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于2016年新年中刚过七十八岁生日数日后即病逝。让原本打算回乡探望他的我惊惶失措，匆匆返乡奔丧。空自懊悔自己的晚归。
法轮功让我无病一身轻，我却未来得及将这份幸运亲自面对面的告诉我的父亲，这是一种怎样的遗憾。
过年前，父亲收到我的汇款后嘱我好好保重、我让他保重自己无须担心我时，父亲高亢、洪亮的声音犹在耳，今却已天人永隔。
想起正月初一在安徽妹妹家，自以为拯救下了那只被丝网缠绕的美丽小鸟。事后妹妹的女儿却告知我，小鸟其实已死，惊疑的我返回寻找无踪心里残存着小鸟活着的侥幸心理，是种怎样的自欺欺人啊！小鸟就如一种预兆，提醒我时间不等人，对于小鸟如是，人也如是，包括我的父亲，我却一误再误。至今，小鸟身体的余温犹在手，徒让我懊悔自己延误了时间回家。
对于父亲，唯一可安慰的是，去年下半年在电话里我向父亲道歉，为了当年自己那些忤逆不孝、对父亲大不敬的言行；并让父亲退出了他曾引以为傲的团支部书记头衔的那个唯党性、无人性的党组织。
年前，我曾懊悔并细数自己深知法轮功的好却没有告诉那些想活却已过世的亲友，一旁的大三生接话，“你都认为，¶生既无欢，死又何悲¶，怎么救得了别人？”是啊，抑郁的自己一直觉得，人死是一种解脱，怎么会有悲悯之心救人？今非昔比，不意，晚归的我，再次踏上二十二年前为母亲奔丧的那条洒满泪水的、心酸的路而留下遗憾，不过，这次是为父亲。
父亲的丧事，加之时至新年期间，让我见到了许多回家过年、久别陌生的亲友。亲友们都牵挂着我这个常年孤身在外的人。我则以无病一身轻宽慰他们。可在酒酣耳热之际聊起现实，却遭到表姐、好友的群起而攻之。直到我说不提让人扫兴的共产党才作罢。我们这代并未亲历文革的批斗，但是亲友们唇枪舌战包围我、阻止、剥夺我开口说话的场面，与残酷的批斗场面可有别？而我曾经就似这些亲友一样沦为自干五而不觉，因为自小就开始的党文化洗脑。
当我说唱“爹亲娘亲没有党亲”这样的红歌违背人性、离间亲情时，同辈亲友们却不以为然，认为只是让大家随便唱唱。而无知、无视它潜移默化的用党性取代人性、泯灭人性的洗脑作用。
亲友们也强调，她们不喜欢腐败的此党，也讨厌此党，却又拚命维护此党，为此党辩护。说我返乡乘坐的飞机也是此党建造的，连山寨产品也被她们美化成此党治下的“荣耀”等等。此时想来，哈威尔说过的用此党的思维方式与逻辑得出的结论都是此党要的，远远不够，而是得出的结论，都是将此党的丑恶美化成“养活了”十几亿中国人的“功劳”而无视此党的滔天罪恶，更无知其中的荒谬。因为被党文化洗脑成“无神、唯物、无根”的红朝人，被党性蒙蔽了人性与理性，迷失了信仰与文化。
她（他）们混淆中共就是中国，振振有词且不给对方说话的机会。而我也曾像她们一样。当我说对法轮功是一种政治迫害，法轮功在全世界一百多个国家都是合法的，连公安部规定的十四种邪教也没有法轮功，在座的人都不信，包括一位重庆大学毕业的中年男士，还有两位教师……另一被公认的善良的、从未出过国门的表姐直接否认台湾、香港可以合法修炼法轮功……
这些亲友也认为人要讲道义、良知，某些传统影响依存，但是对“党说啥就是啥，党叫干啥就干啥”的非理性浑然不觉。不愿相信举世震惊与谴责的、江氏利用中共体制之恶活摘善良、无辜的法轮功学员器官而制造的“这个星球从未有过的邪恶”。而曾是自干五的我，与此时的他们无别，是因为有幸得知了法轮功真相，深入了解党文化并清除其影响，才回归了清醒与理性，也才拥有了自由与健康的思想。
