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13年前选择卖猪肉的北大毕业生陆布轩如今因为“重操旧业”而再度登上了报纸的头版头条。颇受民众关注的同时，大陆诸多媒体却异口同声的发文疾呼，不要“戴有色眼镜随意评判他人的人生”，“期待有一天，‘北大学子卖猪肉’不再成为新闻头条”。
看来这些媒体本无心报导此事，但为了缓解舆论的压力，才不得不摆出一副“不必惊诧”的样子，以此来回应那些表示痛心或费解的声音。用他们的话来说，“职业没有贵贱之分”、“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成功标准不再单一，杀猪卖肉也没什么羞于启齿”。如果这话单放在一个卖猪肉的小贩身上，不但合情合理，听来也让人颇受鼓舞。然而若要放在一位寒窗苦读多年，好不容易考进中国的最高学府，并在此求学四年的学子身上，人们则不免感到有一种说不出的失落与心酸。
明明不正常，却偏偏被媒体粉饰为“正常”；明明是没能学以致用，却被渲染成“多元化的选择”。大陆这些媒体一味想要淡化与掩盖的究竟是什么？毕业于北大中文系的才子在人生最鼎盛的岁月中，前后两次选择以卖猪肉为生，这真的是出于个人的意愿和喜好？我们不妨从一些过往的细节与背景中来找寻答案。
据悉，陆步轩从北大毕业后，被分配到了陕西一家小型国企，之后这家国企倒闭，他就以卖猪肉为生；后来，他被当地政府“安排”进了西安市长安区档案局从事地方志工作。如今，50岁的陆步轩宣布辞去公职，和北大校友陈生一起在网上卖猪肉。从这段背景介绍中不难发现，当初这位仁兄之所以选择卖猪肉，似乎是迫于生存的压力。然而从他的遭遇中，我们更应该看到，在一个“服从分配”恰逢“国企转型”的年代，即便是北大中文系的高才生，也难逃“下岗”厄运。在他个人的悲剧中，很明显的折射出了时代的斑痕。
或许有人会说，第一次卖猪肉是无奈，第二次却是他自发自愿的；陆布轩本人也坦言“卖猪肉10年赚了200万，当公务员12年分文不剩”。可见，如今他“重操旧业”的确是出于个人对赚钱、致富的偏爱。然而，从他这番告白中，我们仍要反思，个人理想的世俗化究竟是如何促成？显然，除了受整个社会“金钱至上”的氛围与观念的影响之外，教育的功利性、商业化也是其中的关键成因。
在一个缺乏学术精神，毫无独立、自由意识可言的教育体制中，中国的大学早已不能担当起教化社会以及国民、培养知识精英的重责。取而代之的，是普遍沦为政治的喉舌与工具，在整个社会的所谓“发展”、“拜金”的思潮中推波助流。就拿“北大学子卖猪肉”一事来说，当事人陆布轩甚至在2013年4月时，作为一名“另类的创业成功者”，被母校邀请来做演讲。按照媒体的说法，“北大不仅不以学生卖猪肉为耻，反而以毕业生的勤劳务实为荣”。应该说，勤劳务实没有错，卖猪肉本身也不可耻。但作为中国最著名的、拥有百年历史和深厚的人文精神，且以培养知识精英为己任的高等学府，北大是否该“三省吾身”，重新思考一下教育的责任和意义？
值得一提的是，除了陆布轩之外，北大还邀请了另一位靠卖猪肉成为拥有多家猪肉连锁店的成功企业家的毕业生。如果说，当年的陆布轩因卖猪肉“丢了母校的脸”，那么这位毕业生却以“杀猪身价超100亿”当之无愧的成了“为母校争光”的成功典型。说来说去，接受了精英教育的北大学子到底在从事怎样的行业，并不是母校关注的焦点，关键是这样的行业能让你身家几何。在北大看来，如果它的学子卖猪肉能资产过亿，那就是成功，就值得骄傲。因此，作为如今这位成功的猪肉连锁店老板的培养者，北大似乎也该引以为荣。
然而，我们不禁要问，想要在卖猪肉的行当中取得成功，还需要先苦读多年、再上北大镀金吗？且不说这类强调技能、而非知识的“工种”更需要在实践中磨练、积累实干的经验，就说北大的各学院、各专业中又有哪个是跟杀猪、卖猪肉对口？即便能跟经济管理、市场营销打个擦边球，也和上述卖猪肉的北大学子毕业于“中文系”的出身不太相符。如果说北大的教育真对卖猪肉这一行当有所裨益，那不如直接向市场里的肉贩们打开大门。这样一来，受益面岂不更广？
当然，这只是天马行空般的随意畅想。既然卖猪肉的不必出身北大，我们也就无法对“北大学子卖猪肉”这样的错位教育感到理所当然。而人们之所以会对这样的新闻议论纷纷、无所适从，也恰恰说明了，中国旨在培养精英的“择优”教育早已是问题重重，早已到了该反思、该清醒、该从根本上着手解决的时候了。如果“北大学子卖猪肉”从此不再成为新闻，我们也将希望，这意味着中国的教育不是在沉默中彻底沦陷，而是实现了精神力量的重现与爆发。
──转自《大纪元》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责任编辑：刘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