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北京时间2017年09月19日讯】这位年过80的中国老人叫程干远，在美国湾区生活了近20年。午夜梦回时，南京汉府街上的一栋小洋房却屡屡在他记忆中回闪。那是当年中共南京市委统战部的驻地，程干远在那里工作了整整十年。
回想那段日子，自己一面要被迫屈服，违心表现，一面又痛恨人性遭到扼杀。事隔多年，那种人格的扭曲还会让他夜不能寐。2015年，程干远在海外出版《中共统战部揭秘》，内心的自省与挣扎逼他道出亲身经历的内幕、黑幕。
上了贼船的统战对象
中共1949年建政后，当年被共产党统策反的国军旧部官兵多数人很快就厄运临头。在1950年开始的“镇压反革命运动”中，不计其数的中低层官兵被处决，被管制。只有少数被策反的国军高层将领，如程潜、傅作义、张治中戴上了共产党的乌纱帽。
中共建政之初，在政府做官的党外人士不少：中央政府的六位副主席中，有三位是所谓的“民主人士”，包括宋庆龄、李济深和张澜；中央政府委员中差不多有一半是所谓的“党外人士”；政务院两个副总理都是非中共人士，即黄炎培和郭沫若。
表面看来，这些人被奉为座上宾，但是在中共内部，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称谓——统战对象。
程干远：当时我们进一步了解了统战部的工作，有很多叫作“内外有别”，对外是一套，对内又是一套。这就是两个不同的面孔了。
夺取政权后，中国共产党决定在中央和地方党委中继续设立统战部。各级统战部都掌握着一批统战对象。
程干远：统战工作的对象在中共建政以后，主要是国民党的中上层人物，或是知识分子之间的一些高层人士，一些社会名流。它为什么在夺取了政权以后还要保留统一战线？它要巩固这个政权。它知道统一战线和中国共产党这个政权的存在有密切的关系。
在1950年3月21日的统战部会议上，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做了《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新的形势与任务》的报告。他指出：“统一战线工作部门的主要职务，是了解情况，掌握政策，安排人事，调整关系”。
在统战部内部，这句话却有另外一种说法。
程干远：每个统战部官员都要确立一个宗旨，统战部到底干什么的。这句话每个统战部的官员都要印在脑子里面，叫作“要时刻掌握阶级斗争动向”。所谓阶级斗争动向，在武装斗争期间，那就是情报工作，敌方的一些动向，军事上的部署。中共建政以后，主要就是掌握所谓统战对象，这些民主人士，包括知识分子、工商界人士，他们的思想动态，真实的思想，对党的态度。共产党人知道民主人士和共产党的关系内心实际上是很紧张的。他们不可能是所谓同心同德。
初进统战部的程干远被分配到一个叫党派处的部门。
程干远：党派处的任务当时很明确，主要就是两项，一个就是做民主党派，中国八个民主党派上层人物的一些统战工作，另外一个就是做知识分子。现在中央统战部，知识分子和党派处分开了，那个时候因为在基层，统战部人数还是比较少的。统战部党派处当时四个人，三个女将，只有我一个是男的。
国共内战期间，所谓的 “民主党派”和知识分子曾是羽翼未丰的共产党的亲密盟友。1945年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上做《论联合政府》的发言时说：“中国急需团结各党各派及无党无派的代表人物在一起，成立民主的临时的联合政府。”
不过，曾经担任毛泽东秘书的李锐回忆说，在“七大”的口头报告中，毛泽东说过这样的话：“掌握政权以后，我们的斗争对象就是民主人士了。”
那时的“民主人士”还不清楚毛泽东的真实意图，对于这个声称追求“自由”、“民主”，“代表人民利益”的政党颇有好感。
从当年绝密的《代表中共中央给联共（布）中央斯大林的报告》来看，中共党人根本不想和“民主党派”平起平坐。
1949年6月下旬至8月中旬，刘少奇率中共中央代表团秘密访问苏联。他对斯大林说：“所有各民主党派，在公开的政治场合中，都能接受共产党提出的一般纲领，它们都公开地宣言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谈到即将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刘少奇说，“现在政协筹备会已组成，共有筹备委员134人，其中党员43人，肯定跟我们前进的进步人士48人，中间人士43人，其中中间偏右者只有16人，在进步人士中有15个秘密党员。共产党对政协筹备会可保障绝对的领导。”
