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的苏联，最广为人知的是，遭到严重破坏却成为获胜国。正如弗朗索瓦．福雷（Francis Furet）曾写道：“1945年，作为一个伟大而荣耀的国家，苏联凭借其巨大的物质力量，成为人们眼中新的救世主。”没人记得，或至少似乎没人愿意回忆，这件事隐藏很深的另一面。正如古拉格档案所显示的，胜利那年也是苏联集中营系统的全盛时期。当与世界其余地区讲和之际，苏联的内部斗争却有增无减；尽管四年战争给社会造成创伤，但国家对社会的控制却并未放松。相反，1945年，随着红军向西推进，各地区重新被苏联占领，数百万逃脱该系统的苏联公民也最终被迫臣服。
1939至1940年间吞并的领土──波罗的海诸国、西白俄罗斯、摩尔达维亚和西乌克兰，在战争大部分时间里已不受苏联的控制，战后却被迫经历了第二轮苏维埃化进程。抗议苏联的民族主义反抗运动，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开启了一轮武装斗争、迫害和镇压的循环周期。对苏联吞并的反抗，在西乌克兰和波罗的海诸国尤为激烈。
1939年9月到1941年6月，苏联对西乌克兰的首次占领，促使相当强大的武装抵抗组织──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组织（Organization of Ukrainian Nationalists，OUN）形成。其后，该组织成员入伍当了纳粹党卫军特种兵，以打击共产党人和犹太人。1944年7月，红军抵达时，OUN成立了乌克兰解放最高委员会（Supreme Council for the Liberation of Ukraine）。OUN的首领罗曼．舒科霍维奇（Roman Shukhovich）成为乌克兰反抗军（Ukrainian Insurgent Army，UPA）的指挥官。据乌克兰消息人士透露，到1944年秋季，UPA有逾2万名成员。1944年3月31日，贝利亚签署了一份命令，规定OUN和UPA士兵的所有家属都要被逮捕，并放逐到克拉斯诺亚尔斯克（Krasnoyarsk）。1944年2月至10月，有10万零300位平民（主要是妇女、儿童和老年人），依照贝利亚的命令被放逐。至于在此期间被俘的37,000名士兵，则全数被发配到古拉格。1944年11月，乌克兰东仪天主教会（Uniate church）都主教安德烈．希切普蒂茨基（Andrei Shcheptytsky）阁下死后，苏联当局迫使该宗教团体与东正教会合并。
为了根除一切反对苏维埃化的力量，NKVD特工把学校作为攻击目标。对于在西乌克兰仍是“资产阶级”波兰的一部分时上过学的儿童，他们迅速翻阅了其课本之后，拟定了要逮捕人员的名单作为预防措施。所有这些名单的顶端都是最有才能的小学生的名字。他们认为这些学生“潜在敌视苏维埃制度”。根据贝利亚助手之一柯布罗夫的报告，1944年9月至1945年3月，在西白俄罗斯──又一个被认为“充满敌对苏维埃制度的分子”的地区，逾10万名“逃兵”和“通敌者”被捕。1945年1月1日至3月15日期间，立陶宛极少可得的统计资料提到，实施了2,257次种族清洗行动。
这些行动，也因逾6,000名“土匪”死亡和逾75,000名“土匪、逃兵和民族主义团体成员”被捕，而引人注目。1945年，逾38,000名“社会外来分子、土匪和民族主义者的家属”被驱出立陶宛。1944至1946年，这些地区被监禁在古拉格中的乌克兰人的比例增加了140%，波罗的海诸国人的比例则增加了420%。到1946年底，乌克兰人在营地人口中的比例变成23%，波罗的海国家国民则变成6%，因此比其余苏联人口更具代表性。
1945年古拉格的扩张，也可以由从“控制和筛选营（control and filtration camps）”转移数千名囚犯来解释。这些营地是1941年之后建立的，与古拉格劳改营平行，旨在容纳已获释或逃脱敌方战俘营的苏联囚犯；所有人都被怀疑是潜在的间谍，或者至少被怀疑因他们待在苏维埃制度之外而受污染。这些营地监禁着来自前敌占区的达到应征年龄的人，以及占领期间占据权力位置的高级官员（starosti）和其他人，无论其级别多低。根据官方数据，1942年1月至1944年10月，逾42万1,000人在控制和筛选营被关押过。
