缺，物价暴涨。毛泽东在边区中共高级干部会议上曾叫苦：“我们曾经弄到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子。”只好采取“大生产运动”应对，大生产运动其实是一场政权自救运动。
1941年，在中共延安政权最困难的时候，鸦片登上了历史舞台。1945年1月15日的《谢觉哉日记》提到，毛泽东也知道种“某物”不道德，但谢觉哉的叙述说“不种度不过难关”，某物指的就是罂粟。
据研究分析，鸦片作为商品有几大特征：运输方便，价格高，市场广泛，山西、陕西一带适合种植。此外还有关键的一点，鸦片是民国一种普遍流行的硬通货。
1941年，中共下达鸦片种植令，辖区农民每户栽种5至10亩鸦片。1941年底中共边区成立禁烟督察局，后改为禁烟督察处。据《延安日记》记载，任弼时被任命为“鸦片问题专员”。
1943年9月22日的《延安日记》记载了中共高层对鸦片经济的决策过程，“政治局讨论了经济困难问题，找出了一个相当别出心裁的办法。政治局批准，加强发展‘公营的鸦片生产与贸易’。同时决定，作为紧急措施，要在一年内为中央政府所辖各省的对外市场至少提供120万两鸦片。”
据研究者调查，当地民歌至今还有提到当年种鸦片的场景。其中一首名叫《种洋烟》民歌唱到：“过了大年是春天，家家户户种洋烟。十亩地来八亩田，留下两亩种洋烟。”
《延安日记》还记载，任弼时也说，毛泽东知道“种植、加工和出售鸦片”不是件太好的事。
1944年4月28日的《延安日记》记载，外国记者要到延安来访问，毛泽东想借此同反法西斯联盟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建立正式关系。但尴尬的事情出现了。“大片土地都种上罂粟。这是件十分令人不愉快的丢脸的事情。”但怎么掩盖几百公顷土地都已种植的事实呢？
答案正是著名的八路军三五九旅。三五九旅被派往该旅驻地通往延安及其冬季营地的道路两旁去铲除罂粟。
《九评共产党》指出，中共以党性取代和消灭人性，各种危害中华民族的恶行都与党性有关。中共也正是靠没有人性的党性起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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