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葬送两万西路军性命再嫁祸张国焘

北京时间：2017-08-12 08:08

FacebookTwitterEmailPrintFont Size繁体

1937年3月，两万红军战士在祁连山被西北军阀打败，埋骨高原，几近全军覆没，大批女兵被奸杀和沦为乞丐，只有四百余人突围逃到乌鲁木齐，史称西路军惨败。

在中国大陆的教科书中，所有“党史”课都宣称，西路军惨败是由于执行了张国焘的“逃跑主义”和“分裂主义”路线。这起源于毛泽东的定性：“西路军的失败是张国焘右倾机会主义逃跑路线的失败”。

近年披露的大量文献档案表明，西路军将领是严格按中共中央军委的电报指示指挥军队行动的。而当时中央军委的核心成员，是毛泽东和周恩来。

不能告人的历史真相是：毛泽东、周恩来策划西路军惨案，借军阀之手葬送西路军两万人的性命，又把惨案的罪责强加在张国焘头上。

领命接受苏联援助、打通国际路线，西渡黄河成为孤军

毛泽东假共产国际之力，被莫斯科首肯为中共领袖，取消了张国焘的临时中央。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在会宁地区会合。当时张国焘的红四方面军有8万多人，装备精良；而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的红一方面军只有不到8,000人，装备落后。毛不愿张国焘的四方面军全部人马进入陕北苏区，主要是担心张国焘借机发动兵变，用武力改组中央机构，夺取最高权力。

当时中共有一个总的行动方向，就是按照苏共的意思打通国际路线，让红军到外蒙和新疆建立根据地，毗邻苏联。斯大林希望中共红军牵制日本从东方进攻苏联，而中共红军也可以通过这条途径，从苏联取得物资援助。红军北上就是这个意图。打通国际路线，当时的说法叫作“打通远方”。

正在这时，共产国际来电，有一批援助中共的武器和物资，循蒙古、绥远、宁夏路线于近期运至宁夏之定远营（今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盟东部的阿拉善旗）。随即，毛泽东制定了夺取宁夏接受苏联援助的《十月份作战提纲》。这个宁夏战役计划实际上也是要实现“打通远方”的意图。毛泽东原准备把这个任务交给红一军团和红十五军团，后来改变计划，把这个任务交给四方面军。

总司令朱德、总政委张国焘，根据毛泽东制定的《十月份作战提纲》，命令红三十军在靖远城西之虎豹口（河包口）渡河成功。毛泽东即给朱德、张国焘、彭德怀发电指示：三十军、九军（尚未过河）过河后，可以三十军占领永登，九军强占红水以北之枢纽地带，并准备袭击定远营。

朱、张遵命，随即令九军过河。过河次日，就与西北军阀马步青的一个师“碰了头”，发生遭遇。当时红军（还不称西路军）将马军围在一个土围子里，派代表向他们说明只是借路，不图消灭，随后把他们放了。红军进至凉州（今武威）城，他们又用同样的方法与马军谈判，又获准通行。

10月30日，彭德怀致毛泽东、周恩来密电告张国焘状说：“张对打击胡敌（指胡宗南部），始终是动摇的，企图以四方面军先取（某）方（指苏联）（物）资后再说，以一方面军与胡敌周旋，削弱力量，（他）好说话。”事实上，被取消了临时中央以后的张国焘，此时已无意跟毛泽东争权、对抗共产国际，只是想保存自己的实力，取得物资而已。

毛泽东、周恩来接秘电、密谋后改变了主意，遂令朱、张将红三十一军留在河东。红五军（隶属红一方面军，人数很少）因保护渡口过河船只与敌靠近，朱、张令随船开往河西。这样，红四方面军一分为二。红三十、红九、红四方面军总部、红五军在徐向前、陈昌浩领导下到了河西；红四、红三十一军归彭德怀指挥在河东作战。国民党调集兵力赶往堵截，过了黄河的三个军共21,800人，成了孤军。开始他们还继续执行宁夏战役计划，然西北是马家军的天下，马家军有正规军3万，民团8万，一共11万，双方力量悬殊，根本无法完成宁夏战役计划。

