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所处的时代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我自己的遭遇及经历，读书让我深感，这是一个黑暗的时代——绝非盛世。
越是鼓噪喧哗地把黑暗与腐败歌颂为盛世，越是证明这个时代的黑暗与可悲！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是，即便时下那些歌颂盛世的人也不可否认的一九六六年爆发的文化大革命，那时的鼓噪的力度远比如今的大的多，几百万红卫兵歌颂伟大的时代，伟大的文化大革命，伟大的领袖。他们不仅涌进北京，而且高颂红歌、排山倒海地冲向中国的每一个角落，甚至在西方各国蔓延。但是那不是盛世，而是黑暗和灾难。所以，积我半生的经验，尽管现在中国人已经能够吃上饭，可文化及社会的黑暗没有任何变化。
我们所处的国际社会的时代、人类的时代是个什么样的时代？出了国门、读书及经历让我感到，绝非清明平静的时代，绝非坎坷但能够看到未来方向的时代。这是一个动荡的时代、一个混乱、不知等待我们的未来是什么的时代！
西方的强势繁荣不仅带来了物质及民主，也带来了两次大战等世界性的灾难，即带有西方文化特点的族群冲突及屠杀，和社会文化动荡和危机，以及日益严重的社会问题。这一切让人们看不到未来。
我们所处的时代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在西方的生活，在中国的经历让我越来越深切地感到，我们可以通过西方涌向世界各个角落所带来的社会及文化动荡，看到我们中国的黑暗是“动荡”中的“黑暗”，是二百年来的现代化大潮中的浊流涌到了中国，赤化了中国后的黑暗。我在中国的遭遇及对西方文化及知识的感知，现在让我进一步看到，黑暗时代的中国文人和动荡时代的西方文化人是相通的，因为在更深的地方，他们和我们面临的是相同的问题——根本的现代化、西化带来的文化问题。
这封致小舸的信涉及到在文化和个人问题上，他对我，我对马勒、对已故京剧演员孙岳等的看法及思索。由于涉及的问题根本，因此写好后让我感到有变成公开信的必要，我希望人们能够通过表面混乱而且充满各种危险的政治现象看到导致它产生的深层的文化问题，希望这些文化问题、人的问题能够引起越来越多的人注意及讨论。
小舸，你好！
你来信谈到，阅读我过去的思想经历，以及我过去给许良英先生的信时特别注意到，我曾在三个不同方面被革除门外，“先是被父亲轰出家门，继而被共党阻于国门，最后被导师革除师门。”你的这个灵感性的概括，我曾经被家门、国门和师门三度，或者说三重逐出门外，我自己过去并没有注意到。
大约四十五年前，七十年代初期一位刚刚认识的，正在学习相学的朋友也曾经对我谈过这个问题。他是我碰到的第一位注意到这个问题的人。那是我们第一次见面，他看了我的相后说：你是不入流的人。他怕我误会又对我解释说：我是说社会的三教九流职业，你是不进入这些领域的贾宝玉一类的人。我听了一笑，觉得我的能力及智力，一路走来，逢山开路、遇水搭桥，应付自如，怎会在社会中无我的地位。
现在时过四十多年，你突然提出的这个类似提法，已经不再是如那次让我无感，而是一下子敲响了我的思绪。现在它引起我特别注意还因为我从去年以来就在断断续续地听马勒的交响乐，思索马勒的音乐究竟为什么触动我那么深。这几天又收进一套海廷克（Haitink）指挥的马勒全集，又在听和琢磨。为了了解马勒，以及我们这个时代是如何诠释他的，至今我已经收集了十四个指挥家的马勒全集。加上零散的其他指挥家的近二十张唱片，我应该说我已经拥有二百张以上的马勒录音。我之所以如此大规模地收集、聆听这些唱片是因为它们的诠释，可以说是极其典型地代表了西方当今文化界、精神界对于十九世纪欧洲社会及其文化，对于马勒的理解。与此同时，对马勒的不同的理解和诠释，也让你看到当今世界的文化界、精神界对于文化及精神问题的“不同”理解。
