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生物学或动物学的思维，使我们能够更好地理解，为什么那么多的共产主义罪行是反人类罪，以及马列主义意识形态是如何成功地向其追随者合法化这些罪行的。鉴于有关生物学最新发现的法律判决，布鲁诺．格拉维耶（Bruno Gravier）写道：“有关生物伦理学的法律文本……充当了与科学进步有关的一些更隐蔽危险的指示牌。这种科学进步在与恐怖有关的意识形态的产生中所扮演的角色尚未被人充分认识。杰伊．艾夏（J. Asher）在他的“运动法则”（law of the movement）里谈到了这一问题。[夏尔．里歇（Charles Richet）和[亚历克西．卡雷尔（Alexis Carrel）等知名医生所做的工作从根本上推动了优生学的发展，显然为纳粹的灭绝行动和纳粹医生的任性行为铺平了道路。”
共产主义中存在着一种社会政治上的优生学──一种社会达尔文主义。用多米尼克．科拉斯（Dominic Colas）的话说：“作为社会物种进化知识的掌握者，列宁决定着谁应该被判处扫进历史的垃圾箱而消失。”基于政治和历史的意识形态以及马列主义，即在所谓的“科学的”基础上，资产阶级代表着已被超越的人性的一个阶段。从作出这一决定的那一刻起，它作为阶级被肃清以及实际上或据称属于它的个人被肃清，就可以显得名正言顺了。
马塞尔．科林（Marcel Colin）在谈到纳粹主义时，提到“由这种犯罪意识形态引入的分类、隔离、排斥和纯粹的生物学标准”，“我们正在考虑科学理念，包括遗传性、杂交、种族纯洁性。还有其它方面，具有幻想性、跨越千年或末日启示的特征。这些方面显然也是特定历史时刻的产物。”科学预设应用于历史和社会，例如，无产阶级是历史意义的承载者的观点，很容易追溯到跨越千年的宇宙幻景，并且在共产主义者的经验中无处不在。正是这些预设成为诸多犯罪意识形态背后的原因。在这些犯罪意识形态中，纯粹的意识形态类别决定了任意的划分，例如，将人类划分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以及分为小资产阶级和大资产阶级或富农或贫农等类别。马列主义通过将这些类别具体化，就好像它们早已存在且完全不可变一样，从而将体制本身进行了神化，所以类别和抽象化比任何人类现实都重要得多。个人和群体被视为某种原始的、非实体化社会学的原型。这使犯罪变得容易得多：告密者、施刑者和NKVD刽子手没有谴责、告发、造成痛苦或杀人，他们只是消除了某种不利于共同利益的抽象概念。
该学说就成为一种犯罪意识形态。它简单地否认一个基本事实：罗伯特．安泰姆（Robert Antelme）所说的“人种”，或1948年《世界人权宣言》序言中所说的“人类家庭”。马列主义的根源也许根本不会在马克思主义中找到，而是在达尔文主义的一个变种中出现。这种达尔文主义被应用于社会问题，其灾难性后果与此类思想应用于种族问题时一样。有一点是肯定的：危害人类罪是一种意识形态的产物，这种意识形态不是使人们沦为一种普遍的状态，而是沦为一种特殊的状态，无论是生物的、种族的还是社会历史的。通过宣传，共产党人成功地使人们相信，自己的行为具有与整个人类有关的普遍含义。批评者主张，纳粹计划有一个特定的目标，这种目标是极端民族主义的和种族主义的，而列宁的计划则是普遍性的，经常试图以此来区分纳粹主义与共产主义。这是完全错误的。列宁及其后继者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在实践上，将所有资本家、资产阶级、反革命分子等等排除在人类之外，使他们变成社会话语和政治话语中绝对的敌人。考茨基早在1918年就指出，这些术语完全是具有弹性的，让当权者想把谁排除在人类之外就把谁排除在人类之外，只要当权者愿意。这些术语直接导致了反人类罪。
生物学家亨利．阿特兰（Henri Atlan）“认识到，人类的概念超出了生物学的范畴，而且生物学‘对人言之甚少’”。在讨论诸如亨利．阿特兰等生物学家时，米雷耶．戴尔马-马蒂（Mireille Delmas-Marty）承认：“的确，完全有可能将人类物种视为与其它物种一样的动物物种、一种人类正在学习把自己创造成的物种，就像人类已经创造其它动植物物种一样。”但这实际上不就是共产主义企图做的吗？“新人”的构想不是共产主义计划的核心吗？共产主义难道没有一系列诸如特罗菲姆．李森科之流的自大狂吗？他试图创造的不仅仅是新的番茄或玉米品种，而且试图创造新的人类物种。