11月3日，毛泽东以中央军委名义致电朱、张、徐、陈：“所部主力西进占领永登、古浪之线，但一条山、五佛寺留一部扼守，并附电台，以利后方行动”，不再提袭取定远营取货之事。这时，毛泽东已改变主意让彭德怀率部去接受物资。实际上，彭忙于作战，未能按计划时间过河，接收物资落空。

西路军成立，直接受中央军革委指挥

西渡黄河的徐向前、陈昌浩所部令马步青深感威胁，双方摩擦不断。马步芳闻讯，调来部队一起围攻。

中共中央军委改变了原来的作战计划。11月8日，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博古、林育英致朱德、张国焘、彭德怀、贺龙、任弼时的电报指出：“一、二两个方面军组成南路军”，“四方面军之两个军组成北路军”，“徐陈所部组成西路军”。“南路军北路军准备进行战略转移，西路军以在河西创立根据地直接打通远方为任务，准备以一年完成之。”同日，张闻天、毛泽东代表中央和军委致电朱德、张国焘，批准成立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以陈昌浩为主席，徐向前为副主席。

由河西红军组成的西路军正式成立，执行中央赋予的第二阶段任务——西征，从河西走廊打通新疆。在河西走廊建立根据地，打通链接苏联的陆地生命线、苏联军援的西北通道，以一年为期。

11月13日，张国焘与朱德率总司令部机关到达陕北保安。从此西路军直接受以毛泽东为主席的中央军革委指挥。

中央军委命令反复变化，致使西路军进退失据，失去最后机会

11月19日，毛泽东以中央军革委名义指示徐向前、陈昌浩：“你们的任务应在永昌、甘州、凉州、民勤地区创立巩固根据地。”“你方须在甘州（今张掖）以东建立根据地，决不可将主力置于甘州以西，更不能有到新疆去的想头。”[1]

在如此荒凉的戈壁大漠中建立根据地，非常不切实际。11月24日，满怀疑惑的徐向前电告中央，反映实际困难，请求考虑改变西路军的方针，但中央不同意。

11月25日，毛泽东复电徐、陈：“在你们打败马敌之后，主力应准备东进一步，策应河东。”

11月27日，张闻天、毛泽东电示徐、陈：“远方来电正讨论帮助你们，但坚决反对退入新疆。”再次明确不许西路军主力西进。徐、陈奉命后，从11月22日至12月上旬，与马家军连续进行了五次大血战。一是凉州西北四十里铺之战，二是永昌东南坝之战，三是永昌以西水磨关之战，四是永昌之战，五是山丹之战。

12月18日，中央军委电示徐、陈：“你们的任务应基本的放在打通远方上面，限明年1月夺取甘、肃二州。”

12月22日，中央电示，命令西路军东返，策应张学良、杨虎城抗击南京政府。

12月25日，“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中央又电西路军仍执行西进任务。

几天后，命令又变了。1937年1月5日，毛泽东以军委主席团的名义电示西路军停止西进，要求“西路军应全部集结临高地带”，“切勿分兵西进”。西路军再次停止西进，失去了最后机会。

西路军陷入重围，血战40多天，中央军革委要求战至最后一人

1937年1月16日起，中共中央连续致电徐向前、陈昌浩，指示西路军东进。徐、陈收集余部万余人集中在临泽东南郊的倪家营子，准备夺路突围东返。从1月28日起，二马集中5个骑兵旅、3个步兵旅、1个手枪团、1个宪兵团的正规军和甘、肃两州大量民团，共7万余人，围攻倪家营子，双方展开了一场历时40多天的血战。

2月13日，西路军军委致电中央，希望等天气稍暖后转到西宁大通一带活动。几天后，收到中央书记处和军委主席团电令西路军，不同意转到青海西宁。2月17日，中央书记处和军委主席团来电，严令徐、陈率部向西，对于他们向青海方向突围的设想，不从军事上分析厉害、可否，却说：“你们（对）过去所犯的政治错误，究竟有何种程度的认识？何种程度的自我批评与何种程度的转变呢？我们认为今后的胜利是与过去的政治错误的正确认识与彻底转变有关系的。”