对马勒，本来我一直是敬而远之，没有冲动要如此认真地去听，我之所以一下子如此着迷马勒，是因为去年一位北京的老朋友听了马勒后，希望听听我的意见，为此我才去听。不想一下子就出不来了。
就马勒的性格及他的传记经历，我其实非常不喜欢他，他那位俗不可耐的夫人阿尔玛尤其令我厌恶。可是马勒的音乐却一下子就让我听了后无法自拔，而这种如此打动我的魂魄的原因却让我解释不清。马勒的音乐让我陷入的深度已经远远超过了贝多芬，为此，我试图更广泛地了解、理解并且解析马勒，了解理解当代指挥家、西方文化人如何看他，开始陆续收集诠释马勒音乐的主要的指挥家的录音及介绍文字。直接听过后你也可能感觉或认识的不到或不对，但是如果没有听过、对比过，那么就让你没有底气和基础来评断谈论这一切了。为此，这几个月来，我有时间的时候或有想法和感觉的时候就去听、对比及思索。现在你的提法让我突然感到，可能你说的这点是我潜在的和马勒相通、立即就能够被他的音符打动的根本原因之一。
马勒一生不被周围认同。他自己说是三重的无家（homeless）可归之人，奥地利人说他是捷克的波希米亚人，德国人说他是奥地利人，欧洲人说他是犹太人，可他自己从来也没有强调过他对于犹太人及其文化的认同。事实上，这个无家我不认为是人的族群上的家，而认为是文化的家园、精神的家园。
对于马勒这位敏感的艺术家来说，最重要的是他感到文化上的无家可归，而这其实是十九世纪欧洲在政教分离后，世俗化、物质化的文化气氛中带来的最重要的问题。所以可能我去年一下子进入马勒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我在经过多年研究后提出，从十九世纪到今天我们处的不是现代社会而是后基督教社会。这个视角让我一下子就感到了十九世纪的艺术家们在精神上、思想上遇到的危机。所以我不仅认为马勒是欧洲的王国维，而且由此也不再把十九世纪的欧洲的思想家、艺术家只看作是进步和革命的楷模，而把他们看作是社会变动中，文化转型中，在苦闷中寻找出路的人；宗教退出造成的在思想上的彷徨的路人；当然也造就了一批世俗布道者，世俗观念的殉道者。所以十九世纪的欧洲，对于敏感而深刻地具有知识和文化倾向的文化人来说，是一个动荡而无家可归的时代，这样的动荡对于那些充满革命精神的人来说是一个高昂的征伐时代。
由马勒的特点我感到，贝多芬是战士、是把过去的宗教精神投射到世俗化过程中，在世俗社会奋斗的人，用我的近年来用的话说，是音乐领域的世俗教士、意识形态分子，而马勒是超越的人，是真正的个体中有精神思想生活的人。
在这里我要强调的是，十九世纪，政教分离后的社会，对于文化及精神的冲击，以及由此造成的纷纭及变化可说是千年罕见。这个比拟，宗教与世俗宗教的平行比较，让我对十九世纪欧洲的音乐重新进行了理解，并使我一路是从贝多芬走到马勒。为此我把贝多芬从深刻的、纯粹的精神文化领域中排除了出去，更加理解爱因斯坦为什么不喜欢贝多芬和瓦格纳。现在你的这个三重被逐出门外，不仅提示了我对于马勒的认识，对我自己过去的道路的认识，也让我再次看到文化问题和文人的关系。这个提法让我看到，我之所以能够在经历了紧密激烈地对政治问题的关心后，近年来逐渐超离政治及现实，越来越多地超脱局部问题，进入思想与精神领域的原因，看到自己留下的思想发展道路，以及这个发展和文化，及个人性格、素质的联系。
