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语：为什么？
残酷的需求，在革命的蓝眼睛里燃烧。
──路易‧阿拉贡，《红色战线》（Le Front Rouge）
本书试图超越盲点、党派感情和自发性失忆（voluntary amnesia），来描绘共产主义世界所有犯罪方面的真实情况，从暗杀个人到大规模屠杀。它是20世纪共产主义现象反思的较一般过程的一部分，它只是一个阶段，但在一个关键时刻来临，伴随着1991年在莫斯科的体制内部崩溃以及随后可得的信息来源，这些丰富的新信息直到今天才可以访问。更好地了解事件是不可或缺的，但无论我们的知识可能变得多么复杂，它都绝不会独自满足我们的求知欲或使我们心安理得。根本问题仍然存在：为什么？为什么现代共产主义在1917年出现时，几乎立即变成了一个血腥的独裁体制并成为一个犯罪政权？只有通过如此极端的暴力才能实现其目标，真的是这样吗？如何解释这些罪行是怎样逐渐被视为常规程序的一部分的，并且数十年来一直如此？
苏联是第一个共产党政权。它成为一个世界性体制的核心和引擎。该体制起初缓慢地建立起来，然后在1945年后迅速扩张。列宁和斯大林的苏联是所有现代共产主义的摇篮。它如此迅速地成为一个犯罪政权，非常出人意料，特别是考虑到这场社会主义运动在此之前的发展方式。
整个19世纪，革命暴力的理论以法国大革命的发起经验为主。1793至1794年，法国大革命经历了一个极端暴力的时期，暴力采取三种不同的形式。最野蛮的是“九月屠杀”。期间，巴黎有1,000人被暴徒自发杀害，没有政府干预，也没有来自任何一方的指令。最有名的暴力形式是由革命法庭、监督委员会和断头台进行的，导致巴黎2,625人死亡和各省的16,600人死亡。长期不为人所知的是共和国的“恐怖纵队”（infernal columns）所实施的恐怖活动，其任务是镇压旺代省的起义。他们杀死了该地区数以万计无辜和手无寸铁的人。这几个月的恐怖尽管是血腥的，但只是该国革命漫长历史中的一个插曲，最终促成了一个拥有宪法、民选议会和真正政治辩论的民主共和国的建立。国民公会（the Convention）一旦重拾勇气，罗伯斯庇尔便被罢免，恐怖便停止了。
弗朗索瓦‧傅勒已经证明，革命的概念那时是如何产生的。这一概念与极端行为是分不开的：“恐怖就是以恐惧治理，罗伯斯庇尔将其理论化为以德治理。它被发明出来以摧毁贵族阶层，很快便成为除掉恶人和打击犯罪的手段。它成为革命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似乎是塑造共和国未来公民的唯一手段……如果自由公民的共和国尚未成为一种可能，那一定是因为某些被其过去经历所腐蚀的个人还不够纯洁。恐怖成为革命，即尚未创造的历史锻造未来新人类的手段。”
这场恐怖在几个方面成为布尔什维克许多行为的前身。雅各宾派对社会紧张局势的精明操纵及其政治极端主义和意识形态极端主义，后来得到了布尔什维克的回应。此外，还有首次在法国企图消灭农民的某一特定部分。罗伯斯庇尔在驱使列宁走向恐怖的路上放置了第一批石头。正如这位法国革命者在对牧月法令（the Prairial Laws）投票期间向国民公会宣称的那样：“为了惩罚祖国的敌人，我们必须查出他们是谁：但我们不想惩罚他们，我们想摧毁他们。”
不过，这一恐怖的创始时刻并没有激励19世纪主要革命思想家中的其他任何追随者。马克思本人给予了它相对较少的关注。诚然，他强调了“历史上暴力的作用”并为之辩护，但与其说他把它视为针对特定人群的系统的暴力方案，不如说他把它视为一般命题。马克思的著作中当然有模棱两可之处，这些被一些恐惧的信徒抓住，来证明暴力解决社会冲突是正当的。与此同时，马克思严厉批评巴黎公社的灾难性经历以及由此产生的血腥镇压，其间有2万多名工人死亡。在第一国际的早期辩论中，马克思反对俄国无政府主义者米哈伊尔．巴枯宁（Mikhail Bakunin），显然马克思取得了最终胜利。因此，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社会主义工人运动中关于恐怖暴力的辩论似乎几近封闭。
在这些事件发生的同时，欧洲和美国议会民主制的迅速发展代表了社会主义战略家的一个新的基本因素。议会实践使社会主义者得以成为政治体系中一支真正的力量。在1910年的选举中，工人国际法国支部获得了74个席位。还选出了另外30名独立的社会主义者，包括其领导人艾蒂安．米勒兰（Etienne Millerand）。他于1899年首次进入“资产阶级”政府。让．饶勒斯（Jean Jaurès ）是又一位在日常事务中设法将革命性言论与改革性的民主行动相结合的人物。组织最好、最有权势的社会主义者无疑是德国人。在一战前夕，他们已有逾100万名成员、110名国会议员、220名省议会代表、12,000名市议员和89名其他代表。在强大工会的大力支持下，英国工党运动也很多，而且组织良好。社会民主党在斯堪的纳维亚迅速获得力量。在那里，它非常活跃，在改革中具有影响力，并在议会中被充分代表。一般来说，社会主义者希望他们会很快在许多不同国家拥有议会的绝对多数，这将使他们得以在不久的将来和平地实施基本的社会改革。