2月21日晚，西路军接到中央军革委电，要求：坚持党和红军的光荣旗帜，奋斗到最后一个人，最后一滴血，绝境中求胜利。

中共中央假意驰援，西路军弹尽粮绝

2月24日，徐向前、陈昌浩向中央告急，恳请中央驰援。

两天后，中央复电：“甲、固守五十天。乙、我们正用各种有效方法援助你们。”同日，西路军再临重围。

2月27日，军委命令组成援西军，以刘伯承为司令员，林育英为政治委员，下辖第四、第三十一、第二十八、第三十三军。军委主席团3月2日致彭德怀、任弼时、刘伯承、左权并告周恩来密电：增援之实行程度，必须服从下列原则：（一）不影响和平大局。因此，增援部队开始行动时，周恩来即告顾祝同，请求谅解：如不影响和平局面则实行增援，否则中道而止。（二）不使增援军又陷于困难地位。因此在取得南京谅解而我军西进时，只能控制黄河一段，调动二马，接出西路军，共返东岸，不可更向西进，因为现在已经证明西面是不能生存的。

马步芳是受蒋介石之命与西路军死战的。如今西路军陷入重围将被消灭，救援西路军的行动要征得蒋介石同意。

3月11日，西路军不足万人从倪家营子突围来到梨园口，这是进入祁连山的口子，三面环山，中部有些民房。部队已是弹尽粮绝。二马骑兵蜂拥追来，红九军两个团千余人在政委陈海松率领下首先接战。不到半天，陈海松以下两个团全部被歼。掩护总部机关和伤病员向山里转移的红三十军又与马军作殊死战，红二六四团全部拼光，红二六三团大部战死。

13日，西路军残部2000余人进入康光寺地区，在石窝召开了最后会议。决定徐、陈离部回陕北，向中共中央汇报情况。由李先念等组成西路军工作委员会以善其后，剩余部队分三个支队分散打游击（后来大部分死亡）。

李先念、程世才带领1,000余人，沿祁连山艰难攀行在雪岭冰谷之中西进，历尽千辛万苦到了新疆与甘肃交界处星星峡，同盛世才的接应人员联络上，接到空投的武器弹药和粮食。剩下400多人后被共产国际派来的代表陈云、中共中央代表滕代远接回延安。至此，西路军几乎全军覆没。最后一场战役被俘的将士，1000多人被活埋；2000名女兵被奸杀和沦为乞丐。

少数逃回陕北的西路军官兵死在自己人手上，他们被一批批骗到山沟里，活埋了。直接下命令的团长说是高岗的命令，高岗是奉毛泽东的命令。

西路军惨败被嫁祸张国焘

西路军渡河不到两个月，1936年12月，延安开始清算张国焘的错误，张国焘被迫做检查，靠边站。留在延安的他的老部下，除了许世友被毛拉拢收服，其余人均被关的关，杀的杀。红四方面军已土崩瓦解。而以张国焘为目标的整人运动一直持续了两年多。

西路军一朝覆没，毛泽东即刻在延安宣布，西路军的失败是“张国焘路线”的结果。1937年3月23日至31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后期研究处理张国焘问题，系统批判张国焘“反党”、“另立中央”等严重错误，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定》。决定中写道：“从退出川陕苏区到成立第二中央为止是右倾机会主义的退却路线与军阀主义登峰造极的时期。”“张国焘同志的南下行动，不但在反党、反中央、分裂红军上看来是根本错误的，而且南下行动本身也是完全失败的。”在谈到西路军问题时作出结论：“西路军向甘北前进与西路军失败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没有克服张国焘路线。”会议撤销张国焘中央委员会、军委主席团成员、军委副主席、红军总政委职务。分配他出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在林伯渠主席在外执行任务时代理主席职务。彻底削掉了他的兵权。