红军在西部推进，并夺回被德国人控制了两三年的领土后，释放苏联战俘和劳教所在押人员，以及将苏联军事和文职公民遣返回国，成为当务之急。1944年10月，苏联政府成立了遣返事务部，由菲利普．戈利科夫（Filip Golikov）将军领导。在1944年11月11日报刊刊登的一则采访中，这名将军强调，“苏维埃政权最担心的是陷入纳粹奴役中的子民的命运。他们将被恭恭敬敬地接回家，像祖国的诚实子民一样。苏联政府相信，即使苏联公民在纳粹恐怖的威胁下犯下违背苏联利益的行为，但只要这些人回来后，准备履行其作为苏联公民的正常职责，他们就不会因这些行为受到追究。”这则公告被广泛流传，成功欺骗了同盟国。不然，执行《雅尔塔协定》有关遣返所有“在本国境外之苏联公民”的条款时，盟国所怀有的热情该如何解释？尽管协定中很明确地规定，只有穿德国制服或与敌人积极勾结的人才会被强制遣返，但实际上任何在国界以外发现的苏联公民都被移交给负责遣返他们的NKVD特工。
1945年5月11日，停战三天后，苏联政府下令建立100座新的控制和筛选营，每座可容纳1万人。被遣返的苏联战俘受反间谍组织SMERSH（“间谍死神”）的管辖，而平民则临时经过NKVD筛选。1945年5月至1946年2月，逾420万苏联公民被遣返，其中包括被德国人俘虏的500万人中的154万5,000名幸存战俘，以及265万5,000名平民、因工作被放逐者（work deportees），或战争爆发时逃到西方的人。被强制在筛选和控制营待上一段时间后，57.8%的被遣返者获准返回家园，主要是妇女和儿童；19.1%的人重新被征召入伍，通常进入惩戒营；14.5%的人被送入“重建营”（reconstruction battalions），一般至少待两年；8.6%的人，即约36万人，要么被判入古拉格10至20年（其中多数人是因为“背叛祖国”），要么被以“特殊移民”身份交给NKVD军事管制总部（komandatura）。
留给Vlasovtsy的，则是一个奇特的命运。Vlasovtsy，即在苏联将军安德烈．弗拉索夫（Andrei Vlasov）麾下作战的士兵（译者注：也即“俄罗斯解放军”成员）。弗拉索夫是第二集团军司令，于1942年7月被德国人俘虏。基于其反斯大林的信念，弗拉索夫将军同意与纳粹合作，以使他的国家摆脱布尔什维克的暴政。在德国当局的支持下，弗拉索夫组建了一个俄罗斯国民委员会（Russian National Committee），并培训了“俄罗斯解放军”的两个师。纳粹德国战败后，同盟国把弗拉索夫将军及其部下军官交给苏联。他们被迅速处决。在1945年11月的大赦法令之后，弗拉索夫军队的士兵被放逐到西伯利亚、哈萨克斯坦和远北地区六年。1946年初，14万8,079名Vlasovtsy被指控叛国，并发配到古拉格，其中大多数是士官。
特别重新安置点（special resettlements）、古拉格、强制劳动流放区、控制和筛选营以及苏联监狱，从来不曾关押过像胜利那年那么多的囚犯：共计近550万人。这个数字被胜利庆祝活动和“斯大林格勒效应”的风头所盖过。二战的结束开启了苏联历史的一个新时期。它注定要持续近十年。期间，苏联模式引起全世界各国数千万公民共同的迷恋。为赢得对纳粹主义的胜利，苏联付出了最惨重的人员伤亡（这一伤亡被斯大林自己的错误和错误判断极大地放大了）。这一事实有助于掩盖斯大林专制的特征。人们对该政权先前在莫斯科审判和纳粹—苏联条约时代所为的一切猜疑，也因此一扫而空。#
（编者按：《共产主义黑皮书》依据原始档案资料，系统地详述了共产主义在世界各地制造的“罪行、恐怖和镇压”。本书1997年在法国首度出版后，震撼欧美，被誉为是对“一个世纪以来共产主义专制的真正里程碑式的总结”。大纪元和博大出版社获得本书原著出版方签约授权，翻译和发行中文全译本。大纪元网站率先连载，以飨读者。文章标题为编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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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