长期共存 谢党隆恩
1949年之后，经历了一系列的政治运动，特别是1957年“反右运动”开始后，一些“民主人士”对共产党有了更明确的认识。
程干远：“反右”对他们的教训是很残酷的。过去胡适到台湾以前，毛泽东就做了他的工作，写信给他，通过地下党，希望他留下来。当时胡适看了信以后说，国民党的民主自由是一个多少的问题，但是共产党是个有无的问题。恰恰是他的儿子没有听他的话，留在北京，最后自杀，尽管写了很多骂他父亲的话，但是还是不能过关，被迫自杀了。
胡适的这番“民主多寡有无”的话其实是引述储安平1947年发表在《观察》杂志的文章。
储安平，时任《观察》杂志社长兼主编，因为经常刊发批评国民政府的文章，成为国民党的眼中钉。1948年12月，蒋介石亲自下令查封《观察》。储安平从上海逃到北平，周恩来还亲自去探望过他。
隔年9月，储安平出席了共产党领导的政治协商会议。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大召开时，他还当上了人大代表。
1957年，在胡乔木的推荐下，储安平出任《光明日报》总编，但短短几个月后，他的一番“党天下”言论触怒毛泽东，成为毛泽东钦点的大右派。1966年“文革”爆发后，储安平再度遭受严重迫害。9月的一天，他给友人留下一张字条后，就去向不明，从此人间蒸发。
官方承认的数字说，“反右运动”中正式划为“右派”的有55万人，占当时知识分子总数的11%，但实际上被打成“右派”的远不止如此。中国学者许良英认为，如果算上被诛连的亲属，“反右运动”的受害者至少有500万。
程干远：我到统战部的时候“反右运动”已经过去了。共产党的一些做法在“民主人士”当中可以说是刻骨铭心的。这些人都是惊弓之鸟啊，因为有一些人敢于直言的人就被打成“右派”了。私下里对共产党都是噤若寒蝉的。
“抗战战争”期间，知识分子帮了共产党很多忙，特别是民盟这些人。在知识界，当时学生一直在闹学潮，在所谓的蒋管区，金融风波啊，都是通过“民主人士”来实行的，用他们的手段搞垮了国民党。结果他们得到的下场都是一个个被关在笼里面。共产党这种过河拆桥，完全不讲信誉的做法，在“民主人士”中间都是看得很清楚的。很多人对这个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他们对共产党是没有信任感的，表面上讲的都是好话，但是私下里不会信任共产党的。
对于很多“民主人士”来说，1956年毛泽东《论十大关系》的讲话犹在耳边。当时他说：“究竟是一个党好，还是几个党好？现在看来，恐怕是几个党好。不但过去如此，而且将来也可以如此，就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
“反右运动”后，一些“民主人士”在了解共产党的真面目后，将这段话戏说为，“长期共存，谢党隆恩，互相监督，岂敢岂敢。”
程干远：“反右”以后他们知道共产党的厉害了，有的人就总结了一句，我们跟共产党的关系是什么关系呢？ 那就是“听，跟，走”。听共产党的话，紧跟党中央，中央说什么就是什么，走，就是走社会主义道路。就是说我们应该听毛主席的话，紧跟党中央，走社会主义道路嘛，这就是我们改造的目标。
解说：80年代初，曾经被划为“右派”的55万人几乎全部获得平反，中央级“右派”中只有储安平、章伯钧、罗隆基、彭文应、陈仁炳五人不予改正。
“我们就是专门干小报告的”
对于“民主人士”的一言一行，统战部都留心记录。当年，程干远在统战部的主要任务就是写简报。
程干远：我们自己有个定期的刊物《统战工作情况简报》。这个简报有时候就提供给省委统战部，有时候提供给中央统战部。中央统战部有时候就会根据这些简报登在中央统战部内刊上，作为一些机密文件来传阅。
美国之音萧雨：听起来很像是搞小报告的。
程干远：我们是专门干小报告的。哈哈。
打小报告的人中，很大一部分来自于民主党派里的官员。
程干远：这些官员中间有一部分叫“交叉”党员，本身就是共产党员，过去做地下党的，他们就参加“民主党派”。中共建政以后，他们在“民主党派”作为专职的官员。他们的目的就是和这些上层的“民主人士”交往。
各个“民主党派”当时都有一批“交叉党员”。这个就是统战部当时依靠的主力，依靠的对象。通过他们去接触党外的这些“民主人士”，经常地汇报他们的动向。
