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7年01月19日讯】政治局会议后，毛在几个场合打击同刘亲近的人。其中一位是财政部长薄一波，毛在全国财经会上搞了个“批薄射刘”。接着毛又亲自授意东北局组织部长在组织工作会议上影射刘和所谓刘的人是叛徒内奸（因为他们坐过国民党的监狱）。仅以这个罪名，刘少奇面临的就决不只是一个丢官的问题。
毛让刘在煎熬中度过了几个月。突然，十二月二十四日，毛向政治局宣布他要外出度假，由刘少奇主持在北京的日常工作。这等于说刘还是第二号人物，好比把已在悬崖边上就要掉下去的刘一把拉回生路。刘如释重负，马上按毛的意思挨个找中共领导层的人检讨自己，最紧张时三天三夜没有睡觉。毛达到了目的：他狠狠地惩罚了刘少奇，使他的总管对军事工业化纲领不敢再有二话。
毛整刘少奇的同时，给人一种印象，他要用主管东北的高岗来取代刘。高岗全心全意拥护毛的总路线，为了刘少奇的观点同刘屡动干戈。毛示意他喜欢高岗，不喜欢刘，向高岗放风，他有意以高代刘。在毛的默许下，高把毛的话透露了出去。不少人以为高上刘下已成定局。
谁知，晴天一声霹雳，毛依然用的是刘少奇，反而清洗了高岗，给高安上“分裂党以图夺取党和国家权力”的罪名。这是毛掌权以来第一次高层清洗，而清洗对像又完全出人意料。达赖喇嘛那时正到北京，随行人员对他说这是个凶兆。我们在四十五年后见到达赖喇嘛时，他想谈的第一个话题就是高岗问题。
毛早就有了搞掉高的想法。他先利用高和高手下的人打刘，然后利用高打刘这一点，来清洗高。高岗的倒楣可以说是祸从口出。他是“东北王”，经常跟苏联人打交道，他同苏联人说话没什么忌讳，甚至把中共政治局内的争论也告诉斯大林的联络员科瓦廖夫，说政治局内有个以刘少奇为首的“亲美派”。毛在莫斯科时，斯大林把科瓦廖夫根据高岗谈话写的报告交给毛。高岗还对其他苏联人说刘少奇对资产阶级太软弱，抱怨周恩来，说他跟周在朝鲜战争问题上发生过“严重争执”。
高岗是个不拘小节、口没遮拦的人。早在十年前，到延安去的一对英国夫妇就留意到：“在我们访问过的共产党人中，高岗是最不谨慎的。”当时根本没人知道高岗是何方神圣，这对夫妇特别提到他，显然对高岗这一特点印象极深。
对毛泽东来说，跟外人谈论中共领导圈内的事是不可容忍的，特别是还传到了斯大林耳朵里。清洗高岗对人们是个警告：对苏联人，他们的口闭得越紧越好。毛搞军事工业化全仗苏联，跟苏联人将有很多来往，中国人一来二去放松了，可能像高岗一样真跟苏联人建立起“兄弟关系”。这对毛的权力是一种潜在威胁。在巩固权力这个问题上，毛总是不怕一万，只怕万一，防患未然，未雨绸缪。毛怕中国人跟苏联人亲近，但又不能阻止他们来往，只能在中国人脑子里设一道坚固的障碍，把他们跟苏联人无形地隔开。
不久，毛利用高岗一事要全体中共高干交代他们同苏联人的一切关系：“这里讲一个‘里通外国’的问题。我们中国有没有这种人，背着中央向外国人通情报？我看是有的，比如高岗就是一个。”“这样的事就不要干了。”“要讲就经过中央去讲，至于情报，不要去通。”什么叫“情报”？毛故意不说清楚，人们为了保险起见，干脆什么话也不跟苏联人说。
毛派周恩来在打倒高岗的会议上做主要攻击人，自己不出场。一九五四年二月周作长篇发言时，服务员事先得到通知，会议中间不许给茶杯上水，“任何人不许进去。”因为会开得太长，与会的领导们禁不起没茶水喝，一个服务员被指定进去添水。他看到周恩来正站在前面讲话，口气非常激烈严厉。他还是第一次看到周这个样子。周知道他的角色就是凶神恶煞，怕高岗冲动起来加害自己，派他信赖的陈赓、宋任穷破例地带枪进入会场。
高岗没想到毛会这样设圈套陷害他，他伤心、失望，在二月十七日触电自杀，但没死成。这一绝望的企图带给他更多的声讨。周恩来说这是“叛变党的行为” ，表现了高“仇恨党、仇恨同志”，高必须“沉痛认罪，彻底交代”，“必须长期加以管教。”高被关在家里，六个月后，他偷偷存够了安眠药，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在共产党世界里，要收拾某人最好说他有个“反党集团”，而不是一个人单干。于是毛给高岗拈来个同伙：中央组织部长饶漱石，说他们是“高饶联盟”。其实高、饶二人并没有什么关系。毛搞饶漱石的原因与饶从前在中共情报机构里任要职，一度主管对美情报有关。军事工业化的推出，使毛需要跟海外打交道。从饶开头，毛对跟海外有千丝万缕联系的中共情报网进行了一场“大扫除”，把他不信任的情报人员全部抓了起来。其中最著名的是潘汉年。饶漱石成为中共高层中罕有的“关死犯”，一九七五年三月死在狱中。