你知道，我对于马勒，以及对于京剧，如周正荣等艺术家的喜爱都是无法自拔。现在我看到，其原因全都是基于文化，精神的感受。但是这个感觉却不是早就有的，七十年代甚至八十年代我和我们这代中国的所谓知识人一样，只会用一种进步主义观念来看西方及欧洲，认为那时的欧洲知识界是一个个性解放、充满个人追求精神、战斗激情、为光明而奋斗的模板、进步的楷模。而在我逐渐在文化上彻底切断了真理部的血管，缓慢地恢复了个人的感觉、传统文化感觉后，现在明白，无论哪里的知识分子及艺术家，在时代和历史中，在社会现实生活中，感知的都是文化问题、精神问题，都是苦痛。这尤其是在十九世纪那个动荡时代，越是有文化底蕴的文化人，肯定越是苦痛，犹如上个世纪初的中国文人的苦痛。
正是基于这个对于马勒音乐的同样的感受，上个月我看了孙岳九零年到香港演出的洪羊洞的录像，在精神上引起强烈的震动。孙岳那锥心裂肺的演唱，简直是呼天抢地。阅读孙岳我才明白，文化大革命对于一个中国文化人所带来的苦痛是什么。也就在与此同时我也质问自己，对我们这代人，文革带来的毁灭比孙岳那一代还要残酷彻底，为什么我在对传统文化的认识及感情上，直到八十年代末期都没有孙岳那种痛彻骨髓的痛苦？
思索的同时，我也突然感到孙岳的洪羊洞真可谓空前绝后，没有和文化联系在一起的生命之痛，是唱不出来的。这个痛不仅和人的素质，而且和人的修养就熏陶经历相溶在一起。如果说一个变动的时代是烈火，大部分人被焚毁，一部分烧出来的是残品，而竟然能够烧出如此一件珍品，那可真是可遇不可求。
文化变动对艺术家、知识分子灵魂的影响肯定是和生与死紧密相连的。如我在前面发给你的那篇关于“悼念的癌变”的杂文中所说，真理部培养的子弟们失去了痛感的能力，如前所述，这当然包括我自己在内。我虽然从六九年后期开始在有意识地否定自己、不仅政治感觉上，而且更从方法论认识论上恢复自己基本的感知能力，可深刻的文化的感知的恢复却是谈何容易。它一定是在越来越深地认识到政治，开始超越政治后发生的，具体到这个时代说，是在对意识形态问题有了更深的认识及超越后发生的。在我来说，是在九十年代初期后，在对意识形态极权主义问题开始研究后，在从方法论、认识论问题进一步扩展提出党文化问题后。虽然上述这些根本的思想问题：认识论、方法论问题、意识形态问题、极权主义问题、党文化问题，乃至具体的对于哈威尔的引入介绍，在中国当代思想史、文化史上都是我第一个做出的，但是我却高兴不起来、骄傲不起来。每当想到我在文化上感知的恢复经过了如此漫长的过程，丧失了如此美好的生命年华，我就感到痛到骨髓。这些问题我是伴着自己的痛苦提出的。因为即如你在阅读我的文字中看到的，我对此清楚的、彻底的认识大约是到了这个世纪，也就是五十岁以后。
一个人居然花了半辈子才走到知识和文化，做人的起点，这就是极权主义社会的特点，《一九八四》中解释的黑暗社会的特点。对此，我已经陆续写了一些感思，我会围绕孙岳洪羊洞，及我对京剧的爱好，写一篇对我自己及我这一代人的痛苦反思的文字。
谈到文化问题，它让我想到民国的教育和知识气氛和现今大陆的区别。我上信曾经谈到，我因为背诵杜甫秋兴八首而再次查阅了回到大陆定居的叶嘉莹女士的著述。多年前在网上读到过他的片段文字，只觉得她延续了民国前辈的训练，但是没有感到有能与前辈相比的才气。后来得知她定居大陆更引起我对她的治学及为人气质品质的保留。当然叶落归根、晚年返回故乡定居无可厚非，但是让我感到疑惑的是，如果继续从事诗歌研究，并且真的自身也进入了这个研究领域，那么研究者就一定会和诗人一样是最敏感的人。而搞诗歌研究的人如果能够在大陆如鱼得水，没有感到那种教条的语境及被禁锢的治学气氛下的痛苦，那我就要表示怀疑了。因为即如我，最后被许良英先生所谓革除师门，就是因为思想和气质的不合。我从认识许先生起，始终想要绕过他来谈我对马克思主义及共产党文化的批评，但是不可能，偏偏是他自己公开了这个对抗。
