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6月23日，中共工信部、发改委、商务部等九部委联合发布《黄金产业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2025—2027年）》，强调“黄金兼具商品与货币双重属性”，称其对“金融安全”具有重要意义。方案表面是为了推动产业升级，实则旨在提升黄金在中国金融货币体系中的地位，暗示政策重心已由“产业安全”转向“金融稳定”。
2025年初，黄金价格从2,641美元/盎司飙升至3,509美元/盎司，涨幅32.9%，成为最稳健的“资产避险港”。全球央行2024年增持超1,000吨黄金，占储备资产20%，是过去10年平均水平两倍。在全球央行纷纷增持黄金、美元信用逐步下滑背景下，黄金已脱离纯粹商品属性晋升为全球货币体系中的“无主权信用资产”。
中共此次推出黄金产业新政策，正是在中美关税战美元获取能力下降、货币超发人民币面临贬值压力内外双重困境下，试图以“增产+扩储”方式，为稳定人民币预期而进行的“金融自救”。
中国黄金产业现实困境：产能第一，结构失衡
2024年，中国矿产金产量达377吨，连续18年全球第一。同期，中国黄金消费量为985吨，连续12年全球第一。中国黄金产业看似产消两旺，实则存在资源保障能力不足、工业用途偏低和企业竞争力差等诸多结构性问题。
第一、产量增长乏力：2024年中国黄金产量增幅仅0.56%，因传统产区老矿枯竭，新矿投产周期长，所以原料供应高度依赖进口，对外依存度为46.22%。澳大利亚、俄罗斯等国凭借更高资源储量和开采效率，正逐步缩小差距。
第二、工业用途偏低：超过九成消费集中在首饰和投资领域，真正用于高科技制造、电子信息、医疗器械和航空航天等工业领域的比例不到10%。比如2024年985吨黄金消费量中，有54%用于首饰、38%用于投资，真正进入工业制造的不足8%。
第三、资源储量和品味偏低：大多数金矿为露天开采，品位在1~4g/t之间，即每吨矿石能提取1~4克黄金（而南非为9.38克）。探明储量3,100吨，仅占全球4.8%，远低于澳大利亚（1.2万吨）和南非（5,000吨），结合产量看可采年限仅15年（澳大利亚30年、南非40年）。
第四、产业“小散乱”问题严重：80%的矿山为中小企业，设备落后、环保事故频发，盈利能力差。今年第一季度，中国黄金集团净利润率为8.9%，对比国际企业差距明显（如澳大利亚纽蒙特矿业达25.77%）。
总的来看，中国虽在黄金生产和消费规模上处于领先优势，但整体产业结构仍处在价值链底端，真正具备全球竞争力的企业寥寥无几。
政策目标与意图：“产业升级”是幌子，“金融稳定”是核心
新政策勾勒出宏大愿景：资源储量增长5%~10%，产量提升5%以上；日处理矿石500吨以上的矿山占比达70%；突破深层矿产开采（2,000米以下）、无氰提金等关键技术。
然而，这些目标大多严重脱离现实。从资源储量和品味、技术水平到产业结构，中国黄金产业全面“欠账”，想要在三年内实现产能跃升与技术突破，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主要包含以下五方面原因：
第一、由于深部矿产勘探难度大，资源枯竭显着，新增储量增长面临较大压力。行业分析普遍认为，未来中国黄金储量增长将主要依靠提高勘探效率和开采技术，而非单纯依靠新增资源储量。
第二、传统产区（山东、河南）矿山年产量呈3%~5%下滑趋势，而新矿从勘探到全面投产，平均需要5至7年甚至更久，很难在短期内显着增长。2024年中国黄金产量377吨，仅比2023年增长2.1吨，几乎接近零增长。
第三、无氰提金技术作为解决氰化尾渣问题的源头性控制方案，尚处于实验室研究和试验阶段，提金率低、成本高。在全球范围内，无氰技术应用比例不到10%，尚未实现工业化大规模替代。
第四、深部开采（千米以上）安全性差、效率低，全国多地金矿（深井）事故频发，导致停产整顿。如湖南金矿连续发生矿难、山东金矿发生爆炸与火灾，多数为深部矿层作业。
第五、80%为中小型矿山（日处理<200吨），治理能力弱，频繁发生尾矿泄露、废水排放及重金属污染事件（如2024年贵州安顺、黔西南等多地严重矿山污染）。
此外，中小矿山整合还涉及地方利益冲突，早在2008年，紫金矿业整合当地小矿时，因为征地补偿问题与村民冲突升级，爆发了严重警民冲突，造成多人伤亡。
总的来说，黄金在中国工业需求占比低，产业升级经济贡献有限（2024年黄金产业对GDP贡献约0.72%）。但黄金兼具商品和货币属性，在全球金融市场动荡、地缘政治紧张时，是无可替代的避险资产。
