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
子贡问治理国家。孔子说：“粮食充足，军备充足，人民信任。”子贡说：“如果不得不去掉一项，那么这三项应先去掉哪一项？”孔子说：“去掉军备。”子贡说：“如果不得不再去掉一项，那么这两项应去掉哪一项？”孔子说：“去掉粮食。自古人终究是要死的，如果失去人民的信任，那就没有立国之本了。”
“信”的重要
可见在孔子看来，不论是强大的军队或是丰饶的经济，都比不上人民的“信”。人民对国君的信任乃是立国之本、个人的诚信则是立于社会的基础，无论如何都不可舍弃。
兵法有云：以正治国，以奇用兵。用兵作战要出其不意，神鬼莫测。但治理国家必须以正治众，以德服人。一个人总是不讲信用，人格上就已经破产了，如同行尸走肉，无法立足于社会；同样，如果一个国家的当政者失去诚信，人民就不再信任他，失民心者失天下，其政权也已经名存实亡，离垮台不远了。
所以古时的当政者，在足食、足兵的同时都注重推行德政，取信于民，以求获得民心，永保江山稳固。否则，一旦在道义上崩溃，即使兵强国富，灭亡也指日可待，“飙风不终朝，暴雨不终日”，天地的狂暴力量都不能持久，何况人呢？
礼义廉耻立国根本
名相管仲认为，“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礼义廉耻是立国的根本，丧失了这些国家就会灭亡。所以他劝说齐桓公，首先要遵循礼义，取信于诸侯，方可称霸天下。
公元前681年，齐国趁宋国内乱，邀请宋国及其周边国家——鲁、陈、蔡、邾、郯、遂等国在齐的北杏会盟，商讨安定宋国大计。
在这次会盟上，鲁国壮士曹沫用突然以短剑挟持齐桓公，逼着他签订了归还齐国曾经占领的鲁国国土，齐桓公无奈，被迫同意。事后，齐桓公与多数大臣想毁约并出兵报复，管仲却不同意，他说：毁约是贪图眼前小利，出兵是求得一时痛快，而后果是失信于诸侯，失信于天下。相反，作为一个大国，如果在被胁迫的情形下签订的协议都能遵守，则必然能让天下信服！齐桓公听取了管仲的意见，立即履约。各国诸侯得知此事，都认为齐国守信，不少诸侯想归附齐国。后人评说：“桓公之信，着乎天下，自柯之盟始焉。”齐桓公之所以能够成就春秋时期“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的业绩，是从他信守诺言开始的。
百姓献计太宗正直以对
历史上以诚信治国的明君还有唐太宗李世民，他从大唐王朝的长治久安大计出发，主张君臣上下同心同德、开诚相见，才能治理好国家。唐太宗认为，隋炀帝猜忌群臣，是隋朝灭亡的重要原因；而自己以诚信待臣下，用人不疑，便赢得了臣下感恩图报、竭尽忠心。
贞观初年，有人向唐太宗上书，请求清除朝廷中的“奸臣”。唐太宗对此事很重视，亲自召见上书人，当面对他说：“我所任用的大臣，都是贤良之人，你知道谁是奸臣？”上书人说：“我居住在民间，不知道谁是奸臣。但我有一条妙计，请陛下试一试，一定能让奸臣露出原形。”太宗问他是什么妙计，那人回答说：“陛下与群臣讨论国家大事时，故意坚持一种错误意见，并乘机大发雷霆。这时那些不畏龙颜震怒，坚持真理，敢于直言正谏，不怕斧钺之诛的人，便是直臣；反之，畏惧陛下的威严，只顾身家性命，依顺陛下心意，迎合旨意的人，便是奸臣。”
太宗听了不以为然，对此人说道：“流水是否清浊，关键在于源头。君主是施政发令之源，臣民好比流水，泉源混浊而想使流水清澈，那是不可能之事。帝王自己玩弄、施行奸诈之计，怎能使臣民正直、诚信呢？魏武帝曹操机警过人，常多用诡计，我看不起他的为人。如果我也像他那样去做，如何再去指责别人、施行教化呢？”
唐太宗又对献计之人说：“我要使大信行于天下，以忠诚之心治国，决不搞歪门邪道。你的计策虽妙，但对我毫无用处，我绝不采纳使用。”那人听了满面羞惭，赶紧下殿，仓皇出宫而去。
再看当今的中共政权，立党之初就以谎言欺骗民众参与篡政，窃国之后又以暴政和谎言宣传维持统治，对一切真相都畏之如虎，不惜一切代价“防止真相传播”，暴力消声。暴力是它的基因，撒谎是它的本性，在其治下，所谓的“公”安实为公害，或者可以更名为“共”安，维护的不是公共安全，只不过是共产党的安全罢了。因为它不讲道义，毫无诚信可言，失民心失到海内海外，以史为鉴，这个政党的真正生命早已经死亡，一旦彻底拂去谎言的迷雾，瞬间，就会轰然倒塌！
──转自《看中国》
（责任编辑：王馨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