这一进展在爱德华．伯恩施坦（Eduard Bernstein）身上找到了其理论根据。他是19世纪晚期最有影响力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之一。他同卡尔‧考茨基（Karl Kautsky）都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解释者。他认为，资本主义并未显示出马克思所预言的崩溃迹象，所需要的就是，渐进而和平地迈向社会主义、工人阶级慢慢地学习民主和自由的过程。1872年，马克思曾表示，希望革命可以在美国、英国和荷兰采取和平的形式。在1895年出版的马克思的《在法国的阶级斗争》（Class Struggles in France）第二版的序言中，他的朋友和信徒弗里德里希．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进一步发展了这一观点。
社会主义者往往对民主抱持矛盾的态度。当世纪之交法国爆发德雷福斯事件（Dreyfus affair）时，他们采取了一些相互矛盾的立场：饶勒斯出面支持德雷福斯，而当时法国马克思主义的核心人物茹尔．盖得（Jules Guesde）则不屑地宣称，无产阶级最好对法国资产阶级的内部纷争置身事外。欧洲的左派一点儿都不团结，其中的一些流派──特别是无政府主义者、工团主义者以及路易．奥古斯特．布朗基（Louis Auguste Blanqui）的支持者──仍然强烈倾向于经常通过暴力手段，拒绝议会程序的所有方面。然而，在1914年战争前夕，正式奉行马克思主义的第二国际支持一系列和平解决方案，依靠对群众的动员和普选权。
第二国际的极端主义派系在世纪之交前后已经合并，包括最强硬的俄国社会主义者──列宁的布尔什维克派。尽管明显源自欧洲马克思主义传统，但布尔什维克在俄国土地革命运动中也有着牢固的根基。整个19世纪，这场革命运动的一部分与暴力活动相关联。运动中最激进的暴力支持者是谢尔盖．涅恰耶夫（Sergei Nechaev）。陀思妥耶夫斯基将其作为《群魔》（The Devils ）中革命主人翁的原型。1869年，涅恰耶夫出版了一本《革命者教义》（Catechism of a Revolutionary）。他在其中把革命者定义为
一个已经迷失的人。他没有特别的兴趣爱好，没有私人事务，没有感情，没有个人执著，没有财产，甚至没有名字。他身上的一切都被一种兴趣所吸引，以至排斥所有其它兴趣，只被一种思想、一种激情所吸引……革命。在他的内心深处，不仅在口头上，而且在行动上，他已经断绝了与社会和文明世界、其法律和惯例、社交礼仪和道德准则的一切联系。革命者是一个死敌，他继续活着，只是为了能确保摧毁社会。
然后，涅恰耶夫阐述了他的目标：“革命者绝不进入政界或社交界，即所谓的受过教育的领域。他活着只信仰迅速而彻底地毁灭它。任何人，无论对什么感到怜悯，都不能真正被称之为革命者。”他的行动计划主张“这整个病态社会必须分为几个类别。第一类是要立即杀掉的人……第二类应当包括将被允许继续活一段时间的个人，这仅仅是为了通过其骇人听闻的行径，来加速不可避免的民众起义”。
涅恰耶夫有几名效仿者。1887年3月1日，有人企图刺杀沙皇亚历山大三世（Alexandr III）；这一图谋失败了，肇事者们被捕。其中包括列宁之兄亚历山大．伊里奇．乌里扬诺夫（Aleksandr Ilich Ulyanov）。他和他的4名同谋一起被绞死。因此，列宁对这个政权的仇恨根深蒂固，导致他在政治局其余人不知情的情况下，于1918年亲自决定并组织了对罗曼诺夫皇室的屠杀。（待续）
（编者按：《共产主义黑皮书》依据原始档案资料，系统地详述了共产主义在世界各地制造的“罪行、恐怖和镇压”。本书1997年在法国首度出版后，震撼欧美，被誉为是对“一个世纪以来共产主义专制的真正里程碑式的总结”。大纪元和博大出版社获得本书原著出版方签约授权，翻译和发行中文全译本。大纪元网站率先连载，以飨读者。文章标题为编者所加。）
（转自大纪元/责任编辑：王馨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