因此，这次新政策的核心是金融安全战略延伸。所谓的“产业整合”，更像是为国企铺路的政治操作，而非经济效益驱动。借整合淘汰中小矿企之机，扩大国企在黄金资源和金融政策中的主导地位，为黄金“金融化”创造制度空间，弥补货币超发带来的“货币信用塌陷风险”。
中共金融维稳焦虑与黄金“救火”角色
2025年，全球地缘政治风险加剧，中美关税战升级、人民币贬值预期、外汇储备承压，促使中共不得不将黄金作为“硬通货”以对冲金融风险，稳定金融体系。当局对黄金产业政策的“紧急加码”，反映出其正面临严峻金融安全问题：
首先，货币超发与信用透支：2020—2024年中国M2年均增速维持在10%以上（最高11.81%），M2/GDP比值高达2.32（为创造1单位GDP要超发2.32单位货币），远超日本的1.97，货币泛滥严重。
2025年，当局已实施降准（50个基点，释放约1万亿人民币流动性）与降息（MLF利率降至2%），并推出超过10万亿财政刺激（包括赤字扩容和专项债）。
其次，人民币贬值与资本外流：2025年，离岸人民币（CNH）一度跌至7.4287兑一美元，逼近历史低点，市场预期人民币可能进一步贬至7.45～7.8。中共央行通过设定每日中间价、2%交易区间、抛售美元和收紧离岸流动性管控汇率，但成本高昂。
2015—2016年类似干预耗费约1万亿美元外汇储备，而2025年外汇储备（3.3万亿美元）增长停滞，资本外流风险进一步放大。货币超发与贬值预期的恶性循环，使人民币稳定成为金融安全的首要挑战。
最后，中美关税战加剧外汇困境： 中美关税战自2018年开打，2025年进一步升级，目前美国对华关税升至55%。关税战直接削弱中国出口创汇能力，官方数据显示，2025年5月中国对美出口暴跌34.5%，创下自2020年初新冠疫情爆发以来的最大跌幅。
虽然中国通过贸易转移（如对越南、墨西哥出口）部分抵消影响，但欧盟、东盟等替代市场无法完全弥补美元收入损失。为节约外汇，中国压缩非必需品进口（如奢侈品），但能源、芯片等关键物资进口仍需大量美元，外汇储备压力持续加剧。
这“三重危机”迫使中共寻找替代策略以增强金融安全。在此背景下，黄金被赋予三大关键角色：
第一、对冲货币超发，稳定市场信心，缓解资本外流。货币超发导致人民币信用透支，黄金作为全球公认的避险资产，可为央行信用背书，增强人民币币值稳定性。
第二、减少美元依赖，缓解外汇压力。中美关税战削弱美元收入，外储增长停滞，汇率干预成本高昂。黄金作为非美元资产，可部分替代美元储备功能，减轻干预压力。
第三、应对地缘风险。2025年，全球地缘冲突加剧（如乌克兰危机、中东紧张），贸易保护主义抬头，黄金作为“无主权信用资产”，可在金融制裁或资本流动限制时提供缓冲。
官方数据显示，5月末中国黄金储备约2,296吨，占外汇储备7%，远低于全球央行15%的平均水平。新政策欲将黄金储备作为金融稳定的“最后防线”，但这样低比例的黄金储备抗金融风险能力明显不足，难以承担这个定位。因此，通过黄金来给中国金融“救火”更像是当局的一种心理安慰。
结语：黄金产业新政策或将引发金融失控
表面上，《黄金产业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是一项产业政策，实质上却是中共央行对冲货币超发、稳定人民币信用的“隐性货币政策工具”。在外汇储备增长乏力、美元收入受限、人民币贬值压力剧增背景下，黄金被提升为国家信用的一部分。
这是一场以资源之名、应金融之需的政策转向。黄金不再只是矿业，而成为央行货币体系的“防火墙”。然而，中国高成本矿企（债务率超60%）和金价波动（2024年达20%）使得政策风险极高，一旦国际金价出现回调则可能引发债务危机，波及金融体系。
真正值得警惕的，并不是黄金产业本身的短板，而是当局寄希望于黄金弥补整个货币信用体系裂缝的意图本身。若政策落空，央行“放水”的风险，就可能转化为一场系统性的金融失控。这场以“黄金”为名的博弈，注定充满变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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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自大纪元/责任编辑：刘明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