敲响高岗丧钟的两天之后，一九五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毛泽东红光满面地同身边工作人员一起庆祝自己的六十大寿。他比平时多喝了葡萄酒，吃了长寿面，还一反不吃水果的习惯，吃了寿桃。他边吃边听喜爱的京剧录音，在大腿上打着拍子跟着哼哼。在座人看得出，毛的情绪异常的好。怎么能不好呢？斯大林死了，军工项目到手了，刘少奇驯服了，高岗清洗了。
第二天，他来到风景如画的杭州，一进门就叫准备打麻将。三十二年前，开完中共“一大”，他曾来过这里。那时，他是个穷教员，旅费还是俄国人出的。如今，他以中国最高统治者的身份旧地重访。一座建于十九世纪末的面湖背山的别墅“水竹居”，被选为他的下榻处。庄园周围的园林山峦，包括康有为的住宅康庄，共同为毛组成一座占地五百四十亩的大庄园。园子里小桥流水，荷塘竹亭，棕榈树为江南山水点缀着热带颜色，整个西湖尽收眼底。防空洞就在背后的山中。
庄园的主房是一幢岭南特色加海外风光的精致楼阁，里面的一根根梁、一条条柱、一扇扇门、一堵堵窗，都经过主人精心挑选，千里迢迢运来，甚至来自海外。可是毛只有住在钢筋水泥的库房般的毛式房子里，才感到安全。“西湖第一名园”上的这朵奇葩被一拆而光。
毛爱上了西湖的景色。每天爬山，哪怕细雨濛濛。在盛开的梅花树下，毛闻香吟诗，跟身边工作人员聊天说笑。摄影师侯波把毛的愉快情绪留在照片上：胖胖的毛泽东在阳光下笑逐颜开。
不久一场几十年罕见的大雪给毛遇上了，他在清晨七点钟通常酣睡的时候起床观雪景。冬去春来，一次出游，侯波采了一把野花递给毛，没人知道花叫什么名字，毛说：那就叫它侯波花吧。
一天爬到山腰亭子里，毛看见远处一座草房着了火，房子里的人只来得及抱出几件行李，无能为力地看着火焰把家烧光。侯波回忆道：
“哎呀，着火了！”我惊叫着。
毛泽东回过身来，看了一眼，不慌不忙地说：“着火好。烧了好，烧了好。”
咦，着火还好，他怎么说这样的话？
“不烧了，他就老住茅草房。”
“那烧了，他住哪里呀？人家盖不起瓦房才住草房呀！”
他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好像没听见似的……自言自语地说：“唉，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
这是《红楼梦》里的一句话。毛不光是在念诗句，他也在抒发喜欢毁灭的一面，年轻时他就对毁灭心向往之。
看着草房被烧掉，毛说：“这叫不破不立”。可毛是管“破”不管“立”的。在他统治下，农民盖房全靠自己。就是在城里，除了给有特权的人盖公寓，给工厂建宿舍，几乎没有给老百姓盖什么房子。
掌权四年多了，毛才着手修“宪法”。草案上说国家“保护全体公民的安全和一切合法权益”。毛在“全体公民”旁画了两条竖线，写道：“什么是公民？”
有人提议把这部宪法叫“毛泽东法”，毛否决了。宪法对毛如同废纸一张，他不久干脆就把它扔进废纸篓里。
又一天，毛进了一座山上的寺庙，里面为他的安全“清了场”，只有一个瞎眼和尚。大殿供桌上的香炉旁边摆着竹签筒，毛叫侯波给他抽支签。侯波抱起木筒摇了摇抽出一支，然后按签上的号码在壁橱里找出签诗，上面写着：“家里家外不安宁。”这样的签诗自然不便给毛看，侯波急忙重新找了一张吉利的签诗给毛送过去，毛看了哈哈大笑。
第一支签把毛的状况一语道中。江青几天后带着女儿李讷来杭州跟毛过春节团圆，但不久就哭泣着要了架飞机离开了。杭州是出丽人的地方，毛心猿意马，应接不暇。此后毛来杭州四十一次，一半为的是“美人”。毛喜欢单纯天真的少女。
毛对他夫人的性欲早就淡了。四十年代后期，苏联大夫阿洛夫就给他看过跟江青“性方面问题”的病。后来，江青生了严重的妇女病，毛更加失去跟她做爱的兴趣。江青曾长时间在苏联治病，化名尤素波娃（Yusupova），得名于她在雅尔达住过的豪宅（斯大林本人在雅尔达密会期间也住过）的前房主，刺杀拉斯普丁（Rasputin）的尤素波夫王公（Prince Yusupov）。毛无所顾忌的寻花问柳使江青实在难以忍受。中南海的舞场边，后来新添了个“休息室”，放上张床。跳舞中毛把一个或几个女孩子带进去“玩儿”。休息室隔音，外面听不见里面的声色追逐。毛和女孩子在干些什么，谁也清楚。在众目睽睽下，毛毫不在乎。
一天晚上，江青独自在中南海的湖边流泪，毛的大夫李志绥经过那里，吃了一惊。她控制住自己，对李说：“大夫，不要同别人讲。主席这个人，在政治斗争上，谁也搞不过他，连斯大林也没有办法对付他。在男女关系的个人私生活上，也是谁也搞不过他。”寂寞，抑郁使江青的心理越来越不平衡，人也越来越难伺候。她常常把一腔怒气发泄在身边工作人员身上，张口就骂，有时还动手打人。
在杭州的一九五四年那个春天，毛的家内不安宁，家外呢，刘少奇心力交瘁，高岗欲死不能。全国上下，随着军事工业化的起步，从农民口中夺粮的风暴就要来临。(待续)
──转自《大纪元》
(责任编辑: 李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