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6年12月13日讯】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距今已整整过去80周年。这次事变被认为是改变中国历史进程的一个转捩点。尽管中共对这次事件大唱赞歌，但从事变发生之初，大陆学者就纷纷谴责这次事变是中国的“大不幸”。当时的清华大学教授闻一多甚至直指发动这次事变者是“叛徒”，他们这种做法“害了中国”。
闻一多课堂“跑野马”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并未远去的背影》一书中记载，西安事变发生几天后，1936年12月15日，“清华大学教授会”举行临时会议，讨论西安事变问题。会议决定发布《清华大学教授会为张学良叛变事宣言》。
清华大学教授会的教授们，不但公开发表宣言，在课堂上也对张学良严加斥责。闻一多平时上课从不跑野马，但西安事变后几天，在一次课上，却离开主题而大谈国事，声色俱厉。
张春风在《闻一多先生二三事》中说，这天闻一多“暴怒如雷”地走上讲台，如对着仇人控诉一般地说：“真是胡闹，国家的元首也可以武力劫持！一个带兵的军人，也可以称兵叛乱！这还成何国家？我要严厉责备那些叛徒，你们这样做是害了中国，假使对首领有个好歹，那么就不必再想复兴，中国也要退回到民国二十年前大混乱的局面，你们知道么？”
西安事变真相
1936年12月12日，时任西北剿匪副总司令的东北军将领张学良和时任第十七路军总指挥的西北军统帅杨虎城，在西安扣押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和西北剿匪总司令的蒋中正（蒋介石），杀害保安和中央机关人员，迫使蒋停止剿共，放弃攘外必先安内的基本国策。
随着史料不断披露，这起重大事件也逐渐呈现出本来面目。包括张学良自己在内的多人后来证实，张其实是中共党员。1931年在他的东北军兵力和装备绝对占优的情况下，擅自决定保存实力，不抵抗日军入侵。5年后发动西安事变的目的，是张在中共的密谋之下，打着抗日的旗号企图绑架并杀害蒋介石，以此挽救中共的颓势。
张学良、杨虎城的夫人和秘书都是中共党员。西安事变中，中共原本希望造成杀蒋的既成事实，迫使共产国际承认。不料西安事变在国内舆论遭到全面反对，苏俄也为自身利益强烈谴责中共的做法。这才迫使事件最终以协议方式落幕。
张学良自认“是罪人中的罪魁”
1991年，流亡美国的华人作家曹长青曾以中国东北老乡的身份，与张学良在纽约畅谈两个多小时。曹长青说，张学良谈了好多，范围很广，集中起来，有三点强烈感受，第一是张学良对当年发动西安事变很后悔。他多次强调自己“鲁莽操切，胆大妄为”，并称那是“背叛”，应获死罪。
可佐证的是，这次交谈两天后，张学良在91岁生日祝寿会上做了情绪相当波动的讲话：“《圣经》中保罗说，他是一个罪人，而我则是罪人中的罪魁。”“我摸着良心，愿为国家做些事，但我却没做什么好事，”“除了一些是非之外，一生没为国家、社会做什么。”
二是他不讲西安事变内情，说怕伤害别人。其实事件已过去55年，毛、周、蒋均已过世，当年的主角仅剩他一人。再谈及这段恩怨，恐怕是怕触击他自己的内心创伤——悔恨情结。当年他执意陪蒋去南京，也知凶多吉少，但坚持要去，也是有负荆请罪之意的。几十年皈依基督，面壁沉思，再加上目睹中共坐大后在中国大陆所为，他内心的痛楚悔恨之复杂情结恐怕不是常人所能感受到的。
这种复杂在于，他认为自己的方式方法错了，但至今仍认为当时坚持的先联合抗日(攘外)，自然就会“安内”的政见不错。但用“捉拿”，用刀枪逼迫方式，对待自己最推崇的“领袖”，威胁其改变政见，对于张学良这样深受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熏陶的人来说，恐怕内心深处难以接受。他几次讲“应枪毙我”，我是背叛，就是这种情结的宣泄。
三是他总是小心翼翼地回避批评共产党，无论贬、褒，都尽量绕开。即使碰上“六四”屠杀这样的问题，也不予置评。对“六四”中共拿军队在大街杀害手无寸铁的学生市民，在美国无论何种教派，都对此表示愤慨。张学良以基督徒角度回避此问题，并非是宽容，话里话间，明显是绕开。
张学良多次拒绝中共邀请
张学良生前曾多次获中共邀请访问大陆，但均被张拒绝。对此，曹长青分析，张学良的苦衷在于，中共将西安事变视为历史大进步，将张学良视为民族英雄，邀张去大陆，多是为其宣传所用。而张经过几十年沉思反省，认为自己这件事做错了，是“闯了大祸”，自己是“罪人”，悔恨不已。
如果张去大陆，中共当面捧他为大英雄，他会非常尴尬。如他真实说出对发动西安事变的悔恨，也会使中共下不了台。恐怕这是张学良的真正想法。
(记者文瑞综合报导/责任编辑：曲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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