《解体党文化》认为，人性中善恶同在，面对大的选择，心里常会有善恶交战。而在共产党员身上，情形要更复杂一些，因为党员都有“党性”和“人性”的双重人格。“听党的话，跟党走”，“党叫干啥就干啥”，号召的是压抑、灭杀人性，为了中共的独裁利益而行恶。在共产党恶贯满盈、迅速走向覆亡的今天，固执地“听党的话，跟党走”，“党叫干啥就干啥”，其实是对自己最不负责任的表现。守住人性中善良的一面，让正念而不是党来主宰自己的行为，退出中共，洗清自己身上的党文化印痕，才能为自己选择一个光明的未来。而最可怕与可悲的是，我这些同辈亲友们不是党员也如党员一样的思考与言行。
因害怕连过世的父母都不敢去瞻仰其遗容的、善良的表姐却坚称自己是无神论者；被八旬老人称为相貌像观音菩萨的表姐大怒，因她是无神论者，觉得像观音菩萨是说她胖；身为教师、拜佛许愿的朋友夫妻并不承认自己是有神论者……席间，唯有我坦承自己因了解了法轮功真相，由一个无神论者变成了有神论者。有神论并非封建迷信，无神论也并不等于科学。
面对这些同辈的亲朋好友被党文化洗脑迷失于真相之间，我却无能为力，留下了这次返乡的遗憾。她们虽亲见了无病一身轻的我的改变，但是她们却并不接受我所了解的法轮功真相，并只以表面所见固执己见。说他们不合群，可一个道德高尚者怎么能与陷于酒、色、财气的人一样呢？就如当初从来不麻将赌博、无所谓信仰的我，自然而然的疏远了爱好打麻将的亲朋，这样的疏远来自彼此。所谓的“人以群分”、“志不同道不合”……说他们“走火入魔”，我则告诉她们，我所了解的真正的法轮功学员是最好的人，做好了就是一个圣人，而按我来自书香门第、并不了解多少法轮功真相的舅舅脱口而出的说法则是，真按“真善忍”做人就成佛了；除非他们被酷刑、被精神药物、针剂摧残等等。而此党设置的精神病院，此时却以失去转化价值为由拒绝收治被其残酷迫害成精神病的法轮功学员，让不知真相的世人因此误解、疏远甚至敌视他们……可悲的是，这些固执的同辈亲友们以非亲眼所见拒绝相信这样残酷的真相，一如当初读〈九评共产党〉说“知道这些我怎么活下去”的妹妹。这彰显了党文化戕害人性与理性之邪恶。
红朝没有真正的学校，只有党校，教育出来的学生大多似党徒一样思考与言行。而它培养出来的所谓教师只能称为教员，一个宣教的工具而已。好友是教员，我却影响不及，只能懊悔自己的修行浅。好友夫妻除了上课教学之外就是打麻将，她说，不打麻将做什么？不仅仅是并不知真正儒家而误解儒家、不知共产党与真正的历史与文化、做教师的好友，包括身在各行各业的麻将爱好者–我的至亲、表姐弟们。迷失于真相、信仰与文化之间，难免不随波逐流，何况麻将泛滥成为红朝的一大特色。我以“洁身自好，不同流合污”自辩时，当即被表姐回敬为“人不能不食人间烟火”。而这二者之间原本就如圣经所言“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世俗生活与精神信仰并不冲突，且正信能提升社会道德与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它被五千年的中国历史与当今的日韩、美等国所证明。而表姐再而三的邀我相聚，或许有借众亲友之力“挽救”“不食人间烟火”的我之意，让我与她们一样在俗世中挣钱、纵享生活。我丝毫不羡慕表姐妹们在小城最繁华的社区购房，我眼中的她们多的是身不由己的无奈与可怜。她们除了挣钱就是打麻将，没有时间、也对书籍及我的文字不感兴趣。
面对此局面，我却无力影响深深迷失于信仰与文化、真相中的亲友们，唯有再次从人心不古的故乡逃避与逃跑。就如当年离开亲友们，独自远走他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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