比如吴贻芳这样的大统战对象，原来金陵大学校长，后来安排做江苏省副省长，因为她是女的，那我们就专门派一个女官员，去跟她做工作，去接近她。
有时在觥筹交错、推杯换盏之间，小报告就到手了。
程干远：我记得当时有个“民主党派”的副市长，工商界的，共产党把他当作左派来看的，这个人有一些活动力量，后来被安排了副市长，他就通过和一些工商界头目经常在一起私人聚餐的形式，把他们的一些真话套出来，然后向统战部汇报。他们的行动可以说无时无刻不在共产党的掌控中。他们在私下里讲的一些话，统战部都是一清二楚。
解说：一些打小报告的人是“民主党派”中公开的中共党员，比如 1953年出任民盟中央秘书长的胡愈之。
中国头号大右派章伯钧的女儿章诒和在回忆录 《往事并不如烟》中写道：“在民盟中央，别看沈老（钧儒）的地位最高，是旗帜性人物，可中共党员胡愈之才是民盟的主心骨。当然，还有统战部在后面指挥之。”
直到“反右运动”过去40多年后，章诒和才知道，五、六十年代她家的常客，1946年加入民盟的翻译家、出版家冯亦代，那个少女时代的她认为对所有人都好的“冯伯伯”，其实是统战部派到她家负责监视父亲的“卧底”。
除章伯钧外，费孝通、潘光旦、罗隆基、钱钟书等诸多政界和文化领域的精英都曾是冯亦代的监控对象。但是尽管冯亦代当年极尽所能，积极向上级汇报监控成果，他的入党申请却始终没有获得批准。
2000年，冯亦代出版《悔余日录》，对自己当年为摘掉“右派”帽子，充当统战部告密者的行为懊悔不已。
如果不是冯亦代自己道出真相，这个秘密恐怕还会一直保守下去。可以想像，这类告密者远不止他一个。
程干远：其中包括一些宗教界的人士，像丁光训之流的，赵朴初，实际上都是共产党员，都是地下党员。丁光训还是第一批派到美国来的，在抗日战争期间到美国来的，以神学留学的身份，得到神学博士的党员。他的身份一直没有公开，一直到政协副主席，一直到死都没有说他是以共产党员的身份。
1950年，李维汉在中共中央统战部会议的讲话中说，对于有一定合法地位的社会团体，比如基督教和天主教团体，“要通过其中的进步份子和爱国民主人士”，“逐步地改变其政治面貌”。
前面提到的赵朴初是前中国佛教协会会长，抗日战争初期成为中共地下党员。平日里，他只和统战部的一位副部长单线联系。直到2000年去世，他的中共党员身份也没有公开。
程干远：因为他们感觉到这个影响太大了，他们有些国际上的影响。一公开人家觉得你这完全就是搞假的嘛，他怎么是共产党员。你怎么搞一个共产党员来主持一个很大的佛教活动？那影响太坏了。
“文革”期间，曾有一位潜伏在庙里的共产党员露了馅。
程干远：他是假和尚，他是我们派进去的卧底，在和尚中间，在宗教界的卧底。他是共产党员。当时有一些红卫兵，因为他们不知道嘛，不知道这个人的身份，因此就批斗。他被批斗得吃不消了，受不了了，他说，我根本不是和尚，我是假的，我是共产党员。
有时统战部还通过秘密管道，掌握一些“民主人士”的个人隐私，以此为把柄让他们俯首帖耳。
程干远：这也是共产党对外不能公开的秘密手段。比方说有一个工商界的头面人物，他好色。他有一个小老婆在上海，还有一个在南京。他每个礼拜都坐飞机到上海。但是他不满足自己的欲望，他自己住在南京，他在闹市区中心的楼上保留了一个小的办公室，他利用这个地方玩弄一些女青年。因为经常有很多不三不四的女的到他那儿去，就给公安部门发现了。公安部门就监视他。这个事情就跟统战部汇报了，因为牵扯到他这个的头面人物，不敢随便动啊。
统战部知道这个事情，当时就要我和另外一个工商处的一个官员去提审，调查一下这个情况。这些女的大部分是一些饭店的服务员，还有百货公司的售货员，工资都比较低。每次给她们20块、30块，相当于她们一个月的工资了。这个情况我们掌握了以后向部长汇报了。
如果公开处理他，就要把他撤换掉，对我们政治上也是一个损失。这样部长就找他谈话，要他写个检讨。他一听当然害怕了，他知道自己的把柄被抓了。他就写了一个书面检讨。部长就把检讨交到党那边，以后不管共产党讲什么话，他都表现得很积极，非常听话。这个不仅没有影响到他的职位安排，还得到了提拔，本来是政协常委，后来还弄到政协副主席，因为他听话嘛。
——转自《美国之音》
（责任编辑：古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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