我在许良英先生那里读硕士的时候，曾经试图和许良英先生的同僚们交往，并且也拜访过他们中的一些人，但是都是潜移默化地格格不入。有个别人，虽然我的师兄弟们都和他交往甚密，我也多次在不同场合见到他，但是我却甚至和他从无目光的交集。当然我也从来没有想过去拜访他。而这就是人的气质、知识结构使然。不说对错问题，这至少说明我们之间相隔有多远——我们绝对不是一个世界的人。
在我那一段生活中的老师及朋辈们，有一个值得一提的人，那就是董光璧先生，他是北大物理系六十年代初毕业生。他不说、或者少说，坐在那里，我就觉得是个可以和他相通的人，那是一个少有的有感觉的聪明人，可惜生于这个时代。我相信他是世外高人，大隐隐于市。我没有多找过他的原因，是相信和他的交往不必说什么。
再谈叶嘉莹，单凭过去我接触的文字，我知道她的文学及诗歌研究有民国教育的根底，但是对于作为一个学者和文人的叶嘉莹的分量，我的确不知道有多重。现在让我突然对她有了兴趣的是因为看了她对于杜甫秋兴八首的研究介绍，而进一步感到她的功力，因此在方法与学识上让我对她有了更多的尊重。而这就让我再次感到，民国的训练，让你不成大家，但也不会“废”人，而共产党社会的训练则不仅对人性、而且对于文化及知识的追求都是毁灭性的。
然而这百年的历史、动荡时代的历史，却是充满着荒谬与讽刺。这位民国教育出来的学人叶嘉莹，享受着民国教育给她带来的成绩和荣誉，却从七十年代初期就投怀于毁灭民国、毁灭中国传统及其教育的共产党的摇篮中，她写那些歌颂文革的烂诗的时候，我们这代人正在被毁灭之中。我们甚至不能读到她的文字。一个对国民党的专制不满的人，竟然能够甘愿为彻底毁灭知识与人的绞肉机作陪衬，情何以堪！
这些教训让我一定要说的是：对于你们这一代人来说，在知识领域一定会和我的经历一样：一切都必须重新来。二十几岁，虽然困难、漫长，补这些课还来得及。重要的是知识！而同时以己待人、待世。文人落笔，虽不见血，但是危害的是知识及精神，是未来的教育，害人、害世更深。同样背诵杜甫秋兴八首让我感到的不只是诗歌与教养，不只是和老杜的差距，而更让我感到时代的可悲及黑暗。
对此的认识，不仅是我和叶嘉莹，也是我和我那一代人的区别，以及和那些所谓的异议人士的区别：我认为共产党社会在文化及知识上彻底毁灭了我们这代人，我们一切都必须重来。
现在我相信，凡是肯定我、追随我的年轻人都是因为看到了这点。我也相信，有知识和文化追求的年轻人一定会走向我这条路，而在这条路上，我能够对他们提供帮助，因为我有着具体的黑暗中的探索的经验，及对一般世界文化知识图景的了解。
极权主义社会的文化和知识追求，首先是政治上的反叛，然后是慢慢的重新知识化、文化修养的过程，在知识化过程中，认识论、方法论问题是基础，在文化过程中，传统人文价值，诗词歌赋、琴棋书画的修养是根本。舍此别无他路，这就是我极为重视基本修养，训练，重视京剧修养的原因。
祝好！
维光，2018.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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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明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