1937年12月，毛泽东接见李先念等西路军领导人时说：“红西路军的失败，主要是张国焘机会主义错误的结果，他不执行中央的确定路线，他惧怕国民党反动派巨大力量，又害怕日本帝国主义，不经过中央，将队伍偷偷地度过黄河，企图到西北求得安全，搞块地盘成王称霸，好向中央闹独立。这种错误路线是注定要失败的。”[2]

中共对西路军错误问题的结论和毛泽东的谈话在全军传达后，特别在红四方面军高级干部中引起强烈反应，抵触情绪很大。有的给中央写信提意见，有的申请解甲归田不干了。许世友想不通，密谋逃离延安，被关进监狱。李先念违心屈从。

“1936年秋季，红四方面军与红二方面军会合，从西康东北部出发，作北上转移。同年10月，红二、四方面军会师甘肃后，张国焘命令红四方面军的前锋部队2万余人，组织西路军、渡黄河向青海西进。西路军1936年12月在战争中受到打击而基本失败，至1937年3月失败。”[3]

西路军惨败与张国焘无关

毛泽东死后，1983年2月，李先念在中共军委支持下，组织历史研究人员查阅了当年有关西路军档案，主持起草了《关于西路军历史上几个问题的说明》。其中写道：“西路军执行的任务是中央决定的。西路军自始至终都在中央军委领导之下，重要军事行动也是中央军委指示或中央军委同意的。”邓小平看了李先念的《说明》和陈云的表态信后，于1983年3月22日批示：赞成这个说明，同意全件封档。

甘肃省兰州西路军研究会组织大批历史研究人员，到中央档案馆，查阅红四方面军渡河前后以及改称西路军西征河西时期，毛泽东及中央军委领导人有关西路军的电报230余件。其中张国焘署名的24件文献显示，西路军的组成，与中共中央关于打通国际路线的决策紧密联系在一起，与张国焘的分裂路线没有关系。

在这批电文中，张国焘单独署名的电报有两件。一件是1937年1月8日发出的。1月7日，军委主席团致电西路军，命令西路军暂勿西进，暂在原地休整，要依靠自己团结奋斗，不要依靠外来力量。第二天，张国焘发电给西路军，电文说：“军委对西路军的指示是一贯正确的，对西路军是充分注意到的……如果还有因为过去认为中央路线不正确，而残留着对领导的怀疑，是不应该有的。”[4] 3月4日，张国焘致电西路军领导人批评说：“你们上次来电谈到你们所受的损失，应由军委负责，那是错误的。”“希望你们坚决拥护中央，在中央领导下，团结得像一个人一样，克服困难，战胜敌人。”[5]

这些电文充分证明，西路军惨败与张国焘无关。

徐向前后来在回忆录中对失败的原因作了多方面分析：西路军担负的任务飘忽不定，变化多端，大大超出应有限度，这是导致失利的根本原因。西路军孤军深入马军腹地，且旷日持久，进不能进，退不能退，左右回旋不好回旋，企图援应没有援应，丧失了作战主动权。战场指挥上级统得过死，没有给战场最高指挥官以应有的自由权；西路军一把手陈昌浩的责任只是在于，由于担心再犯“路线错误”，未能及时反抗中央军委的“瞎指挥”，而是逆来顺受、惟命令是听，从而遭到以骠悍的回民为主体的“马家军“的围歼。中央军委要求在河西走廊建立根据地，缺乏起码的客观条件，这个地方一无好的地形，二无群众基础，更谈不上武器弹药的接济，一个狭长的地带，四周是荒漠，根本无法建立根据地。

西路军败局已定后，毛泽东组成援西军，下辖五个军，声势浩大。却又密令援西军不能损失部队，马军不同意不能过河。实际上，援西军各部没有行动一步。

西路军进入河西走廊，虽然地理环境特殊、民族关系复杂，但二马兵力空虚。徐向前回忆说：“如果我们一鼓作气前进，不是打打停停，转来转去，在河西走廊停20天，后到永昌停40天，错过良好战机，而且照直攻击，扣住嘉峪关，把玉门、安石、敦煌守住，接通新疆”、“取得补充、立住脚跟，再往回打，是不致于失败的，至少也不会败得那样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