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规模驱逐是另一种在苏联新领土上使用的策略。虽然这一策略主要包含四个独立的大规模行动，但是对家庭或小团体的驱逐早在1939年11月就开始了。所涉及的实际人数尚不清楚。这一问题也同样存在于1940年下半年从比萨拉比亚（译者注：现摩尔多瓦）和白俄罗斯东部地区驱逐出境的人数。直到最近，仅有可用的数字是1941年由波兰抵抗运动或是波兰大使馆提供和发布的。今天，NKVD档案馆明确表示这些数字实际上是最低限度，几乎肯定必须向上修正。
第一波驱逐行动于1940年2月10日开始，是苏联人民委员会（SNK）1939年12月5日决定的一个结果。准备工作，尤其是地面勘察和汇编名单，花了两个月。组织驱逐出境的人员跨越了很多技术障碍，包括缺乏符合苏联火车的铁路轨道。整个行动都是由梅尔库洛夫（Vsevolod Merkulov）──贝利亚的助手之一，亲自指导的，这不寻常的规格凸显这一行动对苏联的重要性。1940年2月的驱逐对农民的影响最大，包括村里的居民、林业工人和作为政治战略的一部分而被搬到这里使之“波兰化”的定居者。根据NKVD的统计数字，大约有14万人被驱逐出境，其中82%是波兰人。该行动还包括乌克兰人和白俄罗斯人。车队开去了俄罗斯北部、科米共和国和西伯利亚西部。甚至在苏联领导人批准枪决囚犯之前，SNK就已经在1940年3月2日下令进行新一轮驱逐。这次是驱逐囚犯的家属（即使他们的丈夫或父亲正在被执行枪决）以及“社会危险因素”出境。NKVD的数字表明约有60,000人被驱逐，这些人几乎全部去了哈萨克斯坦，去面临饥荒和寒冷的可怕状况。现在从幸存者的证词中了解到了这一行动的划算之处。一个幸存者，Lucyna Dziurzynska-Suchon，回忆说：
我仍然记得我们生活中这一最糟糕的时期。我们好几天什么都没吃，几乎没有。那是冬天，小屋被雪覆盖着。由于有人在外挖了隧道，我们仍然可以出去……母亲仍然可以出去做工。她和我们一样饿。我们只是躺在那里，在稻草中挤在一起努力保暖。我们一直看到小亮光在我们眼前跳跃，我们太虚弱无法站立。小屋里真的很冷……我们只是睡，我们所有时间都只是睡。我哥哥不时会醒来，大声说他饿了。那是他所有能说的，还有就是“母亲，我快死了”。母亲哭了很多。她去了邻近的小屋里向我们的朋友求助。没用。我们不得不一直向“我们的父亲”祈祷。直到，一个奇迹可能救了我们。一位来自另一个小屋的朋友拿来了一把小麦。
第三次行动也是SNK在三月签署的法令的结果，发生在1940年6月28日至29日的夜晚，涉及到所有在1939年9月前没有住在被苏联吞并的领土上并且没有越过苏德两国在波兰境内的分界线回到家的人（分区后逃离并在另一区域被发现的人仍有权返回家园。因此一共有6万人，包括1,500名犹太人，从苏联占领区返回到了德国占领区。）本次行动驱逐的80,000波兰人中，有84%的人是犹太人。那些有幸躲过了纳粹行刑队（Einsatzgruppen）在1941年夏天的大屠杀的人，被送去了劳改营。
第四次也是最后一次行动于1941年5月21日开始，依照苏共中央（CPSU）和苏联人民委员会于5月14日的一个决定。它的目的是清理边境地区和波罗的海地区的“不良分子”。被驱逐者属于silposelentsy类别，就是被判处在指定地区（特别是在哈萨克斯坦）20年或更长强制流放刑罚的人。这一波驱逐浪潮影响了边境地区的86,000人，还不算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
我们用NKVD的数字计算出，有总共33万到34万人被驱逐出境。如果我们加上其它可用的数字，那么这些镇压的受害者人数上升到40万至50万。有的人群去到了苏联的边远地方，特别是有超过10万名被迫在苏联工业机构（尤其是在顿涅茨克［Donetsk］、乌拉尔和西西伯利亚的采矿区）里工作的年轻人，以及15万名男子被动员进入红军的建设营。
在苏联统治波兰东半部的两年中，约有100万人（占人口的10%）直接受到苏联各种形式的镇压：枪决、监禁、进营地、驱逐或强迫劳动。不少于3万人被枪杀，另有9万～10万（8%～10%的被驱逐者）在营地或在铁路运输途中死亡。#（待续）
（编者按：《共产主义黑皮书》依据原始档案资料，系统地详述了共产主义在世界各地制造的“罪行、恐怖和镇压”。本书1997年在法国首度出版后，震撼欧美，被誉为是对“一个世纪以来共产主义专制的真正里程碑式的总结”。大纪元和博大出版社获得本书原著出版方签约授权，翻译和发行中文全译本。大纪元网站率先连载，以飨读者。文章标题为编者所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