出现于医学胜利时期的19世纪晚期的科学心态，激发了瓦西里．格罗斯曼关于布尔什维克领导人的以下言论：“这种人在其他人当中的行为，就像外科医生在医院病房里一样……他的灵魂真的在刀子里。这些人的本质在于他们对手术刀的狂热信仰。手术刀是大理论家、20世纪的大哲学家。”波尔布特（Pol Pot）将这一思想推向了最极端。他用可怕的一刀切除了社会肌体（Social Body）上坏疽的部分──“新人”，同时保留了“健康”的农民部分。尽管这种思想很疯狂，但它并不完全是新的。俄国革命者、涅恰耶夫重要的接班人彼得．特卡乔夫（Pyotr Tkachev）在19世纪70年代就已提出消灭所有25岁以上的俄国人。他认为，这些俄国人没有能力实现他的革命理想。在写给涅恰耶夫的一封信中，巴枯宁表示反对这种疯狂的想法：“我们的人民并不是一张白纸，任何秘密社团都可以在上面写任何想要的东西，例如你们的共产党计划（Communist program）。”共产国际要求把旧账一笔勾销，毛泽东极好地自比为在一张空白纸上写作的诗仙，仿佛他真的相信数千年的历史可以被简单地忽略。
上面讨论的大多数恐怖机制起源于列宁和斯大林统治下的苏联，但是在所有声称起源于马克思主义的政权中，它们的某些特征都以不同的强度被发现。每个共产党国家或共产党都有自己特定的历史、有自己特定的地区性和地方性差异，但联系总是可以追溯到1917年11月在莫斯科精心制定的模式。这种联系构成了共产主义的一种遗传密码。
我们怎么可能了解参与这个可怕体制的人？他们有特定的心理特征吗？每个极权主义政权似乎都能找到特别想从事这种行为的一部分人口。它积极地把他们找出来，并提拔进自己的行列。斯大林自己的案例就具有代表性。在战略方面，他是列宁重要的接班人，能够在本地或全球范围内轻松地加速业务的发展。从历史看来，他有可能作为本世纪（译者注：指20世纪）的大人物之一而出现。他将1922年虚弱的苏联转变为世界两个超级大国之一，并且数十年来，让共产主义似乎成为资本主义唯一真正的替代品。
但他也是一个世纪以来最大的罪犯之一。在这个世纪中，大罪犯太容易找到了。早在1953年，鲍里斯．苏瓦林和鲍里斯．尼古拉耶夫斯基就将斯大林称为本世纪的卡利古拉（Caligula，译者注：罗马帝国第三任君王，被认为是个典型的暴君）。托洛茨基始终认为，他是个偏执的疯子。不仅如此，斯大林还是个非同寻常的狂热分子，具有特殊的政治天赋，而且是一个不相信民主的人。斯大林是由列宁发起的、涅恰耶夫所梦想的运动之必然产物：一个使用极端主义手段实施极端主义政策的人。
斯大林如此蓄意地从事反人类罪，将其作为一种统治手段，使我们回到了他性格中具俄罗斯特点的一面。他是高加索本地人，在童年和青少年时期，就大量接触有着金子般的心的强盗的故事，以及abreks，即被开除出家族或庄严宣誓要血腥复仇的山民的故事──简而言之，就是充满绝望勇气的男人的故事。他使用化名科巴（Koba）。这是神话中一个强盗王子的名字。这位王子是当地罗宾汉（Robin Hood）式的人物，前来帮助寡妇和孤儿。巴枯宁在其与涅恰耶夫撇清关系的信中写道：
你还记得当我称你为abrek（译者注：意指强盗）并把你的信仰描述为某种abreki的教义问答时，你对我有多么生气吗？你说过，应该让所有人都变成这样，说放弃自我、放弃个人的需求和欲望、所有的情感、执著和联系应该成为一种正常状态──全人类的日常状态。出于残酷的放弃和极端的狂热，你现在想制定一个适用于全社会的总体原则。你想要疯狂的东西、不可能的东西，全然否定自然、人类和社会！
尽管巴枯宁全心致力于这一理想，但早在1870年，巴枯宁就明白，即使革命行动也必须服从一些基本的道德约束。（待续）
（编者按：《共产主义黑皮书》依据原始档案资料，系统地详述了共产主义在世界各地制造的“罪行、恐怖和镇压”。本书1997年在法国首度出版后，震撼欧美，被誉为是对“一个世纪以来共产主义专制的真正里程碑式的总结”。大纪元和博大出版社获得本书原著出版方签约授权，翻译和发行中文全译本。大纪元网站率先连载，以飨读者。文章标题为编者所加。）
（转自大纪元/责